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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當時寫下一篇《魯迅先生訪問記》，署名張永年，刊登在第二年6月出版的北平左翼作家聯盟的機關刊物《文藝月報》的創刊號上。公木後來又寫下一篇《永遠新鮮的記憶》，登在《魯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特刊》上。
關於這次講演，我這裡主要採用公木早年的這兩篇文章的記述。其中前一篇文章發表時，魯迅先生還健在。這次講演不僅規模最大，聽眾最多，講演後發表的報導、印象記、訪問記和回憶錄的數量也空前絕後，其遺存資料的豐富，也為魯迅的其他講演所不及。在一般情況下，資料的豐富自然要優於資料的匱乏，但同一事物在眾說紛紜中，面目未必愈見清晰。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的講演，就存在著這種情況。魯迅專家朱正先生對一些回憶文章的疑點作過詳細考證：
1932年11月25日《魯迅日記》載：“晚師範大學代表三人來邀講演，約以星期日。”這三位代表是誰？王志之對同去邀請魯迅講演的三個人的回憶曾有不同，一次說:“我們(記得有張松如、谷萬川同學)到宮門口西三條去‘查戶口’，打聽‘姓周的南方人’，終於在人家的指示下，打開了一家的大門”，一次說“這三人中，其中二個是我和張松如，而另一人已記不清楚姓名了”。基於王志之提供的材料，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便將王志之、張松如和谷萬川作為邀請魯迅的三個人載入年譜。
這裡提到的谷萬川也是一位傳奇人物。他是河北省望都縣谷家連青村人，比公木年長五歲。他的民間故事《大黑狼的故事》曾得到周作人先生的指導。傳說他還與女作家謝冰瑩和周作人先生的某個女兒談過戀愛。1927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學生運動。還曾考入黃埔軍校（中央軍政學校）武漢分校。1929年，谷萬川以在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讀書為名，從事黨的外圍“反帝大同盟”的工作。他和公木在師大圖書館相識。後來公木還為他在《北平益世報》辦的副刊《人間周刊》寫過稿子。1933年他們一起編過《文學雜誌》。當時的北平文化總同盟黨團書記、左聯負責人、著名作家陳沂（建國後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長、上海市委副書記、少將軍銜）評論說：“《文學雜誌》像沙漠中的綠洲，震撼了當時沉寂的北方文壇。”公木與谷萬川等四人共同署名發表在《文學雜誌》上的《時事打牙牌》曾經在“一二九運動”中廣為傳唱。1933年8月20日，谷萬川在北師大學生宿舍被捕。關押在南京陸軍“天字號”監獄。殘酷的獄中生活使谷萬川精神和肉體受到嚴重的摧殘，精神失常。1938年日寇飛機轟炸南京，谷萬川才被釋放出獄。文革期間，他又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含冤去世。公木曾有詩句寫到他：“最遺千古憾，大谷死奇冤。頭撞金陵獄，血燒清苑天。現行反革命，史實正倒顛……”
谷先生的人生令人唏噓不已，他的文學成就也有待人們重新認識。不過，那次訪問魯迅先生，谷先生確實並沒有去。經過朱正、蔣錫金、馬蹄疾、封世輝等人的分別努力，和當事人的“自報家門”，終於查清，其中“谷萬川”的名字是不確的，實為後來在河北師院工作的潘炳皋。事實上潘炳皋也撰寫了《魯迅訪問記》，發表於1932年12月1日出版的《北國》第1卷第4期。至此一個小小的“公案”應告一段落。然而最近又發現，在一篇署名曹未風的回憶文章《關於魯迅先生的這張照片》(1961年11月5日《文匯報》) 中，自稱是當年邀請魯迅的三位代表之一，文章說：“我們聽說魯迅先生到了北京，很多同學想見到他，於是想請他到學校來講演。他住在白塔寺附近的一所小四合院的東廂房裡，好像是他母親住的地方。房子很揪隘，陳設也很簡陋。我們三個人去看他說明來意之後，他一口就答應了。”朱先生考證，王、潘和公木的筆名都沒有“曹未風”，不知這曹未風的名字是怎麼回事。
王志之在《魯迅印象記》中，回憶自己是演講的主持人，可是在李文保先生《回憶魯迅在北平師範大學講演》中，主持人的角色是由這篇回憶錄的作者擔當的。另外公木的文章中說潘先生是臨時加入的，但潘先生撰文說“我並非是臨時加入的。”
可見，記憶有時儘管新鮮，但還不是十分可靠。
第五十二章（1）
第五十二章評獎風波及“赤子心”
1983年3月舉辦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一屆(1979—1982)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頒獎儀式上，獲獎的《雙桅船》的作者舒婷只說了一句話，淚水就忍不住噴涌而出。她說的是：“在中國，寫詩為什麼這樣難？”她的淚水，喚起許多人對風雨的記憶。
公木作為評委於1983年3月初赴北京參加作協舉辦的第一次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評獎，10日結束工作回長春。在這次評獎活動中，他第一次讀到舒婷的詩集《雙桅船》，很感動，隨後就認真地為《詩刊》撰寫了《我投舒婷一票》，對舒婷的作品發出了來自老一代詩人的一份熱情的支持。但是，這篇稿子卻沒有能夠順利面世，而是被退了回來。公木在一篇文章的後面談到這篇評論被《詩刊》退稿的理由時，說是《詩刊》原擬刊出一組評委的評論，後來因為多數評委沒有能夠如約寫稿，又不好單發，只好把原稿及已經付排的大樣退還給了公木。這篇稿子後來改了題目，被刪節後刊載在《書林》雜誌，並全文收入《克山師專學報》。據說當時還有人躍躍欲試要寫文章爭鳴，公木聽說後表示歡迎，但持不同看法的那些人士後來似乎又沒有了下文。
關於這次講演，我這裡主要採用公木早年的這兩篇文章的記述。其中前一篇文章發表時，魯迅先生還健在。這次講演不僅規模最大，聽眾最多，講演後發表的報導、印象記、訪問記和回憶錄的數量也空前絕後，其遺存資料的豐富，也為魯迅的其他講演所不及。在一般情況下，資料的豐富自然要優於資料的匱乏，但同一事物在眾說紛紜中，面目未必愈見清晰。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的講演，就存在著這種情況。魯迅專家朱正先生對一些回憶文章的疑點作過詳細考證：
1932年11月25日《魯迅日記》載：“晚師範大學代表三人來邀講演，約以星期日。”這三位代表是誰？王志之對同去邀請魯迅講演的三個人的回憶曾有不同，一次說:“我們(記得有張松如、谷萬川同學)到宮門口西三條去‘查戶口’，打聽‘姓周的南方人’，終於在人家的指示下，打開了一家的大門”，一次說“這三人中，其中二個是我和張松如，而另一人已記不清楚姓名了”。基於王志之提供的材料，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便將王志之、張松如和谷萬川作為邀請魯迅的三個人載入年譜。
這裡提到的谷萬川也是一位傳奇人物。他是河北省望都縣谷家連青村人，比公木年長五歲。他的民間故事《大黑狼的故事》曾得到周作人先生的指導。傳說他還與女作家謝冰瑩和周作人先生的某個女兒談過戀愛。1927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學生運動。還曾考入黃埔軍校（中央軍政學校）武漢分校。1929年，谷萬川以在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讀書為名，從事黨的外圍“反帝大同盟”的工作。他和公木在師大圖書館相識。後來公木還為他在《北平益世報》辦的副刊《人間周刊》寫過稿子。1933年他們一起編過《文學雜誌》。當時的北平文化總同盟黨團書記、左聯負責人、著名作家陳沂（建國後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長、上海市委副書記、少將軍銜）評論說：“《文學雜誌》像沙漠中的綠洲，震撼了當時沉寂的北方文壇。”公木與谷萬川等四人共同署名發表在《文學雜誌》上的《時事打牙牌》曾經在“一二九運動”中廣為傳唱。1933年8月20日，谷萬川在北師大學生宿舍被捕。關押在南京陸軍“天字號”監獄。殘酷的獄中生活使谷萬川精神和肉體受到嚴重的摧殘，精神失常。1938年日寇飛機轟炸南京，谷萬川才被釋放出獄。文革期間，他又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含冤去世。公木曾有詩句寫到他：“最遺千古憾，大谷死奇冤。頭撞金陵獄，血燒清苑天。現行反革命，史實正倒顛……”
谷先生的人生令人唏噓不已，他的文學成就也有待人們重新認識。不過，那次訪問魯迅先生，谷先生確實並沒有去。經過朱正、蔣錫金、馬蹄疾、封世輝等人的分別努力，和當事人的“自報家門”，終於查清，其中“谷萬川”的名字是不確的，實為後來在河北師院工作的潘炳皋。事實上潘炳皋也撰寫了《魯迅訪問記》，發表於1932年12月1日出版的《北國》第1卷第4期。至此一個小小的“公案”應告一段落。然而最近又發現，在一篇署名曹未風的回憶文章《關於魯迅先生的這張照片》(1961年11月5日《文匯報》) 中，自稱是當年邀請魯迅的三位代表之一，文章說：“我們聽說魯迅先生到了北京，很多同學想見到他，於是想請他到學校來講演。他住在白塔寺附近的一所小四合院的東廂房裡，好像是他母親住的地方。房子很揪隘，陳設也很簡陋。我們三個人去看他說明來意之後，他一口就答應了。”朱先生考證，王、潘和公木的筆名都沒有“曹未風”，不知這曹未風的名字是怎麼回事。
王志之在《魯迅印象記》中，回憶自己是演講的主持人，可是在李文保先生《回憶魯迅在北平師範大學講演》中，主持人的角色是由這篇回憶錄的作者擔當的。另外公木的文章中說潘先生是臨時加入的，但潘先生撰文說“我並非是臨時加入的。”
可見，記憶有時儘管新鮮，但還不是十分可靠。
第五十二章（1）
第五十二章評獎風波及“赤子心”
1983年3月舉辦的“中國作家協會第一屆(1979—1982)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頒獎儀式上，獲獎的《雙桅船》的作者舒婷只說了一句話，淚水就忍不住噴涌而出。她說的是：“在中國，寫詩為什麼這樣難？”她的淚水，喚起許多人對風雨的記憶。
公木作為評委於1983年3月初赴北京參加作協舉辦的第一次全國優秀新詩(詩集)獎評獎，10日結束工作回長春。在這次評獎活動中，他第一次讀到舒婷的詩集《雙桅船》，很感動，隨後就認真地為《詩刊》撰寫了《我投舒婷一票》，對舒婷的作品發出了來自老一代詩人的一份熱情的支持。但是，這篇稿子卻沒有能夠順利面世，而是被退了回來。公木在一篇文章的後面談到這篇評論被《詩刊》退稿的理由時，說是《詩刊》原擬刊出一組評委的評論，後來因為多數評委沒有能夠如約寫稿，又不好單發，只好把原稿及已經付排的大樣退還給了公木。這篇稿子後來改了題目，被刪節後刊載在《書林》雜誌，並全文收入《克山師專學報》。據說當時還有人躍躍欲試要寫文章爭鳴，公木聽說後表示歡迎，但持不同看法的那些人士後來似乎又沒有了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