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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2月27日，他們踏上了西出陽關的漫漫長途。當時火車只通到新疆的尾雅，還要轉乘汽車去烏魯木齊。天上下著大雪，谷少悌一手拉著兒子谷半林，一手拉著裝有全家所有家當的一口裝過書的木箱子，白樺抱著小女兒緊隨其後，在雪地里，深一腳淺一腳地擠上去烏魯木齊的大卡車——要去的是新疆北部最邊遠的霍城縣。當時作家王蒙因寫作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等小說，也被劃成右派，逐出京城，發配到這個縣工作。
谷半林是公木十分鐘愛的一個外孫，名字是公木起的。“半林”，就是公木名字中的那個“木”字。他195４年7月10日出生後不久，就被公木接到中央文學講習所學員宿舍，一直長到６歲才離開。
霍城縣，距離霍爾果斯邊卡只有四公里，與前蘇聯僅一水（伊犁河）之隔，許多土地相接壤。過去兩國關係沒有破裂時，兩邊的群眾經常友好往來，通商、通郵，關係親密。他們到達前半年多這裡發生了“邊民外逃事件”，是“伊、塔事件”的發生地之一。據說在少數人的煽動下，不明真相的農、牧民棄掉家園和大片帶收穫的莊稼，趕著牧場和生產隊的馬匹幾乎全部逃到蘇聯（當時稱之為蘇修）那邊去了。有的婦女正在家做飯，看見大批人馬往邊境上逃跑，她們顧不上一切，甚至連在外邊玩耍的孩子都顧不上招呼，便驚慌失措的被裹挾而去。
報到後，還來不及安定自己的思想情緒，就被通知參加清理“外逃人員”的財產工作。白樺看見過整端端的家園，有房、有葡萄園、果園，屋內有家具，但空蕩蕩的沒主人，可見當時人們是在沒有絲毫精神準備的情況下逃走的。以後又清理和內遷“半家戶”（未來得及逃跑的人們），“階級鬥爭”又多了“半家戶”這樣一種人群。因為以後的政治運動中，把“半家戶”的概念越來越擴大化，除了真正未來得及逃跑的另一半家庭成員謂之“半家戶”外，就連沾親帶故的、關係親密的人都視之為“兩個腦袋”、“里通外”。這樣一來全縣幹部和群眾中被劃入另冊的人就多了。不過，白樺一家是被下放到這裡來的，愛人又是“摘帽右派”，只需要做好工作，不要再被批評為“立場不穩”、“敵我不分”就行了。
白樺被分到縣人委辦公室；少悌被分到縣糧食局搞總務。
第三十九章（2）
以後他又調到人委文教科。原來人委辦公室的秘書調到邊卡去了，他的工作很久無人做。白樺是大學生，在當時人員奇缺的情況下，組織上讓她接替了秘書工作，懷著誠惶誠恐的心情坐在了人委辦公室秘書的位子上，開始認真地做好每件工作。不久，她被縣委調出參加“保密三查”工作，這項工作在當時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據說在“伊、塔事件”中，陰謀分子乘機偷走了大量的機密文件，損失無法估計。“保密三查”工作以文書檔案為中心，“查人員、查制度、查文件”，最後要把不合格的文書檔案工作人員調離崗位，建立嚴密的文書管理制度和規範的整理好從未整理過的各種文件。這項工作長達兩年之久，白樺懂得了 “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不該看的，不看。”這些對白樺以後做好秘書工作幫助很大。
1964年春，白樺被組織派往農村參加社教運動。1966年初被縣委召回機關，參加城鎮點上社教運動。這次白樺的身份從運動的工作人員變成了接受社教的運動對象。根據白樺平時的表現，工作組將她劃成一類幹部（即依靠對象）。運動開展不到三個月，八月上旬她從廣播中聽到了中央廣播電台廣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白樺還沒有把從廣播中速記下的“十六條”學習明白，命運便起了戲劇性的變化。兩天後，縣人委寬敞的樓道、牆壁上貼滿了“揪出漏劃右派——李俠（白樺在養父家的名字）”“揪出黑幫分子——李俠”“揪出用‘人性論’向党進攻的反黨分子——李俠”等等罪名的大字報。每張大字報落款都是“人委文革領導小組”，那些在社教運動中已經交代了經濟不清的人，卻都戴起紅衛兵袖章成了“革命造反派”。
白樺看著那些大字報，怎麼都不認識自己了，我怎麼這麼“反動”呢？我怎麼會“對黨有刻骨仇恨”呢？辦公室通訊員——一位河南支邊女青年，走近白樺悄悄說：“這些大字報是文革小組用你的檔案中的‘向黨交心書’編寫的。”哦！原來是這樣！那是1960年白樺大學畢業時，系黨總支要求每個學生寫一份關於對“三面紅旗”看法的“向黨交心書”。白樺是聯繫著1958年朱德總司令、鄧小平總書記來西北視察時路過蘭州給西北民院師生做的報告，真真心心地寫了個人的認識。白樺不知道，這份“向黨交心書”裝入了檔案。
六年後，這份東西竟給白樺帶來了滅頂之災。當時還有一件使白樺想不通的事：親自樹立她為學習毛著積極分子的社教工作隊黨委，一夜之間，也認為她是混進“積極分子”隊伍的“反黨分子”，撤除了“學習毛著積極分子”的稱號，將她推到“四不清”幹部行列。以後，白樺被隔離、挨批鬥、被抄家；機關家委會造反派還組織家屬批鬥她的養父（1964年養父病退在家，他們把養父母和他們的大女兒接到霍城一起生活）。造反派還將她家4歲的小女兒傳去讓她揭發爺爺，就說爺爺教她“打倒XXX”，還不准孩子將這件事給任何人講，如果講了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養母看到這一切，被嚇病了。1967年2月份，正值隆冬臘月，白樺被按農工下放到縣農技校的農場去勞動。待處理的谷少悌也與白樺一同去農場，冰天雪地里，他們扶老攜幼，谷少悌背著白樺的養母，全家去了農場。半年後，養母帶著驚恐不安的心情去世了。他們把她安葬在一個哈薩克族的墳地里……遠離故土又失去老伴的養父，一下子老了多，變得沉默寡言，有些呆滯了。不到一年，於1968年5月16日清晨未被喚醒，也永遠地去了……在艱難的日子裡，白樺的幾個孩子漸漸長大了。他們沒當過“紅小兵”。大女兒因為不願在同學面前批判“右派”爸爸，申請了9次入團都未被批准。
谷半林是公木十分鐘愛的一個外孫，名字是公木起的。“半林”，就是公木名字中的那個“木”字。他195４年7月10日出生後不久，就被公木接到中央文學講習所學員宿舍，一直長到６歲才離開。
霍城縣，距離霍爾果斯邊卡只有四公里，與前蘇聯僅一水（伊犁河）之隔，許多土地相接壤。過去兩國關係沒有破裂時，兩邊的群眾經常友好往來，通商、通郵，關係親密。他們到達前半年多這裡發生了“邊民外逃事件”，是“伊、塔事件”的發生地之一。據說在少數人的煽動下，不明真相的農、牧民棄掉家園和大片帶收穫的莊稼，趕著牧場和生產隊的馬匹幾乎全部逃到蘇聯（當時稱之為蘇修）那邊去了。有的婦女正在家做飯，看見大批人馬往邊境上逃跑，她們顧不上一切，甚至連在外邊玩耍的孩子都顧不上招呼，便驚慌失措的被裹挾而去。
報到後，還來不及安定自己的思想情緒，就被通知參加清理“外逃人員”的財產工作。白樺看見過整端端的家園，有房、有葡萄園、果園，屋內有家具，但空蕩蕩的沒主人，可見當時人們是在沒有絲毫精神準備的情況下逃走的。以後又清理和內遷“半家戶”（未來得及逃跑的人們），“階級鬥爭”又多了“半家戶”這樣一種人群。因為以後的政治運動中，把“半家戶”的概念越來越擴大化，除了真正未來得及逃跑的另一半家庭成員謂之“半家戶”外，就連沾親帶故的、關係親密的人都視之為“兩個腦袋”、“里通外”。這樣一來全縣幹部和群眾中被劃入另冊的人就多了。不過，白樺一家是被下放到這裡來的，愛人又是“摘帽右派”，只需要做好工作，不要再被批評為“立場不穩”、“敵我不分”就行了。
白樺被分到縣人委辦公室；少悌被分到縣糧食局搞總務。
第三十九章（2）
以後他又調到人委文教科。原來人委辦公室的秘書調到邊卡去了，他的工作很久無人做。白樺是大學生，在當時人員奇缺的情況下，組織上讓她接替了秘書工作，懷著誠惶誠恐的心情坐在了人委辦公室秘書的位子上，開始認真地做好每件工作。不久，她被縣委調出參加“保密三查”工作，這項工作在當時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據說在“伊、塔事件”中，陰謀分子乘機偷走了大量的機密文件，損失無法估計。“保密三查”工作以文書檔案為中心，“查人員、查制度、查文件”，最後要把不合格的文書檔案工作人員調離崗位，建立嚴密的文書管理制度和規範的整理好從未整理過的各種文件。這項工作長達兩年之久，白樺懂得了 “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不該看的，不看。”這些對白樺以後做好秘書工作幫助很大。
1964年春，白樺被組織派往農村參加社教運動。1966年初被縣委召回機關，參加城鎮點上社教運動。這次白樺的身份從運動的工作人員變成了接受社教的運動對象。根據白樺平時的表現，工作組將她劃成一類幹部（即依靠對象）。運動開展不到三個月，八月上旬她從廣播中聽到了中央廣播電台廣播“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白樺還沒有把從廣播中速記下的“十六條”學習明白，命運便起了戲劇性的變化。兩天後，縣人委寬敞的樓道、牆壁上貼滿了“揪出漏劃右派——李俠（白樺在養父家的名字）”“揪出黑幫分子——李俠”“揪出用‘人性論’向党進攻的反黨分子——李俠”等等罪名的大字報。每張大字報落款都是“人委文革領導小組”，那些在社教運動中已經交代了經濟不清的人，卻都戴起紅衛兵袖章成了“革命造反派”。
白樺看著那些大字報，怎麼都不認識自己了，我怎麼這麼“反動”呢？我怎麼會“對黨有刻骨仇恨”呢？辦公室通訊員——一位河南支邊女青年，走近白樺悄悄說：“這些大字報是文革小組用你的檔案中的‘向黨交心書’編寫的。”哦！原來是這樣！那是1960年白樺大學畢業時，系黨總支要求每個學生寫一份關於對“三面紅旗”看法的“向黨交心書”。白樺是聯繫著1958年朱德總司令、鄧小平總書記來西北視察時路過蘭州給西北民院師生做的報告，真真心心地寫了個人的認識。白樺不知道，這份“向黨交心書”裝入了檔案。
六年後，這份東西竟給白樺帶來了滅頂之災。當時還有一件使白樺想不通的事：親自樹立她為學習毛著積極分子的社教工作隊黨委，一夜之間，也認為她是混進“積極分子”隊伍的“反黨分子”，撤除了“學習毛著積極分子”的稱號，將她推到“四不清”幹部行列。以後，白樺被隔離、挨批鬥、被抄家；機關家委會造反派還組織家屬批鬥她的養父（1964年養父病退在家，他們把養父母和他們的大女兒接到霍城一起生活）。造反派還將她家4歲的小女兒傳去讓她揭發爺爺，就說爺爺教她“打倒XXX”，還不准孩子將這件事給任何人講，如果講了就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養母看到這一切，被嚇病了。1967年2月份，正值隆冬臘月，白樺被按農工下放到縣農技校的農場去勞動。待處理的谷少悌也與白樺一同去農場，冰天雪地里，他們扶老攜幼，谷少悌背著白樺的養母，全家去了農場。半年後，養母帶著驚恐不安的心情去世了。他們把她安葬在一個哈薩克族的墳地里……遠離故土又失去老伴的養父，一下子老了多，變得沉默寡言，有些呆滯了。不到一年，於1968年5月16日清晨未被喚醒，也永遠地去了……在艱難的日子裡，白樺的幾個孩子漸漸長大了。他們沒當過“紅小兵”。大女兒因為不願在同學面前批判“右派”爸爸，申請了9次入團都未被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