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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也想不起過去是鬧什麼事情，是一個鬥爭，就是後來要我當副主任，我同田間說了四五次，我說我不當這個，有什麼具體工作可以分配我。邢也批評我謙虛也不應該這樣謙虛，因為他是支部書記，我才算了。後來這裡的事情鬧起來了，田間下了決心，打報告給文化部，要把問題攤開來在支部大會上談，解決我的問題，文化部沒有下這個決心。
有一次李又然在這裡作世界文學動員報告，他說讀書要象游泳一樣，要鑽到水裡去，後來我對學員說：“希望同學們體會李又然講話的精神，鑽進去是對的，還要鑽出來，不然淹死了我們不負責任。”當時我不同意李又然的說法，但也沒有明確的向他鬥爭。
我到講習所對丁玲的印象很深，我是這樣看的，我沒有想去找這樣的靠山，
第三十四章（3）
同時我也沒有一本書要去找她。當時講習所所有負責同志的離開都是經過丁玲的，田間同志離開是丁玲給他找來了吳伯簫；邢也離開也是丁玲的關係。當時我曾在作協說過這樣的話（現在看來當然是不好的）就是做一個炊事員也不做這樣一個機關的炊事員。還有一個事情，張鳳珠原來不是共產黨員，她是到講習所來解決她的黨籍問題的，然後離開，原因是為了要當丁玲的秘書，在支部會上我是糊裡糊塗舉手的，下來以後，做支部工作的徐剛同志也說，條件不夠，很後悔。當時想，丁玲可以隨便叫一個人來解決黨籍問題，解決了以後又走了，她來去的情況當時我是不十分了解的。當丁玲犯錯誤以後，我總是想到離開北京遠一點好一點，也鬧不清是怎麼回事。其次對丁玲就有認識（不是自己思想上原來就有的，而是別人——丁玲的表弟告訴的）所以有警戒。
到市文聯後，作協方面批評丁玲，我做了檢查，主要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大家說我是懼怕權威思想，我也不懂什麼是權威，反正覺得她可怕。在沒有聽到一些同志說作協怎樣開大會，這些人在受苦，有些人很感動。傳這些東西也不一定是講習所的同志，而是從外面傳來的，意思是要改變我們北京市內的工作情況，在肅反時，我是北京文化局和文聯五人小組的組長，我們經過層層領導的審查，比較可靠一點，我從個人的工作上想，我說也許不是這樣，他們這樣鬧可能要鬧錯的。所以我要到這裡知道這些事情，自己受點影響大概就是這樣。
我受的另一影響就是感到要做文學部門的工作一定要搞創作，我有點不服氣，覺得自己年紀不大，還可以搞一點東西出來，這是到了講習所來以後才明確的。1942年我離開晉察冀文聯，那時候黨要我到那裡就到那裡，分配我幹什麼就幹什麼，後來腦子裡好像多一些東西了，要我到什麼地方去還要考慮一下，有時候非到組織上做出決定才乖乖的去。李雪峰同志曾批評過我，為什麼要離開公安部門，我在那裡工作很好，我說不是我要回來，是組織上要我回來的。
我們去找丁玲，曾經談到講習所評級問題，當時我感到她有官僚主義，我說如果嫌我的級別高，可以把我的級別拉下來，丁玲在談話時，無形中把這扯過去了，後來她又說她也不同意提級的，是邵荃麟同志同意的，我就覺得邵荃麟同志真是不了解情況。到後來荃麟同志找我談話，記得徐剛也在，他說肖殷的意見是對的，（那時還在對我進行人身攻擊）邵荃麟同志老用一些中國革命鬥爭，黨的烈士等教育我，我說不是那麼回事，我說我的主要意見是他們不做工作。拿李又然來說，在世界文學學習階段，我就同他說過，對你的要求不高，你不願意做的告訴一聲，我可以來做，只要你不著岔子就不錯了。他對學員對他提意見很不滿意，他說本來是對教務處的，為什麼搞到他頭上去，我要他冷靜一點。
總之，過去聽到有人這樣說，不寫一本書就好像對不起丁玲和講習所，再加上還有李又然在旁邊散布毒素，李又然曾經對XXX同志說：“你寫你的書，不要理他們，批評你的時候你不管，寫出書來以後，他們對你鼓掌歡迎，你還是不理他，你可以昂起頭，走你自己的路。”
TJ先生發言之後，公木接著的發言，卻一定會使TJ先生很尷尬，他說：
TJ同志今天來晚去早是有事情。他的發言可能是工作忙，沒有很好的準備。但是對於調工作這一點，要簡單的說明一下，他講的是不對的，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他說來的時候有顧慮，因為寫過揭發丁玲的文章，怕丁玲打擊，事實上丁玲53年就走了，他是55年才走的，休息時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講，他說丁玲雖然走了，丁玲的影響還在這裡。
當時還是吳伯簫同志負責，TJ要請四個月長假搞創作，寫好東西後到湖南去，我們還是不要他去，希望他寫完東西後仍留在這裡工作。在這個時期，北京市通過組織調他，雖然作協黨組已決定讓他去，我們還是挽留他，他也不願去，在這時期他可能去找丁玲活動，不通過組織手續而找私人調動工作，那是錯誤的。TJ同志對我們同意他到市里工作非常不滿，還到中宣部告了一狀，大概是告我和吳伯簫，事實上是組織要調他去。他為這件事找過白羽，哭過鼻子，也找過KZ、田間。
接著另一位作家陳登科馬上發言作證說：“TJ同志托丁玲時我也在，他是去請丁玲幫忙調他到湖南去的，可現在他完全不承認了。”
有一次李又然在這裡作世界文學動員報告，他說讀書要象游泳一樣，要鑽到水裡去，後來我對學員說：“希望同學們體會李又然講話的精神，鑽進去是對的，還要鑽出來，不然淹死了我們不負責任。”當時我不同意李又然的說法，但也沒有明確的向他鬥爭。
我到講習所對丁玲的印象很深，我是這樣看的，我沒有想去找這樣的靠山，
第三十四章（3）
同時我也沒有一本書要去找她。當時講習所所有負責同志的離開都是經過丁玲的，田間同志離開是丁玲給他找來了吳伯簫；邢也離開也是丁玲的關係。當時我曾在作協說過這樣的話（現在看來當然是不好的）就是做一個炊事員也不做這樣一個機關的炊事員。還有一個事情，張鳳珠原來不是共產黨員，她是到講習所來解決她的黨籍問題的，然後離開，原因是為了要當丁玲的秘書，在支部會上我是糊裡糊塗舉手的，下來以後，做支部工作的徐剛同志也說，條件不夠，很後悔。當時想，丁玲可以隨便叫一個人來解決黨籍問題，解決了以後又走了，她來去的情況當時我是不十分了解的。當丁玲犯錯誤以後，我總是想到離開北京遠一點好一點，也鬧不清是怎麼回事。其次對丁玲就有認識（不是自己思想上原來就有的，而是別人——丁玲的表弟告訴的）所以有警戒。
到市文聯後，作協方面批評丁玲，我做了檢查，主要是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大家說我是懼怕權威思想，我也不懂什麼是權威，反正覺得她可怕。在沒有聽到一些同志說作協怎樣開大會，這些人在受苦，有些人很感動。傳這些東西也不一定是講習所的同志，而是從外面傳來的，意思是要改變我們北京市內的工作情況，在肅反時，我是北京文化局和文聯五人小組的組長，我們經過層層領導的審查，比較可靠一點，我從個人的工作上想，我說也許不是這樣，他們這樣鬧可能要鬧錯的。所以我要到這裡知道這些事情，自己受點影響大概就是這樣。
我受的另一影響就是感到要做文學部門的工作一定要搞創作，我有點不服氣，覺得自己年紀不大，還可以搞一點東西出來，這是到了講習所來以後才明確的。1942年我離開晉察冀文聯，那時候黨要我到那裡就到那裡，分配我幹什麼就幹什麼，後來腦子裡好像多一些東西了，要我到什麼地方去還要考慮一下，有時候非到組織上做出決定才乖乖的去。李雪峰同志曾批評過我，為什麼要離開公安部門，我在那裡工作很好，我說不是我要回來，是組織上要我回來的。
我們去找丁玲，曾經談到講習所評級問題，當時我感到她有官僚主義，我說如果嫌我的級別高，可以把我的級別拉下來，丁玲在談話時，無形中把這扯過去了，後來她又說她也不同意提級的，是邵荃麟同志同意的，我就覺得邵荃麟同志真是不了解情況。到後來荃麟同志找我談話，記得徐剛也在，他說肖殷的意見是對的，（那時還在對我進行人身攻擊）邵荃麟同志老用一些中國革命鬥爭，黨的烈士等教育我，我說不是那麼回事，我說我的主要意見是他們不做工作。拿李又然來說，在世界文學學習階段，我就同他說過，對你的要求不高，你不願意做的告訴一聲，我可以來做，只要你不著岔子就不錯了。他對學員對他提意見很不滿意，他說本來是對教務處的，為什麼搞到他頭上去，我要他冷靜一點。
總之，過去聽到有人這樣說，不寫一本書就好像對不起丁玲和講習所，再加上還有李又然在旁邊散布毒素，李又然曾經對XXX同志說：“你寫你的書，不要理他們，批評你的時候你不管，寫出書來以後，他們對你鼓掌歡迎，你還是不理他，你可以昂起頭，走你自己的路。”
TJ先生發言之後，公木接著的發言，卻一定會使TJ先生很尷尬，他說：
TJ同志今天來晚去早是有事情。他的發言可能是工作忙，沒有很好的準備。但是對於調工作這一點，要簡單的說明一下，他講的是不對的，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他說來的時候有顧慮，因為寫過揭發丁玲的文章，怕丁玲打擊，事實上丁玲53年就走了，他是55年才走的，休息時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講，他說丁玲雖然走了，丁玲的影響還在這裡。
當時還是吳伯簫同志負責，TJ要請四個月長假搞創作，寫好東西後到湖南去，我們還是不要他去，希望他寫完東西後仍留在這裡工作。在這個時期，北京市通過組織調他，雖然作協黨組已決定讓他去，我們還是挽留他，他也不願去，在這時期他可能去找丁玲活動，不通過組織手續而找私人調動工作，那是錯誤的。TJ同志對我們同意他到市里工作非常不滿，還到中宣部告了一狀，大概是告我和吳伯簫，事實上是組織要調他去。他為這件事找過白羽，哭過鼻子，也找過KZ、田間。
接著另一位作家陳登科馬上發言作證說：“TJ同志托丁玲時我也在，他是去請丁玲幫忙調他到湖南去的，可現在他完全不承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