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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1）
第三十八章掉進一個歷史的玩笑楊子敏先生在《文藝報》發表的那篇《公木在〈談詩歌創作〉中宣揚了什麼》，可以說是向外界宣布公木出問題的一個正式的信號，從這一期開始，《文藝報》編委的名單中，公木的名字就消失了……曾經寫過那麼多批判詩文的公木，自己也終於陷入了被批判的深淵。他的那些詩歌創作，也被一鍋端地指責為是他的“反黨工具”了。
楊子敏說：
（《談詩歌創作》）開卷頭一篇，是公木1941年寫的一首詩，題目是《我愛》（代序），作者在這裡宣布他對詩的見解說：“什麼／生命力最久常？／什麼／光照得最深最強？／／是你啊，／我心愛的詩。／／……假如有一天，／你把光耀隱逝，／一切過去將只剩一片空白，／而根本也就不會再有未來。”
詩竟變成了這樣一種神秘的東西！在他看來，現實生活是第二性的，而詩卻是第一性的。現實生活是依附於詩的存在而存在的。在這裡，是成了一種獨立存在的、有獨立意志的、能夠支配生活的神秘力量。如果有一天詩把自己的光耀隱藏起來了，那麼，過去也沒有了，未來也沒有了，一切都成了空白了。
這還不清楚嗎？在存在和意識的關係上，在現實生活和文藝的關係上，公木正是站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立場上來宣傳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
這個神秘的、凌駕於生活之上的詩，成了這位詩人頂禮膜拜的神祗。詩人自己也因此而神秘化了。公木說“我愛過許多男人和女人，／我卻沒有／像愛你這般深。”一個詩人怎麼可以不愛詩呢？假如一個人深深地熱愛我們的生活和人民，他要運用詩歌這個工具來歌頌人民，因而也熱愛詩歌，這當然是應該的。但是，如果對於詩歌的愛超過了對於人民的愛，說什麼愛人類“從沒有這樣深”，這不是很奇怪嗎？顯然公木是把詩歌當成發泄個人感情的工具，他是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觀點來對待文藝。
這表明，公木不僅把詩歌當成發泄個人感情的工具，而且用詩去咒罵新社會，支持和鼓勵右派分子。詩，已經成為他的反黨工具了。
成為右派之後，公木的主要工作是檢討。恭恭謹謹地交代自己的各種罪行：在延安辦鷹社和“蒺藜”牆報，與丁玲、陳企霞來往的全部歷史、全部過程、全部內容，同情流沙河，為丁陳翻案的全部罪行——所謂全部，其實並不準確，公木此前寫作的向右派反擊的犀利檄文，那是絕對不能再提的了。提了，也沒人承認你的“貢獻”，反而會招 致“不老實”、“不肯低頭認罪”的種種訓斥。
公木的一封家書（手跡）
第三十八章（2）
好在公木此前已經經歷了中國作協的鬥爭過程，對一個人挨斗的步驟是很熟悉的：坦白交代，批判揭發，深挖根源，“梳辮子”定案。正如作家徐光耀後來總結的“一般的規律”是：凡初期的交代，總被批為“不坦白”、“不老實”、“避重就輕”、“繼續隱瞞欺騙”。
公木的檢討我現在能看到兩份中國作協的鉛印稿，也看到一份他自己的手寫稿。這些檢討與其說是他自己寫的，不如說是他複述批判會上批判者的發言更準確，楊子敏先生說他的《我愛》是唯心主義的，他也就承認《我愛》是唯心主義的；王亞凡先生說他的《江上懷友》是“反詩”，他也就想法鄭重承認《江上懷友》是反詩……1958年7月26日下午，在作協黨員大會上他首先這樣表白：
同志們：這幾天，我在自己剝衣服的外衣，剝自己的假面具。我回顧了幾年以來自己的表現，特別在肅反、反右等對敵鬥爭中，自己的表現。我才看到真正的我是個什麼樣子。我原來是個腐朽透頂的反黨分子，一個黨的罪人。我看到這一點，又痛苦又慚愧。我意識到，正面臨著毀滅的邊緣，必須拔掉白旗、向黨交心，脫胎換骨，才能自救。……我的錯誤和罪行是嚴重的。不但有歷史的一貫性，而且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發展到最近兩三年來，幾乎在所有重大政治性問題上，在肅反、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批評丁陳反黨集團等等一系列的階級鬥爭當中，我都犯了背叛性的錯誤和罪行。
他反問自己：
為什麼在這時期，我的反黨活動達到這樣肆無忌憚，這樣瘋狂的程度呢？我是用資產階級眼光，站在反黨立場來接受蘇共20次代表大會對史達林的批判的。我狂妄宣稱中國黨從領導到底下不是不存在問題，到底包括些什麼想法？不外根據以上的謬誤觀點出發誣衊中國黨領導不夠民主，一般黨員獨立思考不夠，這些當然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流露……他檢討自己“在文講所工作期間，的確是在搞獨立王國，並且已經搞成了獨立王國。”坦白自己跟丁陳的關係，跟天藍的關係，跟李之璉的關係，跟流沙河的關係，跟智建中的關係等等，他1957年8月29日作的檢討被認為“虛偽”和“對黨不老實”，只得一次次重新分析自己的錯誤。一次次重新檢討。他甚至說：
如果在平時，說我是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我一定從心裡不接受。但是，什麼人才誣衊蘇共批判史達林是誇大，不實事求是呢？什麼人才把我們的黨內鬥爭看作宗派打擊呢？什麼人才為肅反對象代鳴不平呢？什麼人才給胡風分子開脫，為丁玲、陳企霞辯護呢？什麼人才支持流沙河一類人堅持反黨呢？……這些不明明都是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代言人說的話嗎？——這些都是我仇恨黨的具體表現。
第三十八章掉進一個歷史的玩笑楊子敏先生在《文藝報》發表的那篇《公木在〈談詩歌創作〉中宣揚了什麼》，可以說是向外界宣布公木出問題的一個正式的信號，從這一期開始，《文藝報》編委的名單中，公木的名字就消失了……曾經寫過那麼多批判詩文的公木，自己也終於陷入了被批判的深淵。他的那些詩歌創作，也被一鍋端地指責為是他的“反黨工具”了。
楊子敏說：
（《談詩歌創作》）開卷頭一篇，是公木1941年寫的一首詩，題目是《我愛》（代序），作者在這裡宣布他對詩的見解說：“什麼／生命力最久常？／什麼／光照得最深最強？／／是你啊，／我心愛的詩。／／……假如有一天，／你把光耀隱逝，／一切過去將只剩一片空白，／而根本也就不會再有未來。”
詩竟變成了這樣一種神秘的東西！在他看來，現實生活是第二性的，而詩卻是第一性的。現實生活是依附於詩的存在而存在的。在這裡，是成了一種獨立存在的、有獨立意志的、能夠支配生活的神秘力量。如果有一天詩把自己的光耀隱藏起來了，那麼，過去也沒有了，未來也沒有了，一切都成了空白了。
這還不清楚嗎？在存在和意識的關係上，在現實生活和文藝的關係上，公木正是站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立場上來宣傳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
這個神秘的、凌駕於生活之上的詩，成了這位詩人頂禮膜拜的神祗。詩人自己也因此而神秘化了。公木說“我愛過許多男人和女人，／我卻沒有／像愛你這般深。”一個詩人怎麼可以不愛詩呢？假如一個人深深地熱愛我們的生活和人民，他要運用詩歌這個工具來歌頌人民，因而也熱愛詩歌，這當然是應該的。但是，如果對於詩歌的愛超過了對於人民的愛，說什麼愛人類“從沒有這樣深”，這不是很奇怪嗎？顯然公木是把詩歌當成發泄個人感情的工具，他是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觀點來對待文藝。
這表明，公木不僅把詩歌當成發泄個人感情的工具，而且用詩去咒罵新社會，支持和鼓勵右派分子。詩，已經成為他的反黨工具了。
成為右派之後，公木的主要工作是檢討。恭恭謹謹地交代自己的各種罪行：在延安辦鷹社和“蒺藜”牆報，與丁玲、陳企霞來往的全部歷史、全部過程、全部內容，同情流沙河，為丁陳翻案的全部罪行——所謂全部，其實並不準確，公木此前寫作的向右派反擊的犀利檄文，那是絕對不能再提的了。提了，也沒人承認你的“貢獻”，反而會招 致“不老實”、“不肯低頭認罪”的種種訓斥。
公木的一封家書（手跡）
第三十八章（2）
好在公木此前已經經歷了中國作協的鬥爭過程，對一個人挨斗的步驟是很熟悉的：坦白交代，批判揭發，深挖根源，“梳辮子”定案。正如作家徐光耀後來總結的“一般的規律”是：凡初期的交代，總被批為“不坦白”、“不老實”、“避重就輕”、“繼續隱瞞欺騙”。
公木的檢討我現在能看到兩份中國作協的鉛印稿，也看到一份他自己的手寫稿。這些檢討與其說是他自己寫的，不如說是他複述批判會上批判者的發言更準確，楊子敏先生說他的《我愛》是唯心主義的，他也就承認《我愛》是唯心主義的；王亞凡先生說他的《江上懷友》是“反詩”，他也就想法鄭重承認《江上懷友》是反詩……1958年7月26日下午，在作協黨員大會上他首先這樣表白：
同志們：這幾天，我在自己剝衣服的外衣，剝自己的假面具。我回顧了幾年以來自己的表現，特別在肅反、反右等對敵鬥爭中，自己的表現。我才看到真正的我是個什麼樣子。我原來是個腐朽透頂的反黨分子，一個黨的罪人。我看到這一點，又痛苦又慚愧。我意識到，正面臨著毀滅的邊緣，必須拔掉白旗、向黨交心，脫胎換骨，才能自救。……我的錯誤和罪行是嚴重的。不但有歷史的一貫性，而且是多方面的。尤其是發展到最近兩三年來，幾乎在所有重大政治性問題上，在肅反、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批評丁陳反黨集團等等一系列的階級鬥爭當中，我都犯了背叛性的錯誤和罪行。
他反問自己：
為什麼在這時期，我的反黨活動達到這樣肆無忌憚，這樣瘋狂的程度呢？我是用資產階級眼光，站在反黨立場來接受蘇共20次代表大會對史達林的批判的。我狂妄宣稱中國黨從領導到底下不是不存在問題，到底包括些什麼想法？不外根據以上的謬誤觀點出發誣衊中國黨領導不夠民主，一般黨員獨立思考不夠，這些當然是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流露……他檢討自己“在文講所工作期間，的確是在搞獨立王國，並且已經搞成了獨立王國。”坦白自己跟丁陳的關係，跟天藍的關係，跟李之璉的關係，跟流沙河的關係，跟智建中的關係等等，他1957年8月29日作的檢討被認為“虛偽”和“對黨不老實”，只得一次次重新分析自己的錯誤。一次次重新檢討。他甚至說：
如果在平時，說我是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我一定從心裡不接受。但是，什麼人才誣衊蘇共批判史達林是誇大，不實事求是呢？什麼人才把我們的黨內鬥爭看作宗派打擊呢？什麼人才為肅反對象代鳴不平呢？什麼人才給胡風分子開脫，為丁玲、陳企霞辯護呢？什麼人才支持流沙河一類人堅持反黨呢？……這些不明明都是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代言人說的話嗎？——這些都是我仇恨黨的具體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