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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公木的一位也參加了評獎工作的詩友1983年4月4日發來的一封信，或許可以了解事件的實情。那位詩友通報說：
“詩歌評獎一幕已告結束。如果沒有後來的尾聲，一切本是愉快的。Z堅決執行H同志批件（我們知道，但沒有傳達）。如果不是批件下達，評獎結果已通知有關作者，則舒婷是要被撤掉的。後來採取了分等（一等七名，二等三名）的妥協辦法。您的文章暫不發四月號，校樣已送FM，FM意見請您作些補充（指舒的不足也講一點）後再發。DF一再考慮（我理解是上下關係）以不發為好。這樣一個波折，評獎期間的回憶，都蒙上了暗影。投票後二三日（臧）克家有信來，說這次大家融洽、公正的一起工作，十分愉快，我原也這樣看，這是促大家求同、團結，發揚藝術民主的又一個小小開端。現在看，也失於太天真了。”
那次評獎工作後來一直議論紛紛。本來，在初評小組提出入圍作品的基礎上，評委會投票選定了十部詩集；經過不短一段時間的認真閱讀、討論之後，當票選結果出來的時候，大家如釋重負，十分高興，決定在向作協領導匯報的同時，立即在第一時間向獲獎詩人通報。
當時的十部獲獎作品本來是同一級別。２００５年２月，邵燕祥先生在《作家》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作了公開披露，談得也更詳細些：
沒想到斜刺里殺出個程咬金。有一位熱心人士寫了一封信給作協的上級主管部門，指名道姓說像舒婷這樣年輕的作者，怎麼能跟例如艾青這樣的大詩人並列獲獎？——原信誰都沒看見，是由作協一位分管詩歌評獎的書記（？）傳達的。他同時傳達上級指示，要求對這一選舉結果重新考慮。這使得包括馮至、公木、嚴辰這樣的老同志聽了都極為詫異。因為如按實際得票數排列，舒婷的名次將大大提前；而評委會已經考慮到“國情”特色，基本上採取了“資望”為主兼顧年齡的原則，把舒婷放在了胡昭之後，天琳之前。現在說要重新考慮，怎麼考慮？把舒婷撤掉？那將置評委會於何地？置民主與公平的原則於何地？幸虧有人提醒，評獎結果已經告知獲獎人，外地的已經打了電報，如果粗暴改動，影響難以估計。最後在那位作協書記的主持下達成一個妥協，即分為一等獎和二等獎，拉開老詩人和新作者的距離，拉開有“定評”和有“爭議”的獲獎人的距離。到了具體排座次時，才發現排到了第六位流沙河、第七位黃永玉，硬拉下到二等獎，總是師出無名，說不過去，最後只好讓胡昭陪兩位小妹妹，在七位一等獎後面，退居為三名二等獎。至此，一場風波告一段落。
誰料接著又起風波。據說香港某刊物發表一篇報導，講了獎分二等，卻是倒金字塔式的這一鮮見的格局，特別是道破了舒婷得票頗多卻名列二等這個事實。作協那位書記又奉命前來布置清查，查是什麼人把評獎工作的機密泄露到境外！一時參與過詩歌評獎的有關工作人員都成了清查對象。但清查過程中發現，如說舒婷的票數算是機密的話，涉密的人實在太多；評委會委員，初評小組成員，曾經進出會場的服務員，還有隨身照應老評委的家屬；向作協領導匯報時，除黨組書記處的成員外，還有其他門類文學獎前來匯報的負責人。清查範圍越來越大，一時卻又不興用歷次運動中拿手的辦法了，最後不了了之。
第五十二章（2）
吉林大學的公木像1983年夏天的時候，對朦朧詩的批評越來越激烈。8月，中國作家協會向各分會及作協所屬各刊物、各單位發布通知，提出“堅持文藝領域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在繼續克服‘左’的錯誤的同時，要著重克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不良傾向”。
公木的學生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和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等在當年10月召開的“重慶詩歌討論會”上，成了詩歌界“精神污染”的主要代表性言論，據一位曾在《詩刊》社工作過的詩人的介紹，詩歌界的“清除精神污染”從1983年9月一直持續到1984年春天，其間僅在《詩刊》上發表的有關批判(評)文章(包括轉載的徐敬亞的檢查)就達十數篇之多。處在這樣的環境下，作為《崛起的詩群》的指導教師，公木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徐敬亞是吉林大學中文系77級的學生。1979年春天，他和藍亞明、王小妮、呂貴品、劉曉波等7位同學醞釀成立一個詩社，還準備印本詩刊。徐敬亞連名字都想好了，並請公木題寫刊名。公木拿起徐敬亞遞過來的寫著五個字的紙片，用毛筆為他們的詩社命名，書寫了“赤1985年7月，歷屆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同老師合影子心”三個大字。他什麼話也沒說，就把紙條上面的“崛起”兩個字棄掉，只留下了“赤子心”。 那時穿著一身藍色滌卡制服的徐敬亞，第一次面對面站在公木面前，他沒好意思問公木為什麼棄掉“崛起”二字，就拿起公木的題詞，有禮貌地告辭了。
於是，在遼闊的東北大平原上的那所不平靜的大學裡，出現了一個名為《赤子心》的七人詩社。徐敬亞自豪地說：應合著全國幾十所大學裡的社團波瀾，在整整四年中，這個詩社在藝術與學術的雙重意義上與當時全國詩歌的最高興奮保持著同步。 “舍千金，懷赤子”的口號出現在《赤子心》的發刊詞中。他們以嘹亮的聲音開始向著甦醒的現實和陌生的未來吶喊：“蒼老的，應該還以童心；僵死的，應該奮起蘇生……”
“詩歌評獎一幕已告結束。如果沒有後來的尾聲，一切本是愉快的。Z堅決執行H同志批件（我們知道，但沒有傳達）。如果不是批件下達，評獎結果已通知有關作者，則舒婷是要被撤掉的。後來採取了分等（一等七名，二等三名）的妥協辦法。您的文章暫不發四月號，校樣已送FM，FM意見請您作些補充（指舒的不足也講一點）後再發。DF一再考慮（我理解是上下關係）以不發為好。這樣一個波折，評獎期間的回憶，都蒙上了暗影。投票後二三日（臧）克家有信來，說這次大家融洽、公正的一起工作，十分愉快，我原也這樣看，這是促大家求同、團結，發揚藝術民主的又一個小小開端。現在看，也失於太天真了。”
那次評獎工作後來一直議論紛紛。本來，在初評小組提出入圍作品的基礎上，評委會投票選定了十部詩集；經過不短一段時間的認真閱讀、討論之後，當票選結果出來的時候，大家如釋重負，十分高興，決定在向作協領導匯報的同時，立即在第一時間向獲獎詩人通報。
當時的十部獲獎作品本來是同一級別。２００５年２月，邵燕祥先生在《作家》雜誌的一篇文章中作了公開披露，談得也更詳細些：
沒想到斜刺里殺出個程咬金。有一位熱心人士寫了一封信給作協的上級主管部門，指名道姓說像舒婷這樣年輕的作者，怎麼能跟例如艾青這樣的大詩人並列獲獎？——原信誰都沒看見，是由作協一位分管詩歌評獎的書記（？）傳達的。他同時傳達上級指示，要求對這一選舉結果重新考慮。這使得包括馮至、公木、嚴辰這樣的老同志聽了都極為詫異。因為如按實際得票數排列，舒婷的名次將大大提前；而評委會已經考慮到“國情”特色，基本上採取了“資望”為主兼顧年齡的原則，把舒婷放在了胡昭之後，天琳之前。現在說要重新考慮，怎麼考慮？把舒婷撤掉？那將置評委會於何地？置民主與公平的原則於何地？幸虧有人提醒，評獎結果已經告知獲獎人，外地的已經打了電報，如果粗暴改動，影響難以估計。最後在那位作協書記的主持下達成一個妥協，即分為一等獎和二等獎，拉開老詩人和新作者的距離，拉開有“定評”和有“爭議”的獲獎人的距離。到了具體排座次時，才發現排到了第六位流沙河、第七位黃永玉，硬拉下到二等獎，總是師出無名，說不過去，最後只好讓胡昭陪兩位小妹妹，在七位一等獎後面，退居為三名二等獎。至此，一場風波告一段落。
誰料接著又起風波。據說香港某刊物發表一篇報導，講了獎分二等，卻是倒金字塔式的這一鮮見的格局，特別是道破了舒婷得票頗多卻名列二等這個事實。作協那位書記又奉命前來布置清查，查是什麼人把評獎工作的機密泄露到境外！一時參與過詩歌評獎的有關工作人員都成了清查對象。但清查過程中發現，如說舒婷的票數算是機密的話，涉密的人實在太多；評委會委員，初評小組成員，曾經進出會場的服務員，還有隨身照應老評委的家屬；向作協領導匯報時，除黨組書記處的成員外，還有其他門類文學獎前來匯報的負責人。清查範圍越來越大，一時卻又不興用歷次運動中拿手的辦法了，最後不了了之。
第五十二章（2）
吉林大學的公木像1983年夏天的時候，對朦朧詩的批評越來越激烈。8月，中國作家協會向各分會及作協所屬各刊物、各單位發布通知，提出“堅持文藝領域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在繼續克服‘左’的錯誤的同時，要著重克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不良傾向”。
公木的學生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和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等在當年10月召開的“重慶詩歌討論會”上，成了詩歌界“精神污染”的主要代表性言論，據一位曾在《詩刊》社工作過的詩人的介紹，詩歌界的“清除精神污染”從1983年9月一直持續到1984年春天，其間僅在《詩刊》上發表的有關批判(評)文章(包括轉載的徐敬亞的檢查)就達十數篇之多。處在這樣的環境下，作為《崛起的詩群》的指導教師，公木所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
徐敬亞是吉林大學中文系77級的學生。1979年春天，他和藍亞明、王小妮、呂貴品、劉曉波等7位同學醞釀成立一個詩社，還準備印本詩刊。徐敬亞連名字都想好了，並請公木題寫刊名。公木拿起徐敬亞遞過來的寫著五個字的紙片，用毛筆為他們的詩社命名，書寫了“赤1985年7月，歷屆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同老師合影子心”三個大字。他什麼話也沒說，就把紙條上面的“崛起”兩個字棄掉，只留下了“赤子心”。 那時穿著一身藍色滌卡制服的徐敬亞，第一次面對面站在公木面前，他沒好意思問公木為什麼棄掉“崛起”二字，就拿起公木的題詞，有禮貌地告辭了。
於是，在遼闊的東北大平原上的那所不平靜的大學裡，出現了一個名為《赤子心》的七人詩社。徐敬亞自豪地說：應合著全國幾十所大學裡的社團波瀾，在整整四年中，這個詩社在藝術與學術的雙重意義上與當時全國詩歌的最高興奮保持著同步。 “舍千金，懷赤子”的口號出現在《赤子心》的發刊詞中。他們以嘹亮的聲音開始向著甦醒的現實和陌生的未來吶喊：“蒼老的，應該還以童心；僵死的，應該奮起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