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頁
無盡的災難就從這首小詩開始了，公社造反派與吉林大學造反派一聯合，他這個全公社第一個大學生，縣高考狀元，數學系六二級新生第四名，被投入文字獄最底層。
死人的消息經常傳來：科研處長張某某跳樓自殺了，物理系朝鮮族講師金某某跳樓自殺了……此時做過半輩子教育工作的公木在一首詩中寫到：“無奈三十年，路彎阻且長。岐中復有歧，岐中追亡羊。頭上撒冰雹，腳下踏迷陽。風浪一失所，文化大瘋狂。” 估計這才是他對“文革”的真實心態和感受。
第四十四章（2）
前文說過，1958年公木寫過一本詩集，書名為《人類萬歲》。所選都是有關國際題材的詩作。由於詩人被打成“右派”，詩集沒有出版，詩稿裝訂成冊，放進書箱，帶在身邊。1966年夏季的一天，三個素稱公木“老師”的青年闖進他家，強行索去這部詩稿，當作“批判材料”。就這樣，《人類萬歲》“化作黃鶴，一去未返，不曾問世，便爾長逝了”（公木《我愛》後記語）。
“文化大革命”中的公木，每天打掃吉林大學文科二樓走廊，還兼領取大字報紙、印刷紙、油墨等一些雜活，除此之外，每天還要摘錄《毛主席語錄》、報紙社論並寫學習心得體會。脖子上掛著大大的牌子、臉被黑墨水塗成黑色被紅衛兵游斗更是常事。隨時還會被學校造反派組織關押、戴高帽、掛黑牌、標黑名簽、批判、抄家。
1945年，公木在瀋陽執筆將《移民歌》整理成《東方紅》的時候，或許沒有想到，這首民歌小調會在20多年之後被推上“聖歌”地位。而且作為歌曲的《東方紅》越來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誰作出的規定，當時毛澤東都是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出現在公眾面前，成了他的一種特權。以致在“文革”時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東方紅》，第二首才是《國際歌》。當時電視尚未普及，影響最大、最快的官方傳媒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每天早上的開始曲是《東方紅》，每天夜間則以《國際歌》結束。然而，當時很少有人想到這裡邊極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後一首卻又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這種極具諷刺意味的矛盾現象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之後。在1966年“破四舊”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學和外地的學生一起組織了“東方紅籌委會”，籌備將北京市改名為東方紅市，在1970年4月24日，中國發射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上，專門安裝了播放《東方紅》樂曲的裝置，為了保證這一裝置不出故障（不在該播放時不發聲或在衛星墜落時才播放），不犯“政治錯誤”，專家們不得不多費了許多心血，終於保證了衛星發射後順利播放《東方紅》樂曲。而就在《東方紅》如此大紅大紫的日子裡，公木卻背負著頭上的帽子，老老實實地勞動改造。
那些批鬥者一面高喊著“打倒公木！”的口號，一面又唱著公木創作的《解放軍進行曲》。有一次在勞動中，進行曲那激昂的旋律響在耳邊，公木聽著聽著不禁隨著旋律唱出了聲，這時恰好一位造反的學生經過，他滿臉不屑地說：“你也配唱這首歌？還是好好改造吧！”悲憤之中，公木聯想到幾天前讀到的毛主席講話：“魯迅專門寫了‘不准革命’一章，過去我們黨內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對不合胃口的人，總是隨便給人家安上犯過什麼錯誤的罪名，不許人家革命，打擊了很多人，使黨受到很大損害。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公木從中受到啟發，奮筆疾書，寫出一首《阿Q之歌》的諷刺詩，以阿Q的口吻對這黑白顛倒的年代提出了抗議：
大像章跳忠字舞，牛鬼蛇神掃馬路。
東方紅呵進行曲，抓把黑豆塞兩耳。
向前向前向太陽，牛鬼蛇神不准唱。
是牛鬼呵是蛇神，做歌不配唱歌人後來公木談到寫這首詩時的心境，“自我解剖”地說：“（當時）客觀歷史既多異化，內心情緒自亦雜亂，實在沒有一個什麼一以貫之的精神支柱，勉強說便是這種‘馬列’式的‘阿Q精神’振作下，才的免於沉淪，似乎是可以的。當然，‘阿Q精神’實際僅僅是根系與自卑情緒的爭取優越的補償方式，不過我是特意從積極意義上來理解它罷了。”
1966年冬天，公木被學校“群專隊”攆到學校倉庫的門房。他的大量藏書資料只好堆在院子裡，用雨布苫上。那裡的兩間半房子非常簡陋，屋頂是鐵瓦，牆壁僅有一個半磚那麼厚，每到冬天，尤其是長春那樣奇寒的冬天，屋子裡冷得很，即使燒火爐，溫度也上不來，室內牆的四周都結滿了霜，公木被凍得常常手腳發麻，沒有批鬥會或不集中住的時候，公木只好到街里找中醫針灸。
為了解決引火問題，公木常常借散步之際，拎著布袋到馬路上去拾那些被大風搖落的枯木朽枝，有的小孩看見了也幫著他撿樹枝，口裡喊著：“老爺爺給你！”，武鬥丟在街上的木頭、課桌椅散了的桌腿、椅腿等，都撿回來當作引柴燒。他在1969年秋天《敗枝謠》里寫道：“撿撿落梢到道邊，盈筐頻得把腰彎。難雕朽木難為火，易折青枝易冒煙。枯瘦當前也是寶，濕潮久後總成干。寸光度熱憑多少，無任牛溲鼠兔膻。”他要生存，為了這一點，他用盡了他能用得出的力量和辦法。
死人的消息經常傳來：科研處長張某某跳樓自殺了，物理系朝鮮族講師金某某跳樓自殺了……此時做過半輩子教育工作的公木在一首詩中寫到：“無奈三十年，路彎阻且長。岐中復有歧，岐中追亡羊。頭上撒冰雹，腳下踏迷陽。風浪一失所，文化大瘋狂。” 估計這才是他對“文革”的真實心態和感受。
第四十四章（2）
前文說過，1958年公木寫過一本詩集，書名為《人類萬歲》。所選都是有關國際題材的詩作。由於詩人被打成“右派”，詩集沒有出版，詩稿裝訂成冊，放進書箱，帶在身邊。1966年夏季的一天，三個素稱公木“老師”的青年闖進他家，強行索去這部詩稿，當作“批判材料”。就這樣，《人類萬歲》“化作黃鶴，一去未返，不曾問世，便爾長逝了”（公木《我愛》後記語）。
“文化大革命”中的公木，每天打掃吉林大學文科二樓走廊，還兼領取大字報紙、印刷紙、油墨等一些雜活，除此之外，每天還要摘錄《毛主席語錄》、報紙社論並寫學習心得體會。脖子上掛著大大的牌子、臉被黑墨水塗成黑色被紅衛兵游斗更是常事。隨時還會被學校造反派組織關押、戴高帽、掛黑牌、標黑名簽、批判、抄家。
1945年，公木在瀋陽執筆將《移民歌》整理成《東方紅》的時候，或許沒有想到，這首民歌小調會在20多年之後被推上“聖歌”地位。而且作為歌曲的《東方紅》越來越地位特殊，不知是由誰作出的規定，當時毛澤東都是在《東方紅》的樂曲聲中出現在公眾面前，成了他的一種特權。以致在“文革”時期出版的歌曲集中，第一首往往必是《東方紅》，第二首才是《國際歌》。當時電視尚未普及，影響最大、最快的官方傳媒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每天早上的開始曲是《東方紅》，每天夜間則以《國際歌》結束。然而，當時很少有人想到這裡邊極大的矛盾：前一首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後一首卻又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這種極具諷刺意味的矛盾現象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之後。在1966年“破四舊”狂潮中，北京甚至有34所中學和外地的學生一起組織了“東方紅籌委會”，籌備將北京市改名為東方紅市，在1970年4月24日，中國發射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上，專門安裝了播放《東方紅》樂曲的裝置，為了保證這一裝置不出故障（不在該播放時不發聲或在衛星墜落時才播放），不犯“政治錯誤”，專家們不得不多費了許多心血，終於保證了衛星發射後順利播放《東方紅》樂曲。而就在《東方紅》如此大紅大紫的日子裡，公木卻背負著頭上的帽子，老老實實地勞動改造。
那些批鬥者一面高喊著“打倒公木！”的口號，一面又唱著公木創作的《解放軍進行曲》。有一次在勞動中，進行曲那激昂的旋律響在耳邊，公木聽著聽著不禁隨著旋律唱出了聲，這時恰好一位造反的學生經過，他滿臉不屑地說：“你也配唱這首歌？還是好好改造吧！”悲憤之中，公木聯想到幾天前讀到的毛主席講話：“魯迅專門寫了‘不准革命’一章，過去我們黨內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對不合胃口的人，總是隨便給人家安上犯過什麼錯誤的罪名，不許人家革命，打擊了很多人，使黨受到很大損害。我們要記住這個教訓。”公木從中受到啟發，奮筆疾書，寫出一首《阿Q之歌》的諷刺詩，以阿Q的口吻對這黑白顛倒的年代提出了抗議：
大像章跳忠字舞，牛鬼蛇神掃馬路。
東方紅呵進行曲，抓把黑豆塞兩耳。
向前向前向太陽，牛鬼蛇神不准唱。
是牛鬼呵是蛇神，做歌不配唱歌人後來公木談到寫這首詩時的心境，“自我解剖”地說：“（當時）客觀歷史既多異化，內心情緒自亦雜亂，實在沒有一個什麼一以貫之的精神支柱，勉強說便是這種‘馬列’式的‘阿Q精神’振作下，才的免於沉淪，似乎是可以的。當然，‘阿Q精神’實際僅僅是根系與自卑情緒的爭取優越的補償方式，不過我是特意從積極意義上來理解它罷了。”
1966年冬天，公木被學校“群專隊”攆到學校倉庫的門房。他的大量藏書資料只好堆在院子裡，用雨布苫上。那裡的兩間半房子非常簡陋，屋頂是鐵瓦，牆壁僅有一個半磚那麼厚，每到冬天，尤其是長春那樣奇寒的冬天，屋子裡冷得很，即使燒火爐，溫度也上不來，室內牆的四周都結滿了霜，公木被凍得常常手腳發麻，沒有批鬥會或不集中住的時候，公木只好到街里找中醫針灸。
為了解決引火問題，公木常常借散步之際，拎著布袋到馬路上去拾那些被大風搖落的枯木朽枝，有的小孩看見了也幫著他撿樹枝，口裡喊著：“老爺爺給你！”，武鬥丟在街上的木頭、課桌椅散了的桌腿、椅腿等，都撿回來當作引柴燒。他在1969年秋天《敗枝謠》里寫道：“撿撿落梢到道邊，盈筐頻得把腰彎。難雕朽木難為火，易折青枝易冒煙。枯瘦當前也是寶，濕潮久後總成干。寸光度熱憑多少，無任牛溲鼠兔膻。”他要生存，為了這一點，他用盡了他能用得出的力量和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