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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公木在文代會上就文藝界大團結問題發言，發言長達一個小時。
11月14日，公木在中國作協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轟動全場”的發言《堅持“雙百”方針，自己解放自己》。在這次會議上，當時主持作協籌備工作一位著名歌詞作家的話四處流傳：思想是氣體，語言是液體，文字是固體。要做人，最好是氣體型的，小心慎做液體型的，千萬別做固體型的——為什麼？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呀。至於“白紙黑字”，那就“斧頭也砍不掉了”！據說這樣的聰明話，是積十年、二十年以至三十年至經驗才總結出來的。但是，公木卻在發言中厲聲質問：“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呀？”當時那位後來成為中國作協領導之一的同志就坐在台下。
公木卻好像又回到了意氣風發的年代，他不僅要發言，要為真理而吶喊，而且還要留下“白紙黑字”。他發言一開頭，就把槍口對準了當時文壇上的“凡是派”和“歌德派”。他說：有那麼一些同志……說什麼“思想解放過頭了！”“要糾偏了！”“要抓右派了！”於是，天空里又發出了有棍子輪過來的唿哨之聲……還有的乾脆就潑起髒水來：“那種不‘歌德’的人，倒是有點‘缺德’”，“只應到歷史的垃圾堆上的修正主義大師們腐屍中去充當蟲蛆”，以致紛紛然破口大罵是什麼“動物”；有的更用意味深長的話說什麼“明鞭封建帝王，暗笞革命導師”，說什麼“實質是奪權”。
其中“明鞭封建帝王，暗笞革命導師”的話，是關於詩人公劉的一首詩的批判文章中的話。在當時，這樣的話，是能夠陷人於網的。
公木拍案而起，他幾乎是點著鼻子在吶喊：這裡有一點極需注意，文章作者儘管是張同志李同志，授意提問者卻往往是身居不同崗位的領導同志。於是，我不禁納悶：這些領導同志，在政治上也雖然曾受過林彪、“四人幫”這樣那樣的迫害，在文藝思想上卻跟林彪、“四人幫”那一套千絲萬縷相通著。
公木說，要說清當前的問題，不能迴避過去的問題。當時有的同志聲稱江青受林彪“委託”搞出來的那份《紀要》中批判過的所謂“黑八論”，其實自己在5、60年代早已批判過了。儼然一副功臣模樣。確實，“寫真實”、“現實主義——廣闊道路”、“干預生活”、“鬼戲”、“離經叛道”、“寫中間人物”、“反題材決定論”、“現實主義深化”，以及“大肆宣揚三十年代的文藝”等等理論，的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統統被列為了批判對象。公木當年在中國作協機關曾經親歷過這些理論被批判的經過，因此在發言中揭露說：到粉碎“四人幫”，駁斥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時候，很多文藝界的“老領導”，也就是“而今邁步從頭越”的重新站起來的“老領導”，都滿懷委屈而又理直氣壯的質問：“你們說的‘黑八論’，哪一條我們沒有批過？”這實在是不假，都批過。這說明什麼？這說明“你們‘四人幫’不過是步我們的後塵罷了。”
當時有的先生在文章中還以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穿著整個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
第五十章（2）
這一思想“從根本上給我們指明了如何寫社會主義的方向”。這就是說，要寫社會主義，就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就必須反映“興無滅資”，就必須“大反走資派”。這方向是早已經確定了的。而且還指出“我們需要採取領導、作者、群眾三結合的方法”——這些論調，讓公木非常激憤。他在引號中徵引的大都是一些頭面人物文章中的觀點，其張同志李同志究竟是誰，作家們心裡都跟明鏡似的。因此在大庭廣眾中這樣直接批駁，跟直接點名道姓已經無異了。公木接著還直接設問：什麼“根本任務”論，什麼“三突出”模式，什麼“題材決定”論，什麼“主題先行”論，什麼“從路線出發”論，什麼“寫與走資派鬥爭”的作品……等等等等，哪一條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先行官在頭前引路？
從這樣的發言可以看出，經歷了那麼些風雨，但是公木那薑桂之性依然未改。反而似乎是越來鋒芒畢露了。
公木接著說：就說這個“雙百方針”吧。好像是說，好端端的雙百方針，到林彪、“四人幫”手裡，遭到夭折，中斷了。其實，二十多年來，這個方針，除了在口頭上說說，那一天認真貫徹執行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間，認真貫徹執行的，有誰沒有挨過批判？“百家爭鳴”——“兩家爭鳴”——“資無爭鳴”，自從1957年以來就擺成這麼個架勢了，以至於十年之後，便發展為“百家爭鳴，一家做主，最後聽江青的”。
他批評某些文藝界的會演戲的頭面人物說：他們又在“矜持”或“珍惜”起他們的“一貫正確”來了。他們一向是自命為代表“無產階級一家的”。這早已養成了一種習慣：我說了算。當一旦“雙百方針”真箇執行起來，像近一年來這個樣子，他們怎麼能忍受得了呢？
11月14日，公木在中國作協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作了一個“轟動全場”的發言《堅持“雙百”方針，自己解放自己》。在這次會議上，當時主持作協籌備工作一位著名歌詞作家的話四處流傳：思想是氣體，語言是液體，文字是固體。要做人，最好是氣體型的，小心慎做液體型的，千萬別做固體型的——為什麼？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呀。至於“白紙黑字”，那就“斧頭也砍不掉了”！據說這樣的聰明話，是積十年、二十年以至三十年至經驗才總結出來的。但是，公木卻在發言中厲聲質問：“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呀？”當時那位後來成為中國作協領導之一的同志就坐在台下。
公木卻好像又回到了意氣風發的年代，他不僅要發言，要為真理而吶喊，而且還要留下“白紙黑字”。他發言一開頭，就把槍口對準了當時文壇上的“凡是派”和“歌德派”。他說：有那麼一些同志……說什麼“思想解放過頭了！”“要糾偏了！”“要抓右派了！”於是，天空里又發出了有棍子輪過來的唿哨之聲……還有的乾脆就潑起髒水來：“那種不‘歌德’的人，倒是有點‘缺德’”，“只應到歷史的垃圾堆上的修正主義大師們腐屍中去充當蟲蛆”，以致紛紛然破口大罵是什麼“動物”；有的更用意味深長的話說什麼“明鞭封建帝王，暗笞革命導師”，說什麼“實質是奪權”。
其中“明鞭封建帝王，暗笞革命導師”的話，是關於詩人公劉的一首詩的批判文章中的話。在當時，這樣的話，是能夠陷人於網的。
公木拍案而起，他幾乎是點著鼻子在吶喊：這裡有一點極需注意，文章作者儘管是張同志李同志，授意提問者卻往往是身居不同崗位的領導同志。於是，我不禁納悶：這些領導同志，在政治上也雖然曾受過林彪、“四人幫”這樣那樣的迫害，在文藝思想上卻跟林彪、“四人幫”那一套千絲萬縷相通著。
公木說，要說清當前的問題，不能迴避過去的問題。當時有的同志聲稱江青受林彪“委託”搞出來的那份《紀要》中批判過的所謂“黑八論”，其實自己在5、60年代早已批判過了。儼然一副功臣模樣。確實，“寫真實”、“現實主義——廣闊道路”、“干預生活”、“鬼戲”、“離經叛道”、“寫中間人物”、“反題材決定論”、“現實主義深化”，以及“大肆宣揚三十年代的文藝”等等理論，的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統統被列為了批判對象。公木當年在中國作協機關曾經親歷過這些理論被批判的經過，因此在發言中揭露說：到粉碎“四人幫”，駁斥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時候，很多文藝界的“老領導”，也就是“而今邁步從頭越”的重新站起來的“老領導”，都滿懷委屈而又理直氣壯的質問：“你們說的‘黑八論’，哪一條我們沒有批過？”這實在是不假，都批過。這說明什麼？這說明“你們‘四人幫’不過是步我們的後塵罷了。”
當時有的先生在文章中還以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穿著整個社會主義的歷史時期”，
第五十章（2）
這一思想“從根本上給我們指明了如何寫社會主義的方向”。這就是說，要寫社會主義，就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就必須反映“興無滅資”，就必須“大反走資派”。這方向是早已經確定了的。而且還指出“我們需要採取領導、作者、群眾三結合的方法”——這些論調，讓公木非常激憤。他在引號中徵引的大都是一些頭面人物文章中的觀點，其張同志李同志究竟是誰，作家們心裡都跟明鏡似的。因此在大庭廣眾中這樣直接批駁，跟直接點名道姓已經無異了。公木接著還直接設問：什麼“根本任務”論，什麼“三突出”模式，什麼“題材決定”論，什麼“主題先行”論，什麼“從路線出發”論，什麼“寫與走資派鬥爭”的作品……等等等等，哪一條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先行官在頭前引路？
從這樣的發言可以看出，經歷了那麼些風雨，但是公木那薑桂之性依然未改。反而似乎是越來鋒芒畢露了。
公木接著說：就說這個“雙百方針”吧。好像是說，好端端的雙百方針，到林彪、“四人幫”手裡，遭到夭折，中斷了。其實，二十多年來，這個方針，除了在口頭上說說，那一天認真貫徹執行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年間，認真貫徹執行的，有誰沒有挨過批判？“百家爭鳴”——“兩家爭鳴”——“資無爭鳴”，自從1957年以來就擺成這麼個架勢了，以至於十年之後，便發展為“百家爭鳴，一家做主，最後聽江青的”。
他批評某些文藝界的會演戲的頭面人物說：他們又在“矜持”或“珍惜”起他們的“一貫正確”來了。他們一向是自命為代表“無產階級一家的”。這早已養成了一種習慣：我說了算。當一旦“雙百方針”真箇執行起來，像近一年來這個樣子，他們怎麼能忍受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