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頁
5月14日，公木和孫用一起去塞爾蘇村探訪詩人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的墓地。尤若夫·阿蒂拉僅比公木大5歲，生於布達佩斯一個貧苦工人的家庭中。他的第一個詩集是十七歲時出版的，此後更寫了大量的“完全符合於現實地暴露了1930年左右的工人階級的苦難”的詩篇。而卻以此被誤解，說他歪曲工人形象，遭到不公正的組織對待，甚至開除黨籍。雖然“他把他自己和自己階級連結起來的線拉得更緊了”。（霍爾瓦德·瑪爾東《尤若夫·阿蒂拉》）但終不免於感到孤獨與抑鬱，於1937年12月4日臥軌自殺，死於巴拉敦湖邊一個農村，名叫塞爾蘇的地方。他的墓地就建置在他死處鐵路一旁，闢為一個小花園，裡面樹立著詩人的雕像。地處荒野，遠離市聲，非常幽靜。
尤若夫的經歷，引起公木的深深共鳴。他想起了郭小川的長詩《一個和八個》中那為被自己同志誤解的主人公王金，想起了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自己的一些遭際，站在尤若夫的雕像前，思潮起伏，浮想聯翩。
1958年7月參觀羅馬尼亞一家盤尼西林工廠翻譯家孫用曾譯有《尤若夫詩選》，此時他也非常非常激動：“詩人要活著和我一般大。”眼裡泛著油光張大瞳孔，仰頭站在詩人底雕像下。公木為他們攝了一張“合影”，只是可惜他底技術太欠高明，時速和光圈都難以對好。不知這幅圖畫是否拍攝成功，隔著很長的時間，已經無法去查證了。
羅馬尼亞畫家日畢良努為公木所作畫像這一天晚間，在巴拉敦湖邊一個別墅里，公木與孫用同志一道訪問了匈牙利高齡的文藝批評家霍爾瓦德·瑪爾泰，在星光下聽他講述了尤若夫的詩歌創作與生活片斷。霍爾瓦德·瑪爾泰曾經是詩人尤若夫的保護人，那天夜裡，他由夫人陪伴著，下肢斜披著一件絨毯，傾倚在一張躺椅上，滔滔不絕地把尤若夫介紹給兩位來自新中國的訪問者！
三天之後，也就是5月17日，由於孫用翻譯匈牙利詩歌勤懇努力，成績卓著，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工農革命政府授予他勞動勳章。授勳地點在布達佩斯國會大廈，授勳人是匈牙利人民政府主席團主席道比·伊斯特萬同志。出席授勳典禮者有匈牙利詩人作家學者三十多人，公木代表中國作協與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郝德青、文化參贊林耶一道被邀參加。
在匈牙利期間，公木寫了《在金碧輝煌的餐廳》、《火焰的心》、《滾燙的手》、《揚琪再沒有回家》、《尤日爺爺》等詩篇，歌頌中匈人民友誼的占多數，也記述了一些詩人作家“比劃著名手勢帶著激情”，對他講述的所謂“十月”反革命，他們說：“那時候，我們實在困難啊！切佩爾為冰雪所查封。暴亂底創傷還沒平復，滿天仍在籠罩著凝雲……捏緊拳頭對準西方，怕什麼？有六萬萬雙手臂給我們撐腰！”從這種描寫，可以想見當年東西方冷戰的嚴酷氣氛。
1958年7月，在羅馬尼亞詩人日畢良努家做客5月17日，公木離開匈牙利赴羅馬尼亞訪問。
訪問進行到7月中旬，還沒有結束，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就傳來國內通知，讓公木緊急回國。這讓公木很詫異，趕緊向當地朋友告別，乘機返回祖國。如同受到一種什麼不可知的力量的嘲弄似的，7月底歸來，一下飛機，敏感的他即感到氣氛不對，因為單位急電將他召回，卻沒有人到機場去接他。回到中國作家協會，就看見滿牆都是揭發和批判公木的大字報，此時他才知道，原來自己已經變“壞”了。
從此公木就陷入不斷挨批，不斷寫檢查、寫交代材料的逆境之中。
第三十七章（1）
第三十七章帽子壓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代表中國作協向外國宣傳中國文藝界“反右鬥爭”的使者，已經因為與所謂“中宣部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互相呼應，進行反黨活動”而受到指控，並進而被補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連續召開的鬥爭會上亂鬨鬨的，一個個熟悉的發言者好像全都換了面孔，即使是最知心的朋友、同事和學生，此時也衝到他的面前，跺著地板口沫橫飛地和他鬥爭，而且不許他解釋，只讓他認罪。
上世紀八十年代，丁玲回憶自己當時的表現時寫道：“一切辱罵、諷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 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只有匐伏流涕，錐心泣血，低頭認‘罪’。”（丁玲《遠方來信》，《人民 文學》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公木終於也嘗到了這種滋味。他最終成為右派，已經有了不少的罪證。但把他壓向深淵的最後一根稻草，起因於他的同學、同鄉兼好友李之璉。
1958年5月，中宣部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在外地了解群眾宣傳工作情況時，被通知回北京參加“八大”二次會議。回京後才知道，周揚已有安排，要在會前“談談”中宣部機關黨委在處理丁玲等問題上的錯誤。
李之璉的檢查一次、二次、三次都不能通過。機關黨委副書記張海、崔毅也是如此。於是，中宣部領導人號召所有黨員對機關黨委、特別是對李之璉進行揭發，翻遍了機關黨委的會議記錄，搜查了他個人保存的文件，只要一字一句同此案有關，就一律作為問題揭發。會議規模越來越擴大，從開始的幾個人到幾十人、幾百人，最後擴大到千多人。大會批，小會斗，折騰了四個多月才結束。由於在審查丁玲歷史問題時犯了“美化叛徒”和“合謀翻案”這兩大“罪狀”，定他們幾人為“反黨集團”，互相包庇，充當右派和反黨分子的保護人。李之璉、黎辛是“首要分子”。最後結果是 “丁陳”一案定案一年之後，噩運的餘波又將中宣部的這一撥人裹挾進來。
尤若夫的經歷，引起公木的深深共鳴。他想起了郭小川的長詩《一個和八個》中那為被自己同志誤解的主人公王金，想起了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自己的一些遭際，站在尤若夫的雕像前，思潮起伏，浮想聯翩。
1958年7月參觀羅馬尼亞一家盤尼西林工廠翻譯家孫用曾譯有《尤若夫詩選》，此時他也非常非常激動：“詩人要活著和我一般大。”眼裡泛著油光張大瞳孔，仰頭站在詩人底雕像下。公木為他們攝了一張“合影”，只是可惜他底技術太欠高明，時速和光圈都難以對好。不知這幅圖畫是否拍攝成功，隔著很長的時間，已經無法去查證了。
羅馬尼亞畫家日畢良努為公木所作畫像這一天晚間，在巴拉敦湖邊一個別墅里，公木與孫用同志一道訪問了匈牙利高齡的文藝批評家霍爾瓦德·瑪爾泰，在星光下聽他講述了尤若夫的詩歌創作與生活片斷。霍爾瓦德·瑪爾泰曾經是詩人尤若夫的保護人，那天夜裡，他由夫人陪伴著，下肢斜披著一件絨毯，傾倚在一張躺椅上，滔滔不絕地把尤若夫介紹給兩位來自新中國的訪問者！
三天之後，也就是5月17日，由於孫用翻譯匈牙利詩歌勤懇努力，成績卓著，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工農革命政府授予他勞動勳章。授勳地點在布達佩斯國會大廈，授勳人是匈牙利人民政府主席團主席道比·伊斯特萬同志。出席授勳典禮者有匈牙利詩人作家學者三十多人，公木代表中國作協與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郝德青、文化參贊林耶一道被邀參加。
在匈牙利期間，公木寫了《在金碧輝煌的餐廳》、《火焰的心》、《滾燙的手》、《揚琪再沒有回家》、《尤日爺爺》等詩篇，歌頌中匈人民友誼的占多數，也記述了一些詩人作家“比劃著名手勢帶著激情”，對他講述的所謂“十月”反革命，他們說：“那時候，我們實在困難啊！切佩爾為冰雪所查封。暴亂底創傷還沒平復，滿天仍在籠罩著凝雲……捏緊拳頭對準西方，怕什麼？有六萬萬雙手臂給我們撐腰！”從這種描寫，可以想見當年東西方冷戰的嚴酷氣氛。
1958年7月，在羅馬尼亞詩人日畢良努家做客5月17日，公木離開匈牙利赴羅馬尼亞訪問。
訪問進行到7月中旬，還沒有結束，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就傳來國內通知，讓公木緊急回國。這讓公木很詫異，趕緊向當地朋友告別，乘機返回祖國。如同受到一種什麼不可知的力量的嘲弄似的，7月底歸來，一下飛機，敏感的他即感到氣氛不對，因為單位急電將他召回，卻沒有人到機場去接他。回到中國作家協會，就看見滿牆都是揭發和批判公木的大字報，此時他才知道，原來自己已經變“壞”了。
從此公木就陷入不斷挨批，不斷寫檢查、寫交代材料的逆境之中。
第三十七章（1）
第三十七章帽子壓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位代表中國作協向外國宣傳中國文藝界“反右鬥爭”的使者，已經因為與所謂“中宣部李（之璉）黎（辛）反黨集團”“互相呼應，進行反黨活動”而受到指控，並進而被補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連續召開的鬥爭會上亂鬨鬨的，一個個熟悉的發言者好像全都換了面孔，即使是最知心的朋友、同事和學生，此時也衝到他的面前，跺著地板口沫橫飛地和他鬥爭，而且不許他解釋，只讓他認罪。
上世紀八十年代，丁玲回憶自己當時的表現時寫道：“一切辱罵、諷刺、一切冠冕堂皇言詞下的造謠誣陷我能 忍受嗎？我能反抗嗎？我能辯護嗎？我只有匐伏流涕，錐心泣血，低頭認‘罪’。”（丁玲《遠方來信》，《人民 文學》一九八五年第三期）公木終於也嘗到了這種滋味。他最終成為右派，已經有了不少的罪證。但把他壓向深淵的最後一根稻草，起因於他的同學、同鄉兼好友李之璉。
1958年5月，中宣部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在外地了解群眾宣傳工作情況時，被通知回北京參加“八大”二次會議。回京後才知道，周揚已有安排，要在會前“談談”中宣部機關黨委在處理丁玲等問題上的錯誤。
李之璉的檢查一次、二次、三次都不能通過。機關黨委副書記張海、崔毅也是如此。於是，中宣部領導人號召所有黨員對機關黨委、特別是對李之璉進行揭發，翻遍了機關黨委的會議記錄，搜查了他個人保存的文件，只要一字一句同此案有關，就一律作為問題揭發。會議規模越來越擴大，從開始的幾個人到幾十人、幾百人，最後擴大到千多人。大會批，小會斗，折騰了四個多月才結束。由於在審查丁玲歷史問題時犯了“美化叛徒”和“合謀翻案”這兩大“罪狀”，定他們幾人為“反黨集團”，互相包庇，充當右派和反黨分子的保護人。李之璉、黎辛是“首要分子”。最後結果是 “丁陳”一案定案一年之後，噩運的餘波又將中宣部的這一撥人裹挾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