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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犯李之璉、黎辛一個被定為“極右分子”，一個被劃為“右派分子”，均被開除黨籍，張海和崔毅定為“反黨分子”，留黨察看。另有一位級別較低的辦公室主任童大林，後因“認罪態度較好”而被赦免。
這一鬥爭結束後，對丁玲等的結論和處理好像就顯得很牢靠了。隨之而來的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實事求是地說過丁玲好話的人，都一一受到檢查處理，或定為右派，或定為反黨分子，或作為犯嚴重錯誤，很少聽到有誰倖免於難。公木自然也就在劫難逃了。
公木在文講所的同事徐剛前幾年回憶說：
因為公木和李之漣的關係，批鬥公木和古立高是這一鬥爭的繼續。我一進王府井大街64號的大門，就感到心情的不舒暢。機要秘書給大家發批判公木、古立高的發言紀錄，每次都隔過我發給我旁邊的人，我想了解一下公木到底有什麼“罪行”，便問，為什麼不發給我？機要秘書說，你發言，發言後給你。我想，我不要也不說。過了兩天，公木在眾人的質問下，一連說了幾次“我聽徐剛說的……”我沉不住氣了，說：“是我領導你還是你領導我？”實際上是為自己辯護。這個口子一開，我說了公木對丁玲的同情，對周揚的意見，說了公木在文講所問題上與領導上有不同的看法。散會時，機要秘書給我一疊批判公木、古立高的發言紀錄。這是獎勵我還是污辱我？！我心裡太難受了！出了大門，我心事重重往北走，卻忘了乘車。我想我參與批鬥了一位熱心的好人——公木的“罪行”無非是同情丁玲，同情第三期學員流沙河。流沙河被批判後，他寫了一封勸慰信……我一邊走一邊想公木的好人品。
跟公木一起劃右的黎辛先生當時已經調湖北文化局，已經不在中國作協工作了，他是從湖北任上召回來接受批判的，時間是在1958年5月。這一年被中國作協補劃為右派的還有《人民文學》的秦兆陽。他是1958年7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7月25日被開除出黨，公木是出國訪問回來後，於1958年10月正式戴上右派帽子，開除黨籍，工資降為行政15級，並下放勞動改造。所以就當時的中國作協機關來說，公木的確是最後一個“正式”的右派。此後，正如秦兆陽所言，“人走到哪裡帽子跟到哪裡，每個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帽子。然而更使人痛苦的還不在於‘戴上’，而在於‘取消’，取消了黨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內心的寄託，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敵人，心被摘掉了！靈魂無依了！——這一切都壓在精神上！”
根據當年的文件顯示，1957年至1958年，由中國作協劃為右派分子的共有三十人。他們是：
第三十七章（2）
丁玲專業作家陳企霞原《文藝報》副主編羅烽專業作家白朗專業作家艾青專業作家李又然專業作家陳明專業作家張松如原作協文學講習所負責人黎辛原作協副秘書長秦兆陽原《文藝報》常務編委戈揚原《新觀察》主編唐因原《文藝報》總編室主任唐達成原《文藝報》總編室副主任侯敏澤原《文藝報》總編室副主任羅仙洲原《文藝報》助理編輯馬敏行原《文藝報》助理編輯蕭乾原《文藝報》副主編湯浩原《文藝報》編輯李清泉原《人民文學》編輯部主任杜黎均原《人民文學》編輯高光啟原《人民文學》編輯唐祁原《詩刊》編輯張鳳珠原《新觀察》編輯黃沙原《新觀察》編輯盧盛法原《新觀察》編輯李興華原《文藝學習》評論組長楊覺原《文藝學習》文化生活組長俞林原《人民文學》編輯楊犁原作協創作委員會幹部何壽亭原作協資料室幹部在中國作協的反右鬥爭中，除了被劃成右派的同志之外，有些人雖然沒有被劃成右派，但卻受到了批判和處分，他們是：
舒群專業作家徐剛原作協文學講習所主任古立高專業作家韋君宜原《文藝學習》主編葛洛原《人民文學》副主編菡子原作協創作委員會副主任黃秋耘原《文藝學習》編輯部主任瑪金原作協文學講習所沙鷗原作協文學講習所張白原作協文學講習所王景山原作協文學講習所幹部作為最後一個右派，公木親眼目睹並參加了中國作協機關的反右全過程。 他不僅寫過反右詩，作過反右文，也做過個別審查對象的專案組組長。就是說，在帽子還沒有被戴到自己頭上之前，也曾給別的同志戴過帽子。他晚年回憶說：“在那年月，挨了整就算是犯了錯誤，整了人就好像為黨做了點工作，天真到如此糊塗，想來實在慚愧。”
上世紀60年代中期，文藝界總結建國以來的鬥爭經驗時，自豪地宣稱一共進行了五次勝利的鬥爭，即批判電影《武訓傳》，在《紅樓夢》研究問題上批評俞平伯、胡適，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反丁、陳反黨集團，反右派鬥爭。
公木從走進作協工作開始，就走進了鬥爭的風口浪尖。從反胡風開始，至反右派為止，完整地參加了後三次“勝利的鬥爭”，直到自己成為這鬥爭的最後一個“犧牲者”。徐光耀先生說到那個年代的時候說：“凡敢提意見、講真話的，一律頭朝下了；說假話之風，隨著‘大躍進’的興起，滿天飛舞，橫掃了一切。”想想，心情真沉重。談到自己的遭際，公木自己也在詩中沉痛地說：“每在人前多犟嘴，幽光狂慧種緣因。”
這一鬥爭結束後，對丁玲等的結論和處理好像就顯得很牢靠了。隨之而來的就是在全國範圍內，凡是實事求是地說過丁玲好話的人，都一一受到檢查處理，或定為右派，或定為反黨分子，或作為犯嚴重錯誤，很少聽到有誰倖免於難。公木自然也就在劫難逃了。
公木在文講所的同事徐剛前幾年回憶說：
因為公木和李之漣的關係，批鬥公木和古立高是這一鬥爭的繼續。我一進王府井大街64號的大門，就感到心情的不舒暢。機要秘書給大家發批判公木、古立高的發言紀錄，每次都隔過我發給我旁邊的人，我想了解一下公木到底有什麼“罪行”，便問，為什麼不發給我？機要秘書說，你發言，發言後給你。我想，我不要也不說。過了兩天，公木在眾人的質問下，一連說了幾次“我聽徐剛說的……”我沉不住氣了，說：“是我領導你還是你領導我？”實際上是為自己辯護。這個口子一開，我說了公木對丁玲的同情，對周揚的意見，說了公木在文講所問題上與領導上有不同的看法。散會時，機要秘書給我一疊批判公木、古立高的發言紀錄。這是獎勵我還是污辱我？！我心裡太難受了！出了大門，我心事重重往北走，卻忘了乘車。我想我參與批鬥了一位熱心的好人——公木的“罪行”無非是同情丁玲，同情第三期學員流沙河。流沙河被批判後，他寫了一封勸慰信……我一邊走一邊想公木的好人品。
跟公木一起劃右的黎辛先生當時已經調湖北文化局，已經不在中國作協工作了，他是從湖北任上召回來接受批判的，時間是在1958年5月。這一年被中國作協補劃為右派的還有《人民文學》的秦兆陽。他是1958年7月下旬“正式”戴上右派帽子，7月25日被開除出黨，公木是出國訪問回來後，於1958年10月正式戴上右派帽子，開除黨籍，工資降為行政15級，並下放勞動改造。所以就當時的中國作協機關來說，公木的確是最後一個“正式”的右派。此後，正如秦兆陽所言，“人走到哪裡帽子跟到哪裡，每個知道你的人都知道你的帽子。然而更使人痛苦的還不在於‘戴上’，而在於‘取消’，取消了黨籍，取消了做人的重心，取消了內心的寄託，取消了第二生命，成了自己人的敵人，心被摘掉了！靈魂無依了！——這一切都壓在精神上！”
根據當年的文件顯示，1957年至1958年，由中國作協劃為右派分子的共有三十人。他們是：
第三十七章（2）
丁玲專業作家陳企霞原《文藝報》副主編羅烽專業作家白朗專業作家艾青專業作家李又然專業作家陳明專業作家張松如原作協文學講習所負責人黎辛原作協副秘書長秦兆陽原《文藝報》常務編委戈揚原《新觀察》主編唐因原《文藝報》總編室主任唐達成原《文藝報》總編室副主任侯敏澤原《文藝報》總編室副主任羅仙洲原《文藝報》助理編輯馬敏行原《文藝報》助理編輯蕭乾原《文藝報》副主編湯浩原《文藝報》編輯李清泉原《人民文學》編輯部主任杜黎均原《人民文學》編輯高光啟原《人民文學》編輯唐祁原《詩刊》編輯張鳳珠原《新觀察》編輯黃沙原《新觀察》編輯盧盛法原《新觀察》編輯李興華原《文藝學習》評論組長楊覺原《文藝學習》文化生活組長俞林原《人民文學》編輯楊犁原作協創作委員會幹部何壽亭原作協資料室幹部在中國作協的反右鬥爭中，除了被劃成右派的同志之外，有些人雖然沒有被劃成右派，但卻受到了批判和處分，他們是：
舒群專業作家徐剛原作協文學講習所主任古立高專業作家韋君宜原《文藝學習》主編葛洛原《人民文學》副主編菡子原作協創作委員會副主任黃秋耘原《文藝學習》編輯部主任瑪金原作協文學講習所沙鷗原作協文學講習所張白原作協文學講習所王景山原作協文學講習所幹部作為最後一個右派，公木親眼目睹並參加了中國作協機關的反右全過程。 他不僅寫過反右詩，作過反右文，也做過個別審查對象的專案組組長。就是說，在帽子還沒有被戴到自己頭上之前，也曾給別的同志戴過帽子。他晚年回憶說：“在那年月，挨了整就算是犯了錯誤，整了人就好像為黨做了點工作，天真到如此糊塗，想來實在慚愧。”
上世紀60年代中期，文藝界總結建國以來的鬥爭經驗時，自豪地宣稱一共進行了五次勝利的鬥爭，即批判電影《武訓傳》，在《紅樓夢》研究問題上批評俞平伯、胡適，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反丁、陳反黨集團，反右派鬥爭。
公木從走進作協工作開始，就走進了鬥爭的風口浪尖。從反胡風開始，至反右派為止，完整地參加了後三次“勝利的鬥爭”，直到自己成為這鬥爭的最後一個“犧牲者”。徐光耀先生說到那個年代的時候說：“凡敢提意見、講真話的，一律頭朝下了；說假話之風，隨著‘大躍進’的興起，滿天飛舞，橫掃了一切。”想想，心情真沉重。談到自己的遭際，公木自己也在詩中沉痛地說：“每在人前多犟嘴，幽光狂慧種緣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