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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赤子心詩社的社員2006年2月回憶說：“我1977年考上吉林大學中文系，經歷了校園中最初的思想啟蒙和自由空氣，康德哲學動搖了唯物主義灌輸，《今天》詩歌的個體性表達顛覆了賀敬之式的革命抒情，鄧麗君軟綿綿的情歌唱垮了狼奶教育灌輸的鋼鐵觀念，日本電影《追捕》中女主人公那飄飛的長髮改變了李鐵梅式的視覺形象……回想起自己讀大學和讀研究生的時期對老師們的感覺，年齡差異的大小，並不是決定代與代之間的親疏關係的主要因素，反而是隔代人之間更親密，而上下代之間更隔膜。也就是說，我們這代大學生與民國時期大學畢業的老一代之間，有著更多的共同語言和精神溝通，而與年齡更為接近的畢業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年一代之間，卻更少共同語言和精神共鳴。哪怕是與那些從延安出來的老一代知識分子相處，其心靈的接近程度也要超過那些中年教師。比如，我讀大學本科時的公木先生，讀研究生時的黃藥眠先生，兩位老延安對我們這代大學生皆能盡到了保護之責。”
1985年7月，在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先秦兩漢文學學術討論會合影“讀大學本科時，校園社團極為活躍，我們吉林大學中文系七七級也有個‘赤子心’詩社，共七個人，我是其中之一。著名詩人公木先生……與年輕人的交往很頻繁，以他的資歷來支持和保護勇於出新的年輕人。他不但全力支持校園詩社的自發創作活動，而且在我們畢業之後，當我們詩社的徐敬亞因發表《崛起的詩群》而在清污中遭到整肅之時，公木先生也曾出面保護過他。”
第五十二章（3）
這一級學生，是“文革”後公木在吉林大學教過的唯一一級本科生。公木的課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浪漫主義。他講得很認真，但是學生們表面上聽課，實際是在下面翻歐洲小說和新被介紹過來的西方思潮。有很多時候，他們不過只是坐在他的課堂上，那些佶屈聱牙的老調子，他們並不太熱心。不過，他們喜歡去公木的小書房裡聊天。公木坐著那快鬆散的舊藤椅，上面還有一個厚重的棉花墊子。王小妮在散文中幽默地說起這藤椅給她的印象：有學問的人才配坐那儒雅的東西。公木坐在如花般年齡的學生中，手舞足蹈地給他們講自己當年參加的北平“飛行集會”（學生運動），講向反動派扔汽油瓶，講得家裡的藤椅搖晃，講得布墊落地，他繃著嘴唇模擬出街頭的爆炸聲……像他們中間最大的孩子。一見到這些年輕人，公木總是幾小時幾小時的興奮，他不知疲倦地進行著激情的單人演說。
有一天在課堂上，公木講到延安，說到毛澤東的偉大，他突然哭了，泣不成聲。這使大學生們很意外。徐敬亞將公木稱為熱情的回答者和好鬥的理論家，談起公木的時候，徐敬亞說：他，是那樣優秀的辯論對手！作為某一種文化的苦難結晶，作為某一類標本一樣純正的性格，他，是那樣的真實而矛盾！
徐敬亞幾乎一點沒有折扣地把他當時所能得到的全部最新非官方詩歌，一批批送到公木的案頭。大概1979年春天，也就是《今天》雜誌出刊第三期“詩歌專號”起，公木就看到了當時的全部。這使得他成為當年中國詩壇上最早接觸“朦朧詩”的老人之一。也許因此，他沒有像有些老詩人那樣與新潮奮力對抗。
1979年6月，徐敬亞的《早春之歌》以頭題發表在《詩刊》上。不久以後，他寫了大學期間的第一篇詩論《復甦的繆斯》，這本來是一篇大二時的“當代文學史”開卷考試論文，一兩千字就可以通過，他卻寫了兩萬多字。最初的指導教師是井繼成先生，先生看過以後，覺得這不是一篇普通的學生作業，而是一篇很重要的論文，系裡便轉請於正新先生對他進行指導，再後來交到時任副校長的公木手裡。公木看了很激動，1979年的整整一個寒假都認真幫徐敬亞修改，並推薦給了北京的“當代文學研究會”。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詩歌界的關注。後來又是在公木的幫助下，吉林省作協同意為徐敬亞和王小妮報銷路費，他們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車從長春到了北京，參加了詩刊社第一屆“青春詩會”。
從北京回長春後就是暑期開學，當時徐敬亞正在讀大三。寒假前教師布置一個“學年論文”。徐敬亞一口氣寫了45000多字，這就是《崛起的詩群》。這一次，他的指導教師就是公木。徐敬亞把剛剛寫好的《崛起的詩群》手寫稿交給公木，公木讓學校將幫他論文列印出來，卻對他什麼也沒說。當初，公木在看過《復甦的繆斯》後非常興奮，曾認真地親筆做過不少批改。這一次他沒進行任何批改只是給他評了個優秀。徐敬亞知道他對文章其實並不完全認同。一直到畢業，公木沒有說更多的話。但是，他並沒有劍拔弩張地討伐它，經歷過那麼多年風霜雨雪，他心裡明白，即使不擁護對方的觀點，也應該維護對方發言的權利。哪怕這個對方是自己的學生。他不像某些評論家，或者習慣於教師爺一般舞弄棍棒，或者又一下子變成拿花手絹的保姆模樣，老母雞似的一味護短和吹捧。
《崛起的詩群》完成於1981年1月。在徐敬亞手中壓了一年半以後，設在大連的遼寧師範學院學生內部鉛印刊物《新葉》寫信向他邀稿。他把《崛起的詩群》找出來，寄給大連，馬上在第8期上全文發表出來。後來，編《新葉》的幾位遼師院的同學，如劉興雨等，都因這篇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分配到小縣城去了。
1985年7月，在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先秦兩漢文學學術討論會合影“讀大學本科時，校園社團極為活躍，我們吉林大學中文系七七級也有個‘赤子心’詩社，共七個人，我是其中之一。著名詩人公木先生……與年輕人的交往很頻繁，以他的資歷來支持和保護勇於出新的年輕人。他不但全力支持校園詩社的自發創作活動，而且在我們畢業之後，當我們詩社的徐敬亞因發表《崛起的詩群》而在清污中遭到整肅之時，公木先生也曾出面保護過他。”
第五十二章（3）
這一級學生，是“文革”後公木在吉林大學教過的唯一一級本科生。公木的課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浪漫主義。他講得很認真，但是學生們表面上聽課，實際是在下面翻歐洲小說和新被介紹過來的西方思潮。有很多時候，他們不過只是坐在他的課堂上，那些佶屈聱牙的老調子，他們並不太熱心。不過，他們喜歡去公木的小書房裡聊天。公木坐著那快鬆散的舊藤椅，上面還有一個厚重的棉花墊子。王小妮在散文中幽默地說起這藤椅給她的印象：有學問的人才配坐那儒雅的東西。公木坐在如花般年齡的學生中，手舞足蹈地給他們講自己當年參加的北平“飛行集會”（學生運動），講向反動派扔汽油瓶，講得家裡的藤椅搖晃，講得布墊落地，他繃著嘴唇模擬出街頭的爆炸聲……像他們中間最大的孩子。一見到這些年輕人，公木總是幾小時幾小時的興奮，他不知疲倦地進行著激情的單人演說。
有一天在課堂上，公木講到延安，說到毛澤東的偉大，他突然哭了，泣不成聲。這使大學生們很意外。徐敬亞將公木稱為熱情的回答者和好鬥的理論家，談起公木的時候，徐敬亞說：他，是那樣優秀的辯論對手！作為某一種文化的苦難結晶，作為某一類標本一樣純正的性格，他，是那樣的真實而矛盾！
徐敬亞幾乎一點沒有折扣地把他當時所能得到的全部最新非官方詩歌，一批批送到公木的案頭。大概1979年春天，也就是《今天》雜誌出刊第三期“詩歌專號”起，公木就看到了當時的全部。這使得他成為當年中國詩壇上最早接觸“朦朧詩”的老人之一。也許因此，他沒有像有些老詩人那樣與新潮奮力對抗。
1979年6月，徐敬亞的《早春之歌》以頭題發表在《詩刊》上。不久以後，他寫了大學期間的第一篇詩論《復甦的繆斯》，這本來是一篇大二時的“當代文學史”開卷考試論文，一兩千字就可以通過，他卻寫了兩萬多字。最初的指導教師是井繼成先生，先生看過以後，覺得這不是一篇普通的學生作業，而是一篇很重要的論文，系裡便轉請於正新先生對他進行指導，再後來交到時任副校長的公木手裡。公木看了很激動，1979年的整整一個寒假都認真幫徐敬亞修改，並推薦給了北京的“當代文學研究會”。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詩歌界的關注。後來又是在公木的幫助下，吉林省作協同意為徐敬亞和王小妮報銷路費，他們坐了一夜的硬座火車從長春到了北京，參加了詩刊社第一屆“青春詩會”。
從北京回長春後就是暑期開學，當時徐敬亞正在讀大三。寒假前教師布置一個“學年論文”。徐敬亞一口氣寫了45000多字，這就是《崛起的詩群》。這一次，他的指導教師就是公木。徐敬亞把剛剛寫好的《崛起的詩群》手寫稿交給公木，公木讓學校將幫他論文列印出來，卻對他什麼也沒說。當初，公木在看過《復甦的繆斯》後非常興奮，曾認真地親筆做過不少批改。這一次他沒進行任何批改只是給他評了個優秀。徐敬亞知道他對文章其實並不完全認同。一直到畢業，公木沒有說更多的話。但是，他並沒有劍拔弩張地討伐它，經歷過那麼多年風霜雨雪，他心裡明白，即使不擁護對方的觀點，也應該維護對方發言的權利。哪怕這個對方是自己的學生。他不像某些評論家，或者習慣於教師爺一般舞弄棍棒，或者又一下子變成拿花手絹的保姆模樣，老母雞似的一味護短和吹捧。
《崛起的詩群》完成於1981年1月。在徐敬亞手中壓了一年半以後，設在大連的遼寧師範學院學生內部鉛印刊物《新葉》寫信向他邀稿。他把《崛起的詩群》找出來，寄給大連，馬上在第8期上全文發表出來。後來，編《新葉》的幾位遼師院的同學，如劉興雨等，都因這篇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牽連，分配到小縣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