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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木在管制期間，不能隨便出去買東西，就連買煙也非常困難。吉林大學的同事于德海知道後，就悄悄給他送來兩條煙：一條紅盒的“大生產”，一條藍盒黃花的“迎春煙”。于德海是個日本人，抗戰勝利日本投降時他僅3歲，父母把他扔在了大街上，被一對中國夫婦撿了回去，當時他胸前綁著的一個白布條，布條上寫著他的身世。中日恢復關係後他到日本找到了自己的親生父親。他跟公木在吉大共事非常愉快，這麼多年過去了，公木的家人還時常回憶起那兩條特殊時期的香菸。
第四十五章（1）
第四十五章鐵帽山下即使遭逢諸多不幸，公木仍然抓緊一切時間學習。毛澤東詩詞的教學稿，他修改了兩三遍。直到 1969年，才解除隔離，獲得“解放”，一如常人。隨後，他的名字就列入了分派下鄉的名單。
有一天夜裡十點多，突然有人來敲公木家的門，公木打開門，同事馬瑞生懷裡抱著一大包東西就闖了進來，氣喘吁吁地把包裹放在桌子上，打開，半扇豬肉出現在公木的面前。
1969年6月公木在吉林省舒蘭縣法特西良一隊馬瑞生說：“我把豬殺了!不知道明天宣布的名單里有沒有張老師。鄉下的日子清苦，你把肉切成一塊一塊的，凍上裝箱，能吃好長時間！”因為第二天就要宣布下鄉人名單，確定第一批走的人員。馬瑞生聽說公木要下鄉，儘管屬於第幾批還不知道，他還是把自己好不容易餵大的豬殺了，特意來給公木送別。
“謝謝，謝謝！我們不留你了，叫樓上的群專聽見可不得了，會連累你的！”公木一家連聲道著謝，悄悄把馬瑞生送出了門。其實，當時馬瑞生家庭條件特別困難，拉扯著大大小小六個孩子。他這樣一份情誼，讓公木非常感動。
1971年4月1日，公木與吉林大學教師張國學、金訓敏等去吉林省扶餘縣榆樹溝公社立新大隊鐵帽山“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鐵帽山是個地名，因為形似鐵帽而得名。但對公木來說，又是一個沉重的象徵。多少年來，他被壓在右派或者摘帽右派的鐵帽山下，苦苦掙扎，不得翻身。到後來，甚至他對推翻壓在頭上的這頂沉重的鐵帽山都失去了信心。
據詩人蔣錫金回憶，他們偶遇在一個勞動改造的場合的時候，公木還一臉嚴肅地勸告蔣錫金，任何時候，都不要向黨提翻案的要求。公木還以自己當年參與審干工作的經驗說，要糾正一個錯案，程序非常複雜，會給黨的工作帶來很大的困擾。言外之意，就是多大委屈也得受著，就這樣認了。公木日記中，除了一些別人的檢舉揭發和匯報紀錄外，大都是公木自己寫的檢查和自我批判，而且越寫越長，標題從原來的《思想檢查》、《思想總結》變成了《向毛主席請罪》，《向毛主席宣誓》，以此作為自己“改造好了”的佐證。
於是公木變得不再是公木了。
當時，公木認真的以贖罪的心態接受貧下中農的改造。他留下的詩文中可以看到一些他的心跡。比如1969年5月9日晚與吉林大學中文系師生去吉林省舒蘭縣法特公社西良大隊時寫下的兩首詩作《幹部下放勞動歌》：
第四十五章（2）
老農把手教耕耘，雨潤風裁白日曛。
鋤槓作篙撐翠浪，鐮刀如月割黃雲。
胼骶摩老千重繭，血汗練紅一顆心。
漫說壟間溝道淺，犁開大地育新人。
新人新貌新精神，結伴工農魚水親。
土地之鹽歸土地，森林底鳥返森林。
不驕不躁幹革命，備戰備荒為人民。
七億神州連鐵臂，豬熊貓虎枉狺狺（反犬旁）。
即使是寫給自己家人的信件，公木的主題也往往是介紹到某某大隊後，通過調查研究，試辦農民通訊員報導班的設想、摸索辦社會主義大學文科的路子等等。
扶餘縣是吉林省西北部的一個縣，年平均氣溫僅45攝氏度，公木顧不上去踏訪那裡的大金得勝陀頌碑和遼金時期古城址等歷史遺蹟，就一頭扎進了“接受再教育”的艱苦生活中。這裡年均降水量425毫米，常年乾旱。那裡的農民生活很苦，自春節以後，農民們一直在忙於抗旱。小麥春播後，老天一直沒有下雨，全大隊只有四眼井，全村1500人，吃水都成困難，洗臉、洗衣服都得節約用水。
公木他們到那裡之後，了解了這些情況，從宣傳唯物論入手，倡導他們破除迷信。他拿出在鞍鋼辦教育的勁頭，一頭扎入教農民們學哲學和文化的工作中。那裡的幹部和社員學習政治和哲學的風氣很快蔚然成風。
調查資料表明，1970年8月底，康生以毛主席關於“學習馬列”的號召為藉口，大抓工農兵學哲學用哲學。他和妻子曹軼歐指令中央黨校立即組織力量調查工農兵學哲學的情況，選編工農兵學哲學的文章，邀請各地學哲學積極分子進京宣講。
李廣良先生在《命運與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
1969年，公木在吉林省舒蘭縣法特公社西良一隊勞動
第四十五章（3）
中說：“從1958年開始，在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工農兵學哲學的群眾運動，千百萬工人、農民和解放軍士兵投身於學哲學的熱潮之中。全國各單位紛紛成立學哲學小組，報刊上不斷登載各行各業運用哲學思想解決從政治到軍事、從生產到教學的各種各樣問題和矛盾的文章。”
第四十五章（1）
第四十五章鐵帽山下即使遭逢諸多不幸，公木仍然抓緊一切時間學習。毛澤東詩詞的教學稿，他修改了兩三遍。直到 1969年，才解除隔離，獲得“解放”，一如常人。隨後，他的名字就列入了分派下鄉的名單。
有一天夜裡十點多，突然有人來敲公木家的門，公木打開門，同事馬瑞生懷裡抱著一大包東西就闖了進來，氣喘吁吁地把包裹放在桌子上，打開，半扇豬肉出現在公木的面前。
1969年6月公木在吉林省舒蘭縣法特西良一隊馬瑞生說：“我把豬殺了!不知道明天宣布的名單里有沒有張老師。鄉下的日子清苦，你把肉切成一塊一塊的，凍上裝箱，能吃好長時間！”因為第二天就要宣布下鄉人名單，確定第一批走的人員。馬瑞生聽說公木要下鄉，儘管屬於第幾批還不知道，他還是把自己好不容易餵大的豬殺了，特意來給公木送別。
“謝謝，謝謝！我們不留你了，叫樓上的群專聽見可不得了，會連累你的！”公木一家連聲道著謝，悄悄把馬瑞生送出了門。其實，當時馬瑞生家庭條件特別困難，拉扯著大大小小六個孩子。他這樣一份情誼，讓公木非常感動。
1971年4月1日，公木與吉林大學教師張國學、金訓敏等去吉林省扶餘縣榆樹溝公社立新大隊鐵帽山“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鐵帽山是個地名，因為形似鐵帽而得名。但對公木來說，又是一個沉重的象徵。多少年來，他被壓在右派或者摘帽右派的鐵帽山下，苦苦掙扎，不得翻身。到後來，甚至他對推翻壓在頭上的這頂沉重的鐵帽山都失去了信心。
據詩人蔣錫金回憶，他們偶遇在一個勞動改造的場合的時候，公木還一臉嚴肅地勸告蔣錫金，任何時候，都不要向黨提翻案的要求。公木還以自己當年參與審干工作的經驗說，要糾正一個錯案，程序非常複雜，會給黨的工作帶來很大的困擾。言外之意，就是多大委屈也得受著，就這樣認了。公木日記中，除了一些別人的檢舉揭發和匯報紀錄外，大都是公木自己寫的檢查和自我批判，而且越寫越長，標題從原來的《思想檢查》、《思想總結》變成了《向毛主席請罪》，《向毛主席宣誓》，以此作為自己“改造好了”的佐證。
於是公木變得不再是公木了。
當時，公木認真的以贖罪的心態接受貧下中農的改造。他留下的詩文中可以看到一些他的心跡。比如1969年5月9日晚與吉林大學中文系師生去吉林省舒蘭縣法特公社西良大隊時寫下的兩首詩作《幹部下放勞動歌》：
第四十五章（2）
老農把手教耕耘，雨潤風裁白日曛。
鋤槓作篙撐翠浪，鐮刀如月割黃雲。
胼骶摩老千重繭，血汗練紅一顆心。
漫說壟間溝道淺，犁開大地育新人。
新人新貌新精神，結伴工農魚水親。
土地之鹽歸土地，森林底鳥返森林。
不驕不躁幹革命，備戰備荒為人民。
七億神州連鐵臂，豬熊貓虎枉狺狺（反犬旁）。
即使是寫給自己家人的信件，公木的主題也往往是介紹到某某大隊後，通過調查研究，試辦農民通訊員報導班的設想、摸索辦社會主義大學文科的路子等等。
扶餘縣是吉林省西北部的一個縣，年平均氣溫僅45攝氏度，公木顧不上去踏訪那裡的大金得勝陀頌碑和遼金時期古城址等歷史遺蹟，就一頭扎進了“接受再教育”的艱苦生活中。這裡年均降水量425毫米，常年乾旱。那裡的農民生活很苦，自春節以後，農民們一直在忙於抗旱。小麥春播後，老天一直沒有下雨，全大隊只有四眼井，全村1500人，吃水都成困難，洗臉、洗衣服都得節約用水。
公木他們到那裡之後，了解了這些情況，從宣傳唯物論入手，倡導他們破除迷信。他拿出在鞍鋼辦教育的勁頭，一頭扎入教農民們學哲學和文化的工作中。那裡的幹部和社員學習政治和哲學的風氣很快蔚然成風。
調查資料表明，1970年8月底，康生以毛主席關於“學習馬列”的號召為藉口，大抓工農兵學哲學用哲學。他和妻子曹軼歐指令中央黨校立即組織力量調查工農兵學哲學的情況，選編工農兵學哲學的文章，邀請各地學哲學積極分子進京宣講。
李廣良先生在《命運與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問題》
1969年，公木在吉林省舒蘭縣法特公社西良一隊勞動
第四十五章（3）
中說：“從1958年開始，在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工農兵學哲學的群眾運動，千百萬工人、農民和解放軍士兵投身於學哲學的熱潮之中。全國各單位紛紛成立學哲學小組，報刊上不斷登載各行各業運用哲學思想解決從政治到軍事、從生產到教學的各種各樣問題和矛盾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