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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1）
第三十五章解套兒的努力公木在延安，一直在周揚任領導的魯藝工作，跟丁玲和陳企霞都沒有什麼太深交往，而且都是一些正常的工作關係。抗戰勝利後，他長期在東北擔任教學工作，跟丁陳也沒有什麼親密關係。他跟丁陳的有限接觸，大多發生在進入文講所工作之後。不過，內心深處，他對丁陳是抱有一定同情和認同心理的。比如，丁玲的“罪狀”中，有一條是向青年作家宣揚“一本書主義”。文學講習所的同事沙鷗是個寫詩快手，丁陳的問題出來之後，他曾寫過一首詩諷刺“一本書主義”，拿給公木看。公木說：“聽說根本就沒有什麼一本書主義”。沙鷗聽了公木的話，隨後就把詩稿扯掉了。在後來揭發公木的右派罪行的時候，公木把這件事稱為是“第一次正式為丁玲效勞。”
1948年在哈爾濱水上俱樂部，公木曾經跟丁玲一起吃過一頓飯，陳其文市長請客，歡迎國民黨長春大學起義跑來的校長張德馨。 1953年春，在鞍山。丁玲住在鞍鋼的幹部宿舍，離公木很近，他同市委宣傳部長劉翼雲一同去看了她一下。談過田間的詩、趙樹理的小說。感到她對趙不滿卻喜歡田間。 1953年10 月，第二次文代大會期間，同馬加、師田手、吳伯簫到多福巷一號看望過她一次。 1957年5月，在文講所一位同事的宿舍里，跟丁玲談了以下三個問題：1約請她講創作經驗，她答應了，卻又沒有肯定。說是準備一下試試看。2問她聶紺弩這個人怎麼樣？能否教書？她說可以教書，不好團結，比李又然還難團結。3談到荃麟同志在整風動員大會上講到黨員作家團結問題，表示希望快快達到團結。她說：“要團結，必須找出不團結的原因來。過去說在這兒，現在看是在那兒。”
1957年6月23日，公木隨全體同學去游頤和園，還只剩一周就結業了。他同徐剛夫婦和朱靖華去看丁玲，催她來所作報告，在座的有陳明及廠民、逯斐。丁玲把準備好的一封信拿出來，內容是說身體不好，不來作報告了。以後她又問幾時開會，說不知道。以後又談到法捷耶夫自殺的事，說日本人寫過兩篇文章，登在外國文學參考資料上。
丁陳徹底垮了之後，文講所的命運也處在了風雨飄搖之中。在文講所1957年9月25日舉行的第八次部分畢業生的座談會上，公木做了長篇總結髮言。通過這樣一篇發言，我進一步了解到當年的許多人和事，體會到公木所扮演的尷尬角色和那些痛苦、複雜而又力圖自保和保護他人的心境。面對公木的發言紀錄——一個常常聲言“以生命作詩篇”的詩人的另類文字，我仿佛看到一柄巨大的又鏽又鈍的木鋸在吱吱呀呀地鋸著一個痛苦的靈魂。
這份發言很長，他得繞了很大的圈子，費了很大的力氣，來解釋“勝利的到來”，並不是十分容易的。“而對於我們來說，對於我們多數作家與文藝工作者來說，這場鬥爭真是迂迴而曲折的。我們差不離每個人都鬧了滿頭大汗，然後才取得勝利的。”這無疑是有著為自己前些時在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辯護和開脫的意味。
他自己問自己：“為什麼前年黨組擴大會議以後，相當多數人都產生了懷疑與動搖的情緒，為什麼在大鳴大放期間，許多人都變成了反黨集團的同情者或同路人？為什麼當大會進一步揭發了丁、陳、馮的罪惡活動以後，多數人都目瞪口呆大吃一驚？”然後才為自己直接辯護：因為“丁、陳、馮都是老黨員、老作家，他們不但有榮譽有廣泛的影響，而且他們都穿著黨員的外衣……”，並謙卑地表示“這確乎是一次大課。使我們大家受到了極為深刻的、極為生動而具體的階級教育。提高了認識，擦亮了眼睛。”
他表示“要徹底清除丁玲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影響，徹底消毒：第一，必須對這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反動思想進行批判，和它劃清界限。第二，必須按著黨的原則，按著文學的黨性原則來總結我們的教學，改進培養青年作家的工作。第三，大家都要加強思想改造、深入生活、聯繫群眾、在鬥爭的烈火中去鍛鍊，增加思想上的免疫力。”
公木本來在黨組擴大會上當面指斥過反覆無常的KZ，現在的發言中也不得不說：
據KZ同志檢查：文研所的幹部，至少在以下三點上，是在丁玲思想影響下又幫助丁玲擴大了消極影響：（1）提倡對丁玲的個人崇拜、從創辦的傳奇到掛象，一直到教學計劃中五四以來新文學部分關於丁玲作品的課堂講授。（2）宣揚文研所一貫正確。相形之下別人都是累犯錯誤；宣揚文研所是文藝黨校，是文藝的最高學府。使著不少人都有一登龍門便身價十倍之感。（3）把創作看得高於一切。萬般皆下品，唯有創作高。對畢業學員也是片面地強調能寫出作品來，實際上很少進行服從組織、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與文學的黨性原則背道而馳的。”並且說：“KZ同志這種檢查，是正確的、合乎實際的。”
第三十五章（2）
而公木發言的最終目的，還是想從丁、陳的墜向深淵的命運里把文講所也把文講所這撥丁玲“獨立王國”的人當然也包括他自己拉出來。從他的發言，可以看出他是多麼煞費苦心地想把文講所與丁陳集團劃清界限。儘管他的努力最後失敗了，但從他的辯護和論述中，也可以看出他作為理論家的功力和當時的良苦用心。
第三十五章解套兒的努力公木在延安，一直在周揚任領導的魯藝工作，跟丁玲和陳企霞都沒有什麼太深交往，而且都是一些正常的工作關係。抗戰勝利後，他長期在東北擔任教學工作，跟丁陳也沒有什麼親密關係。他跟丁陳的有限接觸，大多發生在進入文講所工作之後。不過，內心深處，他對丁陳是抱有一定同情和認同心理的。比如，丁玲的“罪狀”中，有一條是向青年作家宣揚“一本書主義”。文學講習所的同事沙鷗是個寫詩快手，丁陳的問題出來之後，他曾寫過一首詩諷刺“一本書主義”，拿給公木看。公木說：“聽說根本就沒有什麼一本書主義”。沙鷗聽了公木的話，隨後就把詩稿扯掉了。在後來揭發公木的右派罪行的時候，公木把這件事稱為是“第一次正式為丁玲效勞。”
1948年在哈爾濱水上俱樂部，公木曾經跟丁玲一起吃過一頓飯，陳其文市長請客，歡迎國民黨長春大學起義跑來的校長張德馨。 1953年春，在鞍山。丁玲住在鞍鋼的幹部宿舍，離公木很近，他同市委宣傳部長劉翼雲一同去看了她一下。談過田間的詩、趙樹理的小說。感到她對趙不滿卻喜歡田間。 1953年10 月，第二次文代大會期間，同馬加、師田手、吳伯簫到多福巷一號看望過她一次。 1957年5月，在文講所一位同事的宿舍里，跟丁玲談了以下三個問題：1約請她講創作經驗，她答應了，卻又沒有肯定。說是準備一下試試看。2問她聶紺弩這個人怎麼樣？能否教書？她說可以教書，不好團結，比李又然還難團結。3談到荃麟同志在整風動員大會上講到黨員作家團結問題，表示希望快快達到團結。她說：“要團結，必須找出不團結的原因來。過去說在這兒，現在看是在那兒。”
1957年6月23日，公木隨全體同學去游頤和園，還只剩一周就結業了。他同徐剛夫婦和朱靖華去看丁玲，催她來所作報告，在座的有陳明及廠民、逯斐。丁玲把準備好的一封信拿出來，內容是說身體不好，不來作報告了。以後她又問幾時開會，說不知道。以後又談到法捷耶夫自殺的事，說日本人寫過兩篇文章，登在外國文學參考資料上。
丁陳徹底垮了之後，文講所的命運也處在了風雨飄搖之中。在文講所1957年9月25日舉行的第八次部分畢業生的座談會上，公木做了長篇總結髮言。通過這樣一篇發言，我進一步了解到當年的許多人和事，體會到公木所扮演的尷尬角色和那些痛苦、複雜而又力圖自保和保護他人的心境。面對公木的發言紀錄——一個常常聲言“以生命作詩篇”的詩人的另類文字，我仿佛看到一柄巨大的又鏽又鈍的木鋸在吱吱呀呀地鋸著一個痛苦的靈魂。
這份發言很長，他得繞了很大的圈子，費了很大的力氣，來解釋“勝利的到來”，並不是十分容易的。“而對於我們來說，對於我們多數作家與文藝工作者來說，這場鬥爭真是迂迴而曲折的。我們差不離每個人都鬧了滿頭大汗，然後才取得勝利的。”這無疑是有著為自己前些時在作協黨組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辯護和開脫的意味。
他自己問自己：“為什麼前年黨組擴大會議以後，相當多數人都產生了懷疑與動搖的情緒，為什麼在大鳴大放期間，許多人都變成了反黨集團的同情者或同路人？為什麼當大會進一步揭發了丁、陳、馮的罪惡活動以後，多數人都目瞪口呆大吃一驚？”然後才為自己直接辯護：因為“丁、陳、馮都是老黨員、老作家，他們不但有榮譽有廣泛的影響，而且他們都穿著黨員的外衣……”，並謙卑地表示“這確乎是一次大課。使我們大家受到了極為深刻的、極為生動而具體的階級教育。提高了認識，擦亮了眼睛。”
他表示“要徹底清除丁玲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影響，徹底消毒：第一，必須對這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反動思想進行批判，和它劃清界限。第二，必須按著黨的原則，按著文學的黨性原則來總結我們的教學，改進培養青年作家的工作。第三，大家都要加強思想改造、深入生活、聯繫群眾、在鬥爭的烈火中去鍛鍊，增加思想上的免疫力。”
公木本來在黨組擴大會上當面指斥過反覆無常的KZ，現在的發言中也不得不說：
據KZ同志檢查：文研所的幹部，至少在以下三點上，是在丁玲思想影響下又幫助丁玲擴大了消極影響：（1）提倡對丁玲的個人崇拜、從創辦的傳奇到掛象，一直到教學計劃中五四以來新文學部分關於丁玲作品的課堂講授。（2）宣揚文研所一貫正確。相形之下別人都是累犯錯誤；宣揚文研所是文藝黨校，是文藝的最高學府。使著不少人都有一登龍門便身價十倍之感。（3）把創作看得高於一切。萬般皆下品，唯有創作高。對畢業學員也是片面地強調能寫出作品來，實際上很少進行服從組織、做好工作的教育。凡此一切都是與文學的黨性原則背道而馳的。”並且說：“KZ同志這種檢查，是正確的、合乎實際的。”
第三十五章（2）
而公木發言的最終目的，還是想從丁、陳的墜向深淵的命運里把文講所也把文講所這撥丁玲“獨立王國”的人當然也包括他自己拉出來。從他的發言，可以看出他是多麼煞費苦心地想把文講所與丁陳集團劃清界限。儘管他的努力最後失敗了，但從他的辯護和論述中，也可以看出他作為理論家的功力和當時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