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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同志們，我認識到了，我看到了！我手裡搖的是白旗，我胸腔跳動的是黑心。醜惡的很，可恥的很！
讓我毀滅吧！
第三十八章（6）
我將從毀滅中新生！
我絕對不再作這樣的代言人，我一定站到黨的立場上來，同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割斷思想聯繫。在今後的日子，我不敢說我會完全正確，不再犯錯誤；但是反黨的錯誤，我肯定，我保證，絕不再犯！
同志們！讓我立功贖罪吧！
同志們！我一定堅決地站在黨的立場上來檢討，毫不保留的交待我的問題。但是我的認識還是低的，希望批評我幫助我。
1958年10月戴帽後，積存未復的信件和詩文稿仍有兩百多件，帶著負罪的愧疚心情，公木悄悄地把它們分作四五批掛號退回，他不得不同北京東總部胡同中國作協告別，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他灑下無數熱情和汗水的地方，住到中國作家協會的客房裡。
他一面接受作協黨組所主持的黨員大會、繼而擴展為群眾大會的批判，一方面整理兩年來的部分存稿，白天在會上挨批判做檢討，夜晚在室內揮汗抄詩。這時“大躍進”運動已經開始了，中國作協的作家們都融入到了大煉鋼鐵的洪流之中，公木被排除在“熱潮”之外，無法分享這份“光榮”，只好孤獨地以詩來排遣自己的寂寞。在公木的遺稿中，我發現一首《大躍進頌歌》：
爛漫山花開滿園，秀成時代底新顏。
百年魔舞方收場，萬里鐵流再發端。
即上重霄摘桂月，遍游東海釣鰲山。
蒼蠅碰壁瘟神滾，無限風光麗險天。
就在這舉國上下激情洋溢、準備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時刻，公木利用等待“批判結果”的時間，編成了一本國際題材的詩集《人類萬歲》，工工整整地謄寫在厚厚的筆記本上，準備交稿出版。可是，隨著他被正式戴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帽子，已被邀請與北京出版社簽訂的出版合同也就不了了之了。
公木從此走上了一段長達二十多年的在逆境中奮進的人生遭際。這一切，就像是莫名其妙地就掉進了歷史的一個玩笑。
第三十九章（1）
第三十九章家裡還有個右派1956年公木的女兒白樺和愛人谷少悌都考入西北民族學院語文系（谷少悌是響應當時國家鼓勵在職具有同等學歷的青年幹部報考大學的號召而參考的）。1957年他們於暑假去北京探望公木。當時西北民族學院暑假要開展“鳴放”活動，不放假。他們是請假去的北京，返校後又接著上課，並沒有參加“鳴放”活動，也沒有什麼反動言行。不料1958年1月3日，谷少悌卻被通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這比公木頭上的右派帽子來的還早。
這都是因為谷少悌受公木影響，業餘時間也愛寫點詩歌等文學作品，他不僅愛和班裡的兩位同學一起談論文學，而且經常一起給院刊投稿。他們還打算要在院刊開闢一個叫做“補白”的文藝園地，結果“補白”還沒有“補”成，他們三人卻都在“反右”運動中戴上了右派帽子，定為“反黨集團”。少悌因“罪惡較輕”，處理決定為開除團籍，戴上右派帽子隨班上課。其他“右派分子”，有的開除學籍留校勞動，有的“極右分子”被送往省上集中勞改。後來全國遭遇三年自然災害，甘肅省浮誇風十分嚴重，去農場勞動的“右派”同學和老師，有的就一去不復返，永遠的留在了那裡。其中就有他們敬佩的老師、全國著名的藏學專家黃奮生教授。
少悌戴著右派帽子隨班上課，日子十分難過。白樺原來是入黨積極分子，現在成了“敵我不分”、“階級立場不穩”、“走白專道路”的“白旗”學生，經常被團支部開會“幫助”，甚至還要挨批評、受批判。只有逆來順守，埋頭學習，踏實勞動（當時設有勞動課），決心用自己的實踐來證實自己是無辜的。
1960年大學畢業了，少悌因為是右派分子而不發給他畢業證書，他留在學校一面做“反面教員”，一面給鐵道系預科班學生教漢語，沒有工資，每月只發給23元生活費，白樺被分到同年成立的甘肅省民族研究所。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們的生活是很艱難的。但在精神上他們感到一種久違了的舒暢，因為這時批鬥挨的少了，可以心平氣和地學習、工作。白樺在民研所潛心鑽研甘肅回族近代史，為所里交給的“尕司令——馬仲英其人其事”課題搜集資料。白樺還擬寫了評論馬仲英的論文提綱。少悌在教學上也很賣力，他雖然患了浮腫病，但從未耽誤過一節課。1961年的國慶前夕，院黨委在全院教職工大會上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這樣的生活不到兩年，又遇上了“精兵簡政”、“精簡下放”運動。1962年10月接到下放去新疆霍城縣的通知，白樺面對著搜集的關於馬仲英的數萬字資料，以及幾經修改的評論馬仲英的論文提綱，實在難以割捨，給父親公木和在四川工作的她的生母各寫了一封信，訴說了不想去新疆的心情。公木回信說：“去吧！孩子，不要怕遙遠，不要怕艱苦，人類的智慧就是這樣積累起來的……”她的母親也回信批評她說：“現在的年輕人根本不懂什麼叫革命，而把革命工作當作謀生的手段。組織需要你去新疆，你為什麼不願去？”
讓我毀滅吧！
第三十八章（6）
我將從毀滅中新生！
我絕對不再作這樣的代言人，我一定站到黨的立場上來，同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割斷思想聯繫。在今後的日子，我不敢說我會完全正確，不再犯錯誤；但是反黨的錯誤，我肯定，我保證，絕不再犯！
同志們！讓我立功贖罪吧！
同志們！我一定堅決地站在黨的立場上來檢討，毫不保留的交待我的問題。但是我的認識還是低的，希望批評我幫助我。
1958年10月戴帽後，積存未復的信件和詩文稿仍有兩百多件，帶著負罪的愧疚心情，公木悄悄地把它們分作四五批掛號退回，他不得不同北京東總部胡同中國作協告別，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他灑下無數熱情和汗水的地方，住到中國作家協會的客房裡。
他一面接受作協黨組所主持的黨員大會、繼而擴展為群眾大會的批判，一方面整理兩年來的部分存稿，白天在會上挨批判做檢討，夜晚在室內揮汗抄詩。這時“大躍進”運動已經開始了，中國作協的作家們都融入到了大煉鋼鐵的洪流之中，公木被排除在“熱潮”之外，無法分享這份“光榮”，只好孤獨地以詩來排遣自己的寂寞。在公木的遺稿中，我發現一首《大躍進頌歌》：
爛漫山花開滿園，秀成時代底新顏。
百年魔舞方收場，萬里鐵流再發端。
即上重霄摘桂月，遍游東海釣鰲山。
蒼蠅碰壁瘟神滾，無限風光麗險天。
就在這舉國上下激情洋溢、準備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時刻，公木利用等待“批判結果”的時間，編成了一本國際題材的詩集《人類萬歲》，工工整整地謄寫在厚厚的筆記本上，準備交稿出版。可是，隨著他被正式戴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帽子，已被邀請與北京出版社簽訂的出版合同也就不了了之了。
公木從此走上了一段長達二十多年的在逆境中奮進的人生遭際。這一切，就像是莫名其妙地就掉進了歷史的一個玩笑。
第三十九章（1）
第三十九章家裡還有個右派1956年公木的女兒白樺和愛人谷少悌都考入西北民族學院語文系（谷少悌是響應當時國家鼓勵在職具有同等學歷的青年幹部報考大學的號召而參考的）。1957年他們於暑假去北京探望公木。當時西北民族學院暑假要開展“鳴放”活動，不放假。他們是請假去的北京，返校後又接著上課，並沒有參加“鳴放”活動，也沒有什麼反動言行。不料1958年1月3日，谷少悌卻被通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
這比公木頭上的右派帽子來的還早。
這都是因為谷少悌受公木影響，業餘時間也愛寫點詩歌等文學作品，他不僅愛和班裡的兩位同學一起談論文學，而且經常一起給院刊投稿。他們還打算要在院刊開闢一個叫做“補白”的文藝園地，結果“補白”還沒有“補”成，他們三人卻都在“反右”運動中戴上了右派帽子，定為“反黨集團”。少悌因“罪惡較輕”，處理決定為開除團籍，戴上右派帽子隨班上課。其他“右派分子”，有的開除學籍留校勞動，有的“極右分子”被送往省上集中勞改。後來全國遭遇三年自然災害，甘肅省浮誇風十分嚴重，去農場勞動的“右派”同學和老師，有的就一去不復返，永遠的留在了那裡。其中就有他們敬佩的老師、全國著名的藏學專家黃奮生教授。
少悌戴著右派帽子隨班上課，日子十分難過。白樺原來是入黨積極分子，現在成了“敵我不分”、“階級立場不穩”、“走白專道路”的“白旗”學生，經常被團支部開會“幫助”，甚至還要挨批評、受批判。只有逆來順守，埋頭學習，踏實勞動（當時設有勞動課），決心用自己的實踐來證實自己是無辜的。
1960年大學畢業了，少悌因為是右派分子而不發給他畢業證書，他留在學校一面做“反面教員”，一面給鐵道系預科班學生教漢語，沒有工資，每月只發給23元生活費，白樺被分到同年成立的甘肅省民族研究所。其時正值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們的生活是很艱難的。但在精神上他們感到一種久違了的舒暢，因為這時批鬥挨的少了，可以心平氣和地學習、工作。白樺在民研所潛心鑽研甘肅回族近代史，為所里交給的“尕司令——馬仲英其人其事”課題搜集資料。白樺還擬寫了評論馬仲英的論文提綱。少悌在教學上也很賣力，他雖然患了浮腫病，但從未耽誤過一節課。1961年的國慶前夕，院黨委在全院教職工大會上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這樣的生活不到兩年，又遇上了“精兵簡政”、“精簡下放”運動。1962年10月接到下放去新疆霍城縣的通知，白樺面對著搜集的關於馬仲英的數萬字資料，以及幾經修改的評論馬仲英的論文提綱，實在難以割捨，給父親公木和在四川工作的她的生母各寫了一封信，訴說了不想去新疆的心情。公木回信說：“去吧！孩子，不要怕遙遠，不要怕艱苦，人類的智慧就是這樣積累起來的……”她的母親也回信批評她說：“現在的年輕人根本不懂什麼叫革命，而把革命工作當作謀生的手段。組織需要你去新疆，你為什麼不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