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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基督教居民區，奧麗特帶我沿耶穌背負十字架走向刑場的多洛羅薩路，看了耶穌見母處、耶穌墓和聖墓教堂。
聖墓教堂又稱復活教堂，為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之母海倫娜太后所建，聳立於東耶路撒冷卡爾瓦里山頂。耶穌的墳墓和墳墓入口均在此教堂內，故基督教內部不分門派和所屬教會，都把這裡奉為聖地。
1943年12月，在中東作戰的喬治·巴頓中將參拜聖墓教堂時，聖墓教堂由天主教徒、希臘東正教徒和科普特教基督徒組成的小組聯合管理，不知出於偶然原因還是共同的政治遠見，看門人竟是一個穆斯林。這種慣例直到1993年9月我第四次赴以色列採訪時仍未改變。當年巴頓將軍鑽進僅能容納四個成年人站立的墓穴內，四個與巴頓將軍同樣高大的當地秘密機構的警衛也硬跟著鑽了進去，巴頓在當晚的日記中對此揶榆一番：“在這樣一個地方行刺，肯定不會成功。”50年後，我作為官方攝影師隨錢其琛外長鑽進墓穴時，四位身材高大的以色列警衛也躬身擠了進來，擠在墓穴牆角的我根本無法擺弄相機。
聖墓教堂內的那塊停放耶穌屍體的石板也是教徒頂禮膜拜的聖物，石板上的深紅色的斑點據說是耶穌當年的血跡。
海灣戰爭結束後，我作為駐開羅的攝影記者，又數度前往耶路撒冷。但我早已失去戰時的激情，對往返開羅——那路撒冷的空中飛行也失去了耐心，駕車前往時竟無意中闖過邊界，通過電台、電視、報紙成了以色列家喻戶曉的“飛人”（f1yingman）。由此我最能理解耶路撒冷人開車為什麼那麼急不可待。今天，5分鐘的路程也許要走5000年，這是我駕車沿摩西出埃及走的舊路渡紅海、穿西奈、過加沙直取耶路撒冷時悟出的道理。人生的樂趣就在定與不定之間。
海灣戰爭期間，我頭一次到耶路撒冷。那天，天降暴雨，漂亮的奧麗特小姐把我領進距耶穌被出賣的朱斯馬尼花園旁的一座教堂避雨，古色古香的花崗岩建築令我發出地老天荒的感慨。古老的石頭，不變的色彩，永恆的寧靜。
我與奧麗特並排坐在聖像下，默默無言。我緊閉雙目，享受緊張工作中短暫的寧靜。萬籟俱寂、天地純潔，我能聽到奧麗特小姐的心跳聲。激動之餘，我將當時的感受寫下來發往北京，文章當天就登在了《參考消息》上，作為我海灣戰爭採訪連載的一節。與此同時，我還接到上司的一紙彈劾，責問我把奧麗特小姐擺在哪兒了，怎麼會聽到她的心跳，任我怎麼解釋也不肯理解我所經歷的神聖與寧靜，因為北京不是耶路撒冷。
常年危險、緊張而情感化的工作方式常將我的精神推至懸崖邊緣，我在靜謐中默默回憶歷盡千辛萬苦出色完成各項任務的過去，心中所有不快在聖像下化作一池平靜的春水。自詡具有軍事天才而又派不上用場的我也許將來會用全部退休金去買一群羊，過上摩西那種樸素恬靜的生活。
我看到了神光
吉薩金字塔聲威蓋世之際，本應與其齊名的阿布森貝神廟卻遠遠躲在上埃及非洲烈日的陰影里。在當今所有描繪古埃及燦爛文化的典籍中，有關阿布森貝的章節絲毫不比吉薩金字塔遜色，甚至偶有過之。幾千年來，“神光”準時穿過61米長的隧道照到拉姆西斯二世臉上這一世界奇觀，吸引著千千萬萬的人前來瞻仰。
(一)
1992年2月，埃及政府邀請部分常駐開羅的外國記者南下位於埃及——蘇丹邊境的沙漠小鎮阿布森貝，採訪阿布森貝神廟2月21日出現的“神光”，當時，我和國際廣播電台小高都剛到開羅不久，自然屬“無名鼠輩”而榜上無名。
儘管我使出當年在北京跑新聞的蠻勁，軟磨硬泡了整整兩天，主管此事的官員也動了側隱之心，可最後還是得我們自己想辦法：“你們可以從開羅乘火車前往900公里外的亞斯文，然後找汽車穿過300公里的南方沙漠，或者騎駱駝。”
偌大的開羅火車站內竟連一塊英文標誌牌都沒有，到處是令人眼花鐐亂、蚯蚓般蠕動的阿拉伯文。我們找到一位粗通英文的旅遊警察（埃及負責旅遊秩序的專門警察），才被引到遊客售票處，一打聽到亞斯文的臥鋪要217埃鎊（約70美元），嚇得我腦袋差點縮進脖腔里。轉出候車大廳，鑽進散發著異國氣味的地下通道，還有一個髒兮兮、亂糟糟的售票室。這裡擠滿了纏頭巾、穿阿拉伯長袍的埃及人，此處也賣去亞斯文的火車票，不過只有二等硬座，票價僅為臥鋪的1／10，每張才22。8埃鎊（約7美元）。
埃及二等列車遠比我們想像的好，許多勤儉的西方遊客也擠在這裡，光我們這節車廂就有三個美國大瘋丫頭，兩條德國大漢和一名日本學生。
沙漠上的夜車冷得要命，我把羽絨衣拉鎖拉到頭，把臉埋在衣領里，生怕呼出的哈氣浪費掉。緊挨我的努比亞老人不停地咳嗽，將濃痰隨口吐在我腳邊。身後的阿拉伯少年一支接一支唱著又甜又快的情歌，我只聽得懂一句“哈比比”（親愛的）。一位用黑紗從頭裹到腳的阿拉伯婦女縮在角落裡一言不發，宛若烏木根雕。
終於熬到天明，步入列車廁所，才發現馬桶堵塞，遍地“遺矢”，已無立錐之地，隨著列車的有節奏的搖晃，惡臭徐徐撲面而來。列車溯尼羅河蜿蜒而上，兩側是一望無際的甘蔗林，可車內的空氣卻污濁之至。小高試圖打開車窗透透氣，但車窗密封著。我走到車廂的一頭，發現車門竟是開著的，兩條德國硬漢正蹲在敞開的車門邊隨手扯過一根根甘蔗，然後狼吞虎咽地大嚼。我朝這兩位條頓騎士喊了聲“貓根”（德語，早上好！），他們就順手扔給我一根。我掰了一段遞給小高，自己捧著半根甘蔗蹲在他們旁邊試著用牙咬住斷茬剝皮。一位努比亞黑人見我啃得斯文，一把奪過去，在我的甘蔗上狠咬一口，又塞回我嘴裡，教我從他咬開的斷口處吸甜水。
在基督教居民區，奧麗特帶我沿耶穌背負十字架走向刑場的多洛羅薩路，看了耶穌見母處、耶穌墓和聖墓教堂。
聖墓教堂又稱復活教堂，為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之母海倫娜太后所建，聳立於東耶路撒冷卡爾瓦里山頂。耶穌的墳墓和墳墓入口均在此教堂內，故基督教內部不分門派和所屬教會，都把這裡奉為聖地。
1943年12月，在中東作戰的喬治·巴頓中將參拜聖墓教堂時，聖墓教堂由天主教徒、希臘東正教徒和科普特教基督徒組成的小組聯合管理，不知出於偶然原因還是共同的政治遠見，看門人竟是一個穆斯林。這種慣例直到1993年9月我第四次赴以色列採訪時仍未改變。當年巴頓將軍鑽進僅能容納四個成年人站立的墓穴內，四個與巴頓將軍同樣高大的當地秘密機構的警衛也硬跟著鑽了進去，巴頓在當晚的日記中對此揶榆一番：“在這樣一個地方行刺，肯定不會成功。”50年後，我作為官方攝影師隨錢其琛外長鑽進墓穴時，四位身材高大的以色列警衛也躬身擠了進來，擠在墓穴牆角的我根本無法擺弄相機。
聖墓教堂內的那塊停放耶穌屍體的石板也是教徒頂禮膜拜的聖物，石板上的深紅色的斑點據說是耶穌當年的血跡。
海灣戰爭結束後，我作為駐開羅的攝影記者，又數度前往耶路撒冷。但我早已失去戰時的激情，對往返開羅——那路撒冷的空中飛行也失去了耐心，駕車前往時竟無意中闖過邊界，通過電台、電視、報紙成了以色列家喻戶曉的“飛人”（f1yingman）。由此我最能理解耶路撒冷人開車為什麼那麼急不可待。今天，5分鐘的路程也許要走5000年，這是我駕車沿摩西出埃及走的舊路渡紅海、穿西奈、過加沙直取耶路撒冷時悟出的道理。人生的樂趣就在定與不定之間。
海灣戰爭期間，我頭一次到耶路撒冷。那天，天降暴雨，漂亮的奧麗特小姐把我領進距耶穌被出賣的朱斯馬尼花園旁的一座教堂避雨，古色古香的花崗岩建築令我發出地老天荒的感慨。古老的石頭，不變的色彩，永恆的寧靜。
我與奧麗特並排坐在聖像下，默默無言。我緊閉雙目，享受緊張工作中短暫的寧靜。萬籟俱寂、天地純潔，我能聽到奧麗特小姐的心跳聲。激動之餘，我將當時的感受寫下來發往北京，文章當天就登在了《參考消息》上，作為我海灣戰爭採訪連載的一節。與此同時，我還接到上司的一紙彈劾，責問我把奧麗特小姐擺在哪兒了，怎麼會聽到她的心跳，任我怎麼解釋也不肯理解我所經歷的神聖與寧靜，因為北京不是耶路撒冷。
常年危險、緊張而情感化的工作方式常將我的精神推至懸崖邊緣，我在靜謐中默默回憶歷盡千辛萬苦出色完成各項任務的過去，心中所有不快在聖像下化作一池平靜的春水。自詡具有軍事天才而又派不上用場的我也許將來會用全部退休金去買一群羊，過上摩西那種樸素恬靜的生活。
我看到了神光
吉薩金字塔聲威蓋世之際，本應與其齊名的阿布森貝神廟卻遠遠躲在上埃及非洲烈日的陰影里。在當今所有描繪古埃及燦爛文化的典籍中，有關阿布森貝的章節絲毫不比吉薩金字塔遜色，甚至偶有過之。幾千年來，“神光”準時穿過61米長的隧道照到拉姆西斯二世臉上這一世界奇觀，吸引著千千萬萬的人前來瞻仰。
(一)
1992年2月，埃及政府邀請部分常駐開羅的外國記者南下位於埃及——蘇丹邊境的沙漠小鎮阿布森貝，採訪阿布森貝神廟2月21日出現的“神光”，當時，我和國際廣播電台小高都剛到開羅不久，自然屬“無名鼠輩”而榜上無名。
儘管我使出當年在北京跑新聞的蠻勁，軟磨硬泡了整整兩天，主管此事的官員也動了側隱之心，可最後還是得我們自己想辦法：“你們可以從開羅乘火車前往900公里外的亞斯文，然後找汽車穿過300公里的南方沙漠，或者騎駱駝。”
偌大的開羅火車站內竟連一塊英文標誌牌都沒有，到處是令人眼花鐐亂、蚯蚓般蠕動的阿拉伯文。我們找到一位粗通英文的旅遊警察（埃及負責旅遊秩序的專門警察），才被引到遊客售票處，一打聽到亞斯文的臥鋪要217埃鎊（約70美元），嚇得我腦袋差點縮進脖腔里。轉出候車大廳，鑽進散發著異國氣味的地下通道，還有一個髒兮兮、亂糟糟的售票室。這裡擠滿了纏頭巾、穿阿拉伯長袍的埃及人，此處也賣去亞斯文的火車票，不過只有二等硬座，票價僅為臥鋪的1／10，每張才22。8埃鎊（約7美元）。
埃及二等列車遠比我們想像的好，許多勤儉的西方遊客也擠在這裡，光我們這節車廂就有三個美國大瘋丫頭，兩條德國大漢和一名日本學生。
沙漠上的夜車冷得要命，我把羽絨衣拉鎖拉到頭，把臉埋在衣領里，生怕呼出的哈氣浪費掉。緊挨我的努比亞老人不停地咳嗽，將濃痰隨口吐在我腳邊。身後的阿拉伯少年一支接一支唱著又甜又快的情歌，我只聽得懂一句“哈比比”（親愛的）。一位用黑紗從頭裹到腳的阿拉伯婦女縮在角落裡一言不發，宛若烏木根雕。
終於熬到天明，步入列車廁所，才發現馬桶堵塞，遍地“遺矢”，已無立錐之地，隨著列車的有節奏的搖晃，惡臭徐徐撲面而來。列車溯尼羅河蜿蜒而上，兩側是一望無際的甘蔗林，可車內的空氣卻污濁之至。小高試圖打開車窗透透氣，但車窗密封著。我走到車廂的一頭，發現車門竟是開著的，兩條德國硬漢正蹲在敞開的車門邊隨手扯過一根根甘蔗，然後狼吞虎咽地大嚼。我朝這兩位條頓騎士喊了聲“貓根”（德語，早上好！），他們就順手扔給我一根。我掰了一段遞給小高，自己捧著半根甘蔗蹲在他們旁邊試著用牙咬住斷茬剝皮。一位努比亞黑人見我啃得斯文，一把奪過去，在我的甘蔗上狠咬一口，又塞回我嘴裡，教我從他咬開的斷口處吸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