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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日子從1966年12月一直持續到1970年5月。冬天屋子裡冷，夏天生火做飯熱，在門前院子裡生爐子做飯，下雨天要打著傘，下大雨只好在屋子裡生火牆爐做飯了。
晚上實在睡不著覺，他就坐在床頭上吸菸，買不到香菸，就用紙卷著菸葉抽。“文革”結束後，因為身體不好，吸了煙胃疼，把菸癮戒掉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向中國人心裡種進了仇恨，又向中國人心中埋下了巨大的恐懼。這段艱難歲月里，公木更清楚地認識了人性和人心的險惡，在日記本上隨手寫下過一首《狼虱贊》：
第四十四章（3）
1969年肖像虱不咬虱狗咬狗，狼不吃狼人吃人。
因為狼群無貴賤，因為人世有卑尊。
蟣虱生在窮漢身，惡狗養在豪家門。
虱何蠢兮狼何狠，義於狗兮仁於人。
隨後，還自己將“狼不吃狼人吃人”翻譯成英文“Woef does not eat wolf，But men eat men”從這首詩里，可以體會他的蒼涼心境。
跟那些“人吃人”的人比起來，公木在對待周揚的問題上，卻體現了他的善良和寬容。公木之所以成為右派，歸根結底，跟周揚本人有很大的關係。可是“文革”一開始，周揚自己即被打倒。當時，報刊上到處可看見 “批倒批臭周揚”的大批判文章，給他扣上的罪名也五花八門，主要是：“十七年‘文藝黑線’的總頭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奴隸總管”，中宣部“閻王殿”的“二閻王”，“四條漢子”之一，“反對魯迅”，“招降納叛”等等。一夜之間，周揚從文藝界的領導成了萬惡的階級敵人。1967年1月，姚文元在《紅旗》雜誌第一期上發表長篇大論《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對周揚進行了大肆攻擊，前後捲入周揚一案的，共有80多人，包括林默涵、劉白羽、齊燕銘、呂驥等。周揚很快被投入秦城監獄。
此時有外調人員到長春，專門找公木搜集周揚的材料。別人覺得公木對周揚一定會有很重的心結，肯定能提供不少的猛料，但是，他們失望了。儘管根據李之璉的回憶，上世紀50年代作協關於周揚的一些不好的流言流傳的時候，周揚可能即懷疑跟他一起在延安工作的公木可能是這些流言的來源。可是等到周揚真的被人打倒的時候，公木卻並沒有信口雌黃、落井下石，也沒有給周揚先生羅織罪名，只是對外調人員說：“我只知道周揚能夠用人，但不能容人。”
此時，還有外調人員從北京跑到長春，調查人民大學教師朱靖華的問題。原來，在文講所工作期間，公木已經開始搞先秦寓言，從1956年5月開始，公木以龔棘木的筆名，連續在《北京日報》發表《戰國寓言選釋》。他準備把先秦諸子論說中用來比喻的寓言加以注釋和評論。他已經搞得有了一定的基礎，後來和同事朱靖華一塊搞。這本合作的書1958年寫好了，公木被劃成右派。不能署名，也不能出書了。出版社就自作主張，用朱靖華一個人的名義出版了。可到了“文革”這一特殊時期，又有人以此書為證據批判朱靖華先生，說這書里有影射現實的話，併到公木處調查，公木說：“書的《說明》部分，全部由我執筆，與朱靖華無關。” 從而獨自承擔了責任。 “文革”後他們合作了編寫了《歷代寓言選》（上下），發行十萬多冊。
“文革”第二年，“右派”的帽子又重新戴到了公木的頭上。即使在那樣的環境下，公木仍不忘讀書學習。有一天晚上，同事蕭善因去看望他。夜深人靜，發現他正挑燈夜讀，一本厚厚的《資本論》放在小桌上。蕭老師不禁愕然。他說：“張老師，你怎麼還有心思讀《資本論》呢，你每個月才二十多元的生活費，怎麼過日子呀？”公木從容地說：“讀一點馬克思的書，思考一點國家大事，可以淨心礪志。至於扣工資的事，過去在延安‘搶救’運動就經歷過，他們今後要補發給我的，不少朋友常來看望，過得去。”
在那特殊年代，也有一些好心人，讓公木感到人情的溫暖。曾經有一天晚上，吉大經濟系十幾個人氣勢洶洶地到公木住處來抄家，經過一通左翻右看，臨走留言：“書櫃、書箱都不許動！”
第二天早上，吉大中文系蘇殿西來公木住處串門，他經常同公木討論詩歌的創作等一些問題。公木夫人把抄家的情況對蘇殿西講了，並說出了自己的擔憂：書被抄走會丟失完的。蘇殿西想了想，出主意說：我們自己寫一張大字報吧！公木夫人找了半天，沒有找到一張可用作大字報的白色紙，家裡只有一張大紅紙。“唉，就它吧！”蘇殿西把紙放在桌子上鋪平，用毛筆蘸著墨汁寫下：“張松如是中文系的牛鬼蛇神，其他單位不准批鬥和抄家！”然後趁沒人的時機，張貼在吉大校園。正是這張紅色的大字報，保護了公木珍為生命的藏書。
當時學校集合教授們集體批鬥，造反派勒令遭揪斗的教授們全部蹲在一間大房子裡，公木當時已經年過半百，造反派允許他靠牆蹲著。即便這樣，以公木的年紀，也是很難保持半天一個不變的下蹲姿勢。正在這時候，蘇殿西悄悄走進來並站到了公木的身後，他也不講話，只是把一雙手按在了公木的肩膀上，示意讓公木坐下。公木得到授意，一坐才知道，蘇殿西把自己的一雙腳墊在了公木的身體下面。立刻，公木的心裡泛起一股暖流。
晚上實在睡不著覺，他就坐在床頭上吸菸，買不到香菸，就用紙卷著菸葉抽。“文革”結束後，因為身體不好，吸了煙胃疼，把菸癮戒掉了。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既向中國人心裡種進了仇恨，又向中國人心中埋下了巨大的恐懼。這段艱難歲月里，公木更清楚地認識了人性和人心的險惡，在日記本上隨手寫下過一首《狼虱贊》：
第四十四章（3）
1969年肖像虱不咬虱狗咬狗，狼不吃狼人吃人。
因為狼群無貴賤，因為人世有卑尊。
蟣虱生在窮漢身，惡狗養在豪家門。
虱何蠢兮狼何狠，義於狗兮仁於人。
隨後，還自己將“狼不吃狼人吃人”翻譯成英文“Woef does not eat wolf，But men eat men”從這首詩里，可以體會他的蒼涼心境。
跟那些“人吃人”的人比起來，公木在對待周揚的問題上，卻體現了他的善良和寬容。公木之所以成為右派，歸根結底，跟周揚本人有很大的關係。可是“文革”一開始，周揚自己即被打倒。當時，報刊上到處可看見 “批倒批臭周揚”的大批判文章，給他扣上的罪名也五花八門，主要是：“十七年‘文藝黑線’的總頭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奴隸總管”，中宣部“閻王殿”的“二閻王”，“四條漢子”之一，“反對魯迅”，“招降納叛”等等。一夜之間，周揚從文藝界的領導成了萬惡的階級敵人。1967年1月，姚文元在《紅旗》雜誌第一期上發表長篇大論《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對周揚進行了大肆攻擊，前後捲入周揚一案的，共有80多人，包括林默涵、劉白羽、齊燕銘、呂驥等。周揚很快被投入秦城監獄。
此時有外調人員到長春，專門找公木搜集周揚的材料。別人覺得公木對周揚一定會有很重的心結，肯定能提供不少的猛料，但是，他們失望了。儘管根據李之璉的回憶，上世紀50年代作協關於周揚的一些不好的流言流傳的時候，周揚可能即懷疑跟他一起在延安工作的公木可能是這些流言的來源。可是等到周揚真的被人打倒的時候，公木卻並沒有信口雌黃、落井下石，也沒有給周揚先生羅織罪名，只是對外調人員說：“我只知道周揚能夠用人，但不能容人。”
此時，還有外調人員從北京跑到長春，調查人民大學教師朱靖華的問題。原來，在文講所工作期間，公木已經開始搞先秦寓言，從1956年5月開始，公木以龔棘木的筆名，連續在《北京日報》發表《戰國寓言選釋》。他準備把先秦諸子論說中用來比喻的寓言加以注釋和評論。他已經搞得有了一定的基礎，後來和同事朱靖華一塊搞。這本合作的書1958年寫好了，公木被劃成右派。不能署名，也不能出書了。出版社就自作主張，用朱靖華一個人的名義出版了。可到了“文革”這一特殊時期，又有人以此書為證據批判朱靖華先生，說這書里有影射現實的話，併到公木處調查，公木說：“書的《說明》部分，全部由我執筆，與朱靖華無關。” 從而獨自承擔了責任。 “文革”後他們合作了編寫了《歷代寓言選》（上下），發行十萬多冊。
“文革”第二年，“右派”的帽子又重新戴到了公木的頭上。即使在那樣的環境下，公木仍不忘讀書學習。有一天晚上，同事蕭善因去看望他。夜深人靜，發現他正挑燈夜讀，一本厚厚的《資本論》放在小桌上。蕭老師不禁愕然。他說：“張老師，你怎麼還有心思讀《資本論》呢，你每個月才二十多元的生活費，怎麼過日子呀？”公木從容地說：“讀一點馬克思的書，思考一點國家大事，可以淨心礪志。至於扣工資的事，過去在延安‘搶救’運動就經歷過，他們今後要補發給我的，不少朋友常來看望，過得去。”
在那特殊年代，也有一些好心人，讓公木感到人情的溫暖。曾經有一天晚上，吉大經濟系十幾個人氣勢洶洶地到公木住處來抄家，經過一通左翻右看，臨走留言：“書櫃、書箱都不許動！”
第二天早上，吉大中文系蘇殿西來公木住處串門，他經常同公木討論詩歌的創作等一些問題。公木夫人把抄家的情況對蘇殿西講了，並說出了自己的擔憂：書被抄走會丟失完的。蘇殿西想了想，出主意說：我們自己寫一張大字報吧！公木夫人找了半天，沒有找到一張可用作大字報的白色紙，家裡只有一張大紅紙。“唉，就它吧！”蘇殿西把紙放在桌子上鋪平，用毛筆蘸著墨汁寫下：“張松如是中文系的牛鬼蛇神，其他單位不准批鬥和抄家！”然後趁沒人的時機，張貼在吉大校園。正是這張紅色的大字報，保護了公木珍為生命的藏書。
當時學校集合教授們集體批鬥，造反派勒令遭揪斗的教授們全部蹲在一間大房子裡，公木當時已經年過半百，造反派允許他靠牆蹲著。即便這樣，以公木的年紀，也是很難保持半天一個不變的下蹲姿勢。正在這時候，蘇殿西悄悄走進來並站到了公木的身後，他也不講話，只是把一雙手按在了公木的肩膀上，示意讓公木坐下。公木得到授意，一坐才知道，蘇殿西把自己的一雙腳墊在了公木的身體下面。立刻，公木的心裡泛起一股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