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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如今我們要問：為什麼是這樣的呢？同是曾受過壓制，重新獲得解放的同志，有的僵化半僵化，有的則能夠貫徹三中全會的精神，能夠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呢？隨後，他提出了作代會上很敏感的“認帳”問題。他認為不應該“賴帳”，不應該“混帳”，而應該“認帳”：批判林彪、“四人幫”，大體上是一致的；區別在於是否能夠正視自己——認帳，還是不認帳。他表示首先要做促進某些不認帳的領導趕快認帳的促進派。這是當前的關鍵問題。怎樣來促進呢？公木說：還是這一句話：堅持雙百方針，自己解放自己。要警惕左傾教條主義再度抬頭，當然也要提防來自右的干擾。但是當前主要危險還是“左”傾教條。對官僚主義者，來個“釜底抽薪”，你擺威風，我不怕。不聽邪，不信鬼，不吃你這一套。
他還在發言中呼籲：從神權、神學、神性的迷信束縛中解放出來，堅持人權、人學、人性；從“新經學”的框框中解放出來，堅持從實際出發。凡是實踐證明對了的就堅持；凡是實踐證明錯了的就糾正。要用這《實踐論》的兩個“凡是”，代替那“新經學”的兩個“凡是”。
他引用了驚弓之鳥的故事，說要從驚弓之鳥的精神狀態中解放出來，堅持言論自由：雙百方針行不通，過去總認為是由於沒有分清學術和政治的界限，實踐證明，錯了。“因為要求分清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也就等於承認在學術問題上有言論自由，在政治問題上就沒有言論自由，這不是公然違背憲法嗎？”是啊，如果沒有政治民主，哪裡去要言論自由呢？要想把學術和政治分開是辦不到的。如今開會就聽到“三不主義”（即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扣帽子），這自然很好；可是問題還是在於自己思想解放不解放。我們總不能說，領導“三不”，我就解放；領導不“三不”，我就不解放。在現實生活中，在各級具體領導中，不但醉心於“專制”者頗不乏人，而且甘當“打手”的也大有人在。只要“閻王”拍案，就有“小鬼”出張；只要“寨主”發令，就有“嘍囉”舉槍，只要“首長”示意，就有寫作班子寫文章。
他的這篇發言，引起很大反響，後來被人在回憶文章中稱為是這屆作代會上“震動全場”的發言之一。
多災多難的丁玲，這次大會也像神話一樣重新回到了人們的中間。丁玲此時已經是75歲高齡，滿頭銀絲，神采奕奕。她的右派問題這時已解決，政治歷史問題尚未解決。11月8日，在“大會發言”已近尾聲時，主持人李季禮貌性地問道：“還有點時間，有發言的沒有？”丁玲於是站了起來：“沒人講了，我就說幾句。” 恰巧當時《新文化史料》剛發表了一篇美國記者趙浩生對周揚的採訪記，周揚在回答問題時說，延安時期延安作家中有兩派，一派主張歌頌光明，以周揚為首；一派主張暴露黑暗，以丁玲為首。一派在魯藝，一派在文抗。
第五十章（3）
1979年10月，公木在北京新僑飯店與丁玲、田間、吳伯簫等“修正主義大染缸”的校友合影丁玲在來開會前恰好看到了這篇文章，她不同意這種說法，並且說，自己從來沒有搞過“派”，只有有宗派情緒的人自己才承認有“派”。這次發言很長，老太太不看講稿，洋洋灑灑，舉重若輕地談到了很多問題，周良沛的《丁玲傳》里全部記載了這次發言。
丁玲發言之後，公木舉著手說“我發言”，就直向台上走去。用那濃郁的冀中方言口音表達自己的心聲。他的發言因為方言的緣故，可能有的同志聽得不太清楚，但有幾句公木聲音很大，大家都聽清楚了。他說：“我完全同意丁玲的意見，文藝界的問題之所在，就是宗派問題。”話音一落，全場又是一片雷鳴般的掌聲。
在這種情況下，李季邀請周揚發言。周揚起初不肯，後來還是登上了講台。他講到受“四人幫”迫害打聾了耳朵，但不能因此抵消自己過去的錯誤。當他講到被“四人幫”打散的文藝隊伍今日重聚：“文藝的春天來臨了！”這時，73歲的蕭軍在台下高聲大喊：“周揚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周揚沒有停頓繼續發言，並向一些被錯誤處理過的同志表示道歉。他艱難的說著一個又一個名字，每一個名字後面，都有一個苦難的煉獄啊。在他提到的這些名字中，有一個名字是——公木。
在這樣的氣氛下，當年作協的另一位主要領導人劉白羽也走上台去表示：“當時我在作協，具體工作是我在做……向這些同志賠禮、道歉！”接著他還表示：“在今後的學習、工作中，更好的總結這永不可忘的教訓！”
這次會議期間，當年文講所的校友們組織了一次聚會。這些“修正主義的大染缸”里出來的校友們，到了這次文代會，又恢復了交往。丁玲還在會上開玩笑，說她原來並不喜歡文講所這個名字，“廁所是所，派出所是所，我們文講所也是所……”
公木任中國作家代表團秘書長出訪日本1980年2月的一天，公木接到中國作協的電報，邀請他4月1日至17日，隨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赴日本訪問，與日本的“中國作家代表團歡迎委員會”進行文化和藝術的交流。巴金、冰心任正副團長，公木任秘書長，團員有艾蕪、草明、杜鵬程、敖德斯爾、鄧友梅。當年巴金76歲，冰心老人80歲，團里大家稱巴金為巴老，冰心稱巴金為老巴，巴金叫冰心大姐，充滿了家庭般親切的氛圍。
他還在發言中呼籲：從神權、神學、神性的迷信束縛中解放出來，堅持人權、人學、人性；從“新經學”的框框中解放出來，堅持從實際出發。凡是實踐證明對了的就堅持；凡是實踐證明錯了的就糾正。要用這《實踐論》的兩個“凡是”，代替那“新經學”的兩個“凡是”。
他引用了驚弓之鳥的故事，說要從驚弓之鳥的精神狀態中解放出來，堅持言論自由：雙百方針行不通，過去總認為是由於沒有分清學術和政治的界限，實踐證明，錯了。“因為要求分清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也就等於承認在學術問題上有言論自由，在政治問題上就沒有言論自由，這不是公然違背憲法嗎？”是啊，如果沒有政治民主，哪裡去要言論自由呢？要想把學術和政治分開是辦不到的。如今開會就聽到“三不主義”（即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扣帽子），這自然很好；可是問題還是在於自己思想解放不解放。我們總不能說，領導“三不”，我就解放；領導不“三不”，我就不解放。在現實生活中，在各級具體領導中，不但醉心於“專制”者頗不乏人，而且甘當“打手”的也大有人在。只要“閻王”拍案，就有“小鬼”出張；只要“寨主”發令，就有“嘍囉”舉槍，只要“首長”示意，就有寫作班子寫文章。
他的這篇發言，引起很大反響，後來被人在回憶文章中稱為是這屆作代會上“震動全場”的發言之一。
多災多難的丁玲，這次大會也像神話一樣重新回到了人們的中間。丁玲此時已經是75歲高齡，滿頭銀絲，神采奕奕。她的右派問題這時已解決，政治歷史問題尚未解決。11月8日，在“大會發言”已近尾聲時，主持人李季禮貌性地問道：“還有點時間，有發言的沒有？”丁玲於是站了起來：“沒人講了，我就說幾句。” 恰巧當時《新文化史料》剛發表了一篇美國記者趙浩生對周揚的採訪記，周揚在回答問題時說，延安時期延安作家中有兩派，一派主張歌頌光明，以周揚為首；一派主張暴露黑暗，以丁玲為首。一派在魯藝，一派在文抗。
第五十章（3）
1979年10月，公木在北京新僑飯店與丁玲、田間、吳伯簫等“修正主義大染缸”的校友合影丁玲在來開會前恰好看到了這篇文章，她不同意這種說法，並且說，自己從來沒有搞過“派”，只有有宗派情緒的人自己才承認有“派”。這次發言很長，老太太不看講稿，洋洋灑灑，舉重若輕地談到了很多問題，周良沛的《丁玲傳》里全部記載了這次發言。
丁玲發言之後，公木舉著手說“我發言”，就直向台上走去。用那濃郁的冀中方言口音表達自己的心聲。他的發言因為方言的緣故，可能有的同志聽得不太清楚，但有幾句公木聲音很大，大家都聽清楚了。他說：“我完全同意丁玲的意見，文藝界的問題之所在，就是宗派問題。”話音一落，全場又是一片雷鳴般的掌聲。
在這種情況下，李季邀請周揚發言。周揚起初不肯，後來還是登上了講台。他講到受“四人幫”迫害打聾了耳朵，但不能因此抵消自己過去的錯誤。當他講到被“四人幫”打散的文藝隊伍今日重聚：“文藝的春天來臨了！”這時，73歲的蕭軍在台下高聲大喊：“周揚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
周揚沒有停頓繼續發言，並向一些被錯誤處理過的同志表示道歉。他艱難的說著一個又一個名字，每一個名字後面，都有一個苦難的煉獄啊。在他提到的這些名字中，有一個名字是——公木。
在這樣的氣氛下，當年作協的另一位主要領導人劉白羽也走上台去表示：“當時我在作協，具體工作是我在做……向這些同志賠禮、道歉！”接著他還表示：“在今後的學習、工作中，更好的總結這永不可忘的教訓！”
這次會議期間，當年文講所的校友們組織了一次聚會。這些“修正主義的大染缸”里出來的校友們，到了這次文代會，又恢復了交往。丁玲還在會上開玩笑，說她原來並不喜歡文講所這個名字，“廁所是所，派出所是所，我們文講所也是所……”
公木任中國作家代表團秘書長出訪日本1980年2月的一天，公木接到中國作協的電報，邀請他4月1日至17日，隨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赴日本訪問，與日本的“中國作家代表團歡迎委員會”進行文化和藝術的交流。巴金、冰心任正副團長，公木任秘書長，團員有艾蕪、草明、杜鵬程、敖德斯爾、鄧友梅。當年巴金76歲，冰心老人80歲，團里大家稱巴金為巴老，冰心稱巴金為老巴，巴金叫冰心大姐，充滿了家庭般親切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