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頁
1985年9月，公木曾與匡亞明“私下有約”：“偕登壽域，共慶建校60周年。”還乘興寫詩為證：“滿月凌空舞，夕陽耀遠紅。三千零六載，百歲又七翁。桃李無言語，徑蹊自縱橫。六十周年日，弦歌鳴放宮。”筆者動筆完成本書的2006年，正是吉林大學60周年校慶的日子。可惜匡先生沒有活到今天，公木先生也已經逝世8年了。
宋振庭先生後來也與公木結下了終生友誼。公木留下的詩中，多有《給S》、《送別宋振庭》等。宋先生18歲就當了華北聯大（前身為陝北公學）教育科長。當時，他和張春橋都是華北聯大的科長，曾同住一間屋子。1943年初，22歲的宋振庭腰上別著一支盒子槍，來到晉察冀根據地的曲陽參加抗戰，“過了三年李向陽式的游擊生活”。從任曲陽區大隊政委時算起，三十年間，當過省委宣傳部長、省革委會副主任（副省長）、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的最後幾年，是在胰腺癌的折磨中度過的。他去世的噩耗傳到公木這裡時，正趕上停電，公木點上蠟燭，揮淚為他寫了一首詩送別。
在吉林大學，公木一心撲在教學上，還熱情輔導學生們辦牆報、搞創作、為一些文學愛好者看稿、改稿，並編寫了幾十萬字的“毛澤東詩詞”講義，都是油印，沒有正式出版。他強調重基礎，開放思路，重視學生知識面的拓寬和能力的提高。他曾批評學生把“興趣”寫成“性趣”。後來發現理科學生不重視語文課的學習，還以自己於13歲時所寫的作文《雷殛強盜說》為例，說明語文課也是理科生的基礎課，因為語言文字是表達人的思想重要的工具，從而批評學生在學習上偏科的錯誤傾向。
1962年，詩人顏廷奎當時正在吉林大學中文系讀書，他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第四十二章（2）
公木……在新生歡迎會上，著一身駝色中山裝，剛刮過鬍子，顯得剛毅而蓬勃。他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至今我還記得其中的一句話：“知古而不知今謂之盲瞽，知今而不知古謂之陸沉。”這句話出於何處我不知道，但確是他治學和創作的經驗之談。
然而低年級的學生一開始是聽不到他的課的。幸運的是，系裡要創辦一個系刊，一個年級出一個編委，公木任名譽主編。我作為一年級的代表忝列其中。這樣就有機會經常聆聽他的教誨。這樣的接觸能獲得許多課堂上所不能獲得的東西，也更能了解一代師表的品格學問。系刊的名稱叫《耕耘》。第一次開編委會，公木就對我們說：“不要小看這板報式的刊物，許多大作家大詩人都是從辦小刊物開始的。它可以鍛鍊我們的鑑賞能力，在編稿過程中，還可以學到許多知識，而且，做一個編委，也要自己寫稿、寫編者按或編後語，對提高自己的寫作也是一個促進。所以，你們一定要好好干，嚴肅、認真、細緻、負責地把刊物辦好。”他還寫了一首七律發表在《耕耘》創刊號上。公木的言行鼓舞了我們的辦刊熱情，從1962年秋直到文革前夕，《耕耘》每月一刊，辦了三年多，發表了幾百篇同學和老師的詩文，在文科各系小有影響。記得在討論影片《早春二月》時，當時一片批判聲，我們班的一位叫張況的同學卻寫了一篇《二月是早春》的評論，對影片持肯定態度。我們拿不準，去徵求公木老師的意見。他說：“作為系刊，應該允許不同觀點的文章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嘛！發吧，一切都由我負責。”……他似乎好了瘡疤忘了疼，依然故我，不肯隨波逐流。我們為他擔心。他說：“這是學術、藝術上的討論，既然是討論，總不能都是一個腔調吧！”
1963年5月9日下午，吉林大學在圖書館的小禮堂里舉辦講座。公木主講“繼承和發揚古典詩歌中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傳統”。由於事先張貼出海報，因此來人特別多，除了中文系的師生外還有文科各系、理科各系的師生也都慕名而來。公木講了六個問題，用了兩個半小時。公木最後說：“我們不會一帆風順，還會遇到重重的暴雨狂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這正是我們今天《行路難》中的無限風光。”公木把他在鞍鋼和文學講習所的熱情，用到了教書育人上，也受到了同學們的喜愛。吉大的“鳴放宮”里放映電影《白毛女》，當同學們在銀幕上看到公木的名字時，立刻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這掌聲對於剛剛摘去右派帽子的公木來說是一種多麼大的鼓舞呀！
他本來是從事文學評論工作的，也很喜歡臧否人物，評判人生。可從他上世紀60年代遺留的筆記來看，他那時所閱讀的書籍內容相當廣泛，但卻沒有一個字涉及到對具體作品的評論，由此可見“塑造”在他的身上所起的作用。
這一年，毛澤東的十首詩詞發表。1月9日下午，公木主持了由吉林大學中文系主辦的學習毛澤東詩詞座談會。公木首先講話：“主席是時代的巨人，主席詩詞是詩中的太陽，他的心與我們的心是相通的。我們應該憑自己的能力飛翔在主席開拓的大如宇宙的廣闊的一意境中。”之後大家紛紛發言，從不同角度談自己對主席詩詞的看法和觀點。之後，根據吉林大學組織的安排，公木隨吉大師生到吉林省遼源煤礦參觀燎原方墳萬人坑和階級教育展覽館，公木參觀後，心潮起伏，十分很激動，奮筆疾書，寫下《明天》和《誅奸檄》，前者是歌頌煤礦工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舊社會，迎來幸福生活的喜悅心情；後者則是對煤霸大把頭蔡九齡的欺騙與殘酷壓榨工人罪行的揭露與鞭撻。
宋振庭先生後來也與公木結下了終生友誼。公木留下的詩中，多有《給S》、《送別宋振庭》等。宋先生18歲就當了華北聯大（前身為陝北公學）教育科長。當時，他和張春橋都是華北聯大的科長，曾同住一間屋子。1943年初，22歲的宋振庭腰上別著一支盒子槍，來到晉察冀根據地的曲陽參加抗戰，“過了三年李向陽式的游擊生活”。從任曲陽區大隊政委時算起，三十年間，當過省委宣傳部長、省革委會副主任（副省長）、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的最後幾年，是在胰腺癌的折磨中度過的。他去世的噩耗傳到公木這裡時，正趕上停電，公木點上蠟燭，揮淚為他寫了一首詩送別。
在吉林大學，公木一心撲在教學上，還熱情輔導學生們辦牆報、搞創作、為一些文學愛好者看稿、改稿，並編寫了幾十萬字的“毛澤東詩詞”講義，都是油印，沒有正式出版。他強調重基礎，開放思路，重視學生知識面的拓寬和能力的提高。他曾批評學生把“興趣”寫成“性趣”。後來發現理科學生不重視語文課的學習，還以自己於13歲時所寫的作文《雷殛強盜說》為例，說明語文課也是理科生的基礎課，因為語言文字是表達人的思想重要的工具，從而批評學生在學習上偏科的錯誤傾向。
1962年，詩人顏廷奎當時正在吉林大學中文系讀書，他回憶當時的情景時說：
第四十二章（2）
公木……在新生歡迎會上，著一身駝色中山裝，剛刮過鬍子，顯得剛毅而蓬勃。他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至今我還記得其中的一句話：“知古而不知今謂之盲瞽，知今而不知古謂之陸沉。”這句話出於何處我不知道，但確是他治學和創作的經驗之談。
然而低年級的學生一開始是聽不到他的課的。幸運的是，系裡要創辦一個系刊，一個年級出一個編委，公木任名譽主編。我作為一年級的代表忝列其中。這樣就有機會經常聆聽他的教誨。這樣的接觸能獲得許多課堂上所不能獲得的東西，也更能了解一代師表的品格學問。系刊的名稱叫《耕耘》。第一次開編委會，公木就對我們說：“不要小看這板報式的刊物，許多大作家大詩人都是從辦小刊物開始的。它可以鍛鍊我們的鑑賞能力，在編稿過程中，還可以學到許多知識，而且，做一個編委，也要自己寫稿、寫編者按或編後語，對提高自己的寫作也是一個促進。所以，你們一定要好好干，嚴肅、認真、細緻、負責地把刊物辦好。”他還寫了一首七律發表在《耕耘》創刊號上。公木的言行鼓舞了我們的辦刊熱情，從1962年秋直到文革前夕，《耕耘》每月一刊，辦了三年多，發表了幾百篇同學和老師的詩文，在文科各系小有影響。記得在討論影片《早春二月》時，當時一片批判聲，我們班的一位叫張況的同學卻寫了一篇《二月是早春》的評論，對影片持肯定態度。我們拿不準，去徵求公木老師的意見。他說：“作為系刊，應該允許不同觀點的文章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嘛！發吧，一切都由我負責。”……他似乎好了瘡疤忘了疼，依然故我，不肯隨波逐流。我們為他擔心。他說：“這是學術、藝術上的討論，既然是討論，總不能都是一個腔調吧！”
1963年5月9日下午，吉林大學在圖書館的小禮堂里舉辦講座。公木主講“繼承和發揚古典詩歌中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傳統”。由於事先張貼出海報，因此來人特別多，除了中文系的師生外還有文科各系、理科各系的師生也都慕名而來。公木講了六個問題，用了兩個半小時。公木最後說：“我們不會一帆風順，還會遇到重重的暴雨狂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這正是我們今天《行路難》中的無限風光。”公木把他在鞍鋼和文學講習所的熱情，用到了教書育人上，也受到了同學們的喜愛。吉大的“鳴放宮”里放映電影《白毛女》，當同學們在銀幕上看到公木的名字時，立刻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這掌聲對於剛剛摘去右派帽子的公木來說是一種多麼大的鼓舞呀！
他本來是從事文學評論工作的，也很喜歡臧否人物，評判人生。可從他上世紀60年代遺留的筆記來看，他那時所閱讀的書籍內容相當廣泛，但卻沒有一個字涉及到對具體作品的評論，由此可見“塑造”在他的身上所起的作用。
這一年，毛澤東的十首詩詞發表。1月9日下午，公木主持了由吉林大學中文系主辦的學習毛澤東詩詞座談會。公木首先講話：“主席是時代的巨人，主席詩詞是詩中的太陽，他的心與我們的心是相通的。我們應該憑自己的能力飛翔在主席開拓的大如宇宙的廣闊的一意境中。”之後大家紛紛發言，從不同角度談自己對主席詩詞的看法和觀點。之後，根據吉林大學組織的安排，公木隨吉大師生到吉林省遼源煤礦參觀燎原方墳萬人坑和階級教育展覽館，公木參觀後，心潮起伏，十分很激動，奮筆疾書，寫下《明天》和《誅奸檄》，前者是歌頌煤礦工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舊社會，迎來幸福生活的喜悅心情；後者則是對煤霸大把頭蔡九齡的欺騙與殘酷壓榨工人罪行的揭露與鞭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