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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不失為一面小鏡子，有一份熱就發一分光。
總算是一個普通黨員的心意，反映出一點真實的希望。
可是，這首詩後來收入當年出版的《公木詩選》時，卻遇到了一些麻煩。編輯把其中“耀邦同志”的名字全都隱去，修改成了“領導同志”，理由據說是根據一個什麼最新的文件。公木為此大惑不解：
我首先對編輯同志致以歉意，他選編我的詩必須再大施斧斫：
要把“總書記”“胡耀邦”一律迴避，不知流了多少汗，費了多少心。
是編輯同志情願這樣乾的嗎？
他是遵照社長或者主任的旨意。
是社長和主任主動這樣辦的嗎？
他是根據一個最新文件的指示。
我很體諒社長和主任的苦衷，既然有文件不照辦恐怕不行。
只是文件並不曾廣泛傳達，具體提法一般同志說不清。
據說耀邦同志擔任主席以後，曾向各級黨組織發過一個通知：
注意在文藝作品或集會時候，不要宣傳個人，莫提自己名字。
公木認為即使是“領導同志”的名字，也不應該是“聖諱”，因此又接著寫了一首《關於申請的申請》，繼續以詩上書：
可是您的名字連同您的職銜，既然一律被掃蕩出詩篇；那麼，我的申請作為一面銅鏡，豈不就正好象被鑿成了麻臉？
說是申請卻失去了對象，也不知道話是從何說起的；成了一筆沒頭尾的糊塗帳，還怎麼能充作一面鏡子呢？
說到底這也不過是小事一宗，又何必再這般噦嗦個不清？
只因為呀，要避免這種遭遇，原本是我向您申請的主旨。
申請完整卻得到閹割，申請愛護卻得到攀折。
而且最最使我驚異的，這攀折還借用了園丁的名義哩！
第四十九章（3）
公木在詩中對耀邦同志說：
無妨復按一下那申請的內容：
您贈送我們作家一面銅鏡，我們作家無人不深受感動，我就想也該讓更多同志通用。
尤其是我們黨的各級領導，都聽聽這銅鏡的故事有多好？
作家們固然都需要照鏡子，而作品豈不也是一面鏡子可照？
有的領導硬是不願照這面鏡子，看不順眼就把它唿喇喇摔掉。
這不應算是正常的耍耍性子，多聽聽這故事也許會有特效。
因此上我才提出那個申請，不只為繁榮文藝，也事關黨風。
這申請只能提給您，耀邦同志：
只有您曾贈送我們這面銅鏡。
公木認為：
一般人的名字只是一個符號，一般人的職銜只是標誌責任。
我想這也完全可適用於領導，忌諱更不存在於我們共產黨人。
不是做官當老爺，是幹革命，這道理不言而喻人人能懂。
那實質豈在於怎樣稱呼嗎？
而是看怎樣對事業對群眾。
我首先是個黨員，其次是個詩人，很想向您，敬愛的耀邦同志，我們的總書記、我們的主席：
提出一點個人的建議，談談心。
當然啦，您很忙很忙，日理萬機，如今已不同於在延安的窯洞裡。
而所謂談心，只不過是打油詩幾句，且並不要求一定送達您的手裡。
為什麼在我的詩篇中，您的名字和職銜都必須隱去？
我不以為這真會是您的意思，卻是呀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為什麼芒刺正紮上芭蕾的足趾？
為什麼牙蟲正長進牙醫的口腔？
芝麻大的事，我並不抱委屈，而事非偶然，我卻感到迷惘。
……這首詩可說是一篇新時代的“詩諫”。公木把這首詩稱作自己的代表作。
第五十章（1）
第五十章語驚作代會第五十章語驚作代會1979年10月30日，公木到北京參加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入住西苑國務院第一招待所。這是結束十年浩劫後的一次文藝工作者盛大的聚會。和第三次文代會之間，整整相隔19年，出席這次大會的，多達3100多人。從四樓到六樓，從山東到上海，大作家、大畫家、戲劇家、大導演、電影明星，可謂群星薈萃。鄧小平在會上發表了《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周揚作了《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
第四次文代會期間文講所校友合影（二排左五公木）在第四次文代會召開以前，文藝界的思想一直並不解放。因為大家被“文革”整怕了，怕一說出來或寫出來就要犯錯誤。“文化大革命”被宣布結束，但許多人或因禁忌，或因視野，或因觀點差異，或因塗飾遮掩，仍沒有從心裡真正驅除那些龐大的陰影。在這樣繽紛複雜的形勢下，文藝界的領導之間也因對形勢的認識不同，明顯地分化了。一些文學史研究者，注意到了這種分化。有的研究者甚至用“惜春派”和“偏左派”來命名——誰誰誰等為前一派，誰誰誰等為後一派。甚至有人還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四人幫批判過的“黑八論”，我們“文革”前早就批判過了。這種與四人幫“爭功”的現象，讓公木十分憂慮和憤慨。
1980年，公木與蕭軍重逢所以當聽到小平同志的講話中以下這樣一段話時，公木激動的鼓起了掌。小平同志說：“文藝這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這段話感動了公木，同時也激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共鳴，據公木回憶，當時鼓掌時間長達四五分鐘。
總算是一個普通黨員的心意，反映出一點真實的希望。
可是，這首詩後來收入當年出版的《公木詩選》時，卻遇到了一些麻煩。編輯把其中“耀邦同志”的名字全都隱去，修改成了“領導同志”，理由據說是根據一個什麼最新的文件。公木為此大惑不解：
我首先對編輯同志致以歉意，他選編我的詩必須再大施斧斫：
要把“總書記”“胡耀邦”一律迴避，不知流了多少汗，費了多少心。
是編輯同志情願這樣乾的嗎？
他是遵照社長或者主任的旨意。
是社長和主任主動這樣辦的嗎？
他是根據一個最新文件的指示。
我很體諒社長和主任的苦衷，既然有文件不照辦恐怕不行。
只是文件並不曾廣泛傳達，具體提法一般同志說不清。
據說耀邦同志擔任主席以後，曾向各級黨組織發過一個通知：
注意在文藝作品或集會時候，不要宣傳個人，莫提自己名字。
公木認為即使是“領導同志”的名字，也不應該是“聖諱”，因此又接著寫了一首《關於申請的申請》，繼續以詩上書：
可是您的名字連同您的職銜，既然一律被掃蕩出詩篇；那麼，我的申請作為一面銅鏡，豈不就正好象被鑿成了麻臉？
說是申請卻失去了對象，也不知道話是從何說起的；成了一筆沒頭尾的糊塗帳，還怎麼能充作一面鏡子呢？
說到底這也不過是小事一宗，又何必再這般噦嗦個不清？
只因為呀，要避免這種遭遇，原本是我向您申請的主旨。
申請完整卻得到閹割，申請愛護卻得到攀折。
而且最最使我驚異的，這攀折還借用了園丁的名義哩！
第四十九章（3）
公木在詩中對耀邦同志說：
無妨復按一下那申請的內容：
您贈送我們作家一面銅鏡，我們作家無人不深受感動，我就想也該讓更多同志通用。
尤其是我們黨的各級領導，都聽聽這銅鏡的故事有多好？
作家們固然都需要照鏡子，而作品豈不也是一面鏡子可照？
有的領導硬是不願照這面鏡子，看不順眼就把它唿喇喇摔掉。
這不應算是正常的耍耍性子，多聽聽這故事也許會有特效。
因此上我才提出那個申請，不只為繁榮文藝，也事關黨風。
這申請只能提給您，耀邦同志：
只有您曾贈送我們這面銅鏡。
公木認為：
一般人的名字只是一個符號，一般人的職銜只是標誌責任。
我想這也完全可適用於領導，忌諱更不存在於我們共產黨人。
不是做官當老爺，是幹革命，這道理不言而喻人人能懂。
那實質豈在於怎樣稱呼嗎？
而是看怎樣對事業對群眾。
我首先是個黨員，其次是個詩人，很想向您，敬愛的耀邦同志，我們的總書記、我們的主席：
提出一點個人的建議，談談心。
當然啦，您很忙很忙，日理萬機，如今已不同於在延安的窯洞裡。
而所謂談心，只不過是打油詩幾句，且並不要求一定送達您的手裡。
為什麼在我的詩篇中，您的名字和職銜都必須隱去？
我不以為這真會是您的意思，卻是呀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為什麼芒刺正紮上芭蕾的足趾？
為什麼牙蟲正長進牙醫的口腔？
芝麻大的事，我並不抱委屈，而事非偶然，我卻感到迷惘。
……這首詩可說是一篇新時代的“詩諫”。公木把這首詩稱作自己的代表作。
第五十章（1）
第五十章語驚作代會第五十章語驚作代會1979年10月30日，公木到北京參加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入住西苑國務院第一招待所。這是結束十年浩劫後的一次文藝工作者盛大的聚會。和第三次文代會之間，整整相隔19年，出席這次大會的，多達3100多人。從四樓到六樓，從山東到上海，大作家、大畫家、戲劇家、大導演、電影明星，可謂群星薈萃。鄧小平在會上發表了《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周揚作了《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
第四次文代會期間文講所校友合影（二排左五公木）在第四次文代會召開以前，文藝界的思想一直並不解放。因為大家被“文革”整怕了，怕一說出來或寫出來就要犯錯誤。“文化大革命”被宣布結束，但許多人或因禁忌，或因視野，或因觀點差異，或因塗飾遮掩，仍沒有從心裡真正驅除那些龐大的陰影。在這樣繽紛複雜的形勢下，文藝界的領導之間也因對形勢的認識不同，明顯地分化了。一些文學史研究者，注意到了這種分化。有的研究者甚至用“惜春派”和“偏左派”來命名——誰誰誰等為前一派，誰誰誰等為後一派。甚至有人還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四人幫批判過的“黑八論”，我們“文革”前早就批判過了。這種與四人幫“爭功”的現象，讓公木十分憂慮和憤慨。
1980年，公木與蕭軍重逢所以當聽到小平同志的講話中以下這樣一段話時，公木激動的鼓起了掌。小平同志說：“文藝這種複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這段話感動了公木，同時也激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共鳴，據公木回憶，當時鼓掌時間長達四五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