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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條大漢擠在我的吉普車中，享受著空調冷氣，往返幾百公里熱帶沙漠。沿途轟轟烈烈的各民族的粗俗笑話爭奇鬥豔，各種語言的髒話不絕於耳，我車中的白菜餡包子也被當做三明治，用軍刀切成若干等份，每人一口。
海灣戰爭結束後，美軍兩次轟炸巴格達前我都在酒桌上得到了消息，只可惜我周圍但求無過的作風阻礙我與這幫抓“老鼠”的“大公貓”一同前往，一再坐失抓住好新聞的良機。巴利現在娶了一名正在開羅美國大學念書的埃及女人做太太。開羅美國大學是與貝魯特美國大學齊名的美式貴族學校，穆巴拉克夫人蘇珊等名媛皆畢業於此。巴利那位溫柔富有的太太在尼羅河心澤馬利克島上買了一套公寓房，準備安下心來過日子。可巴利積習難改，仍背著沉重的攝影包為《時代》周刊玩命。
1992年埃及大地震，我在海利波利斯一幢倒塌的十四層大廈中與一瘸一拐的巴利不期而遇。當時他正彎著那條完好的左腿往一塊斷裂的水泥預製板上爬，他那大眼睛的埃及太太在後面用力抱著他那條殘腿往上舉。
巴利喜歡穿黑帆布工裝褲、黑色“阿迪達斯”運動鞋、背黑色“多姆克”攝影包一瘸一拐地走。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吃力地捋起右褲腿，眉飛色舞地給簇擁著他的崇拜者們講貝魯特那顆炮彈如何命中他的褲襠，險些廢了他，可他福大命大，最終只斷了右腿。急救手術時他又如何鎮定自若，矜持幽默，令醫院中的女護士淚水潛然。《時代》周刊至今堅持每年讓巴利回一次美國，對他那條斷腿進行理療，可每次理療之後，巴利似乎比往日更瘸。
巴利特別喜歡中國的“雙喜”香菸，我總把使館的朋友送我的香菸轉送給他抽。按他的理解“雙喜”（deublehappinese）有同性戀的暗示，像中國的京劇，嚇得我趕緊表白我和大多數中國人絕無此雅興。巴利說他曾抽過一種“長征”（longmarch）牌的中國煙，味道之妙至今難忘。每逢人多的時候，巴利總是炫耀他的兩句半中文：“我說北京話不說廣東話，我吃廣東菜不吃北京菜。”車軲轆話連念十幾遍，聲音越念越大。最後，得意地歪頭環顧一周後宣稱：“我和鴨子在一起總說中文。”其實，巴利能講的中文滿打滿也就兩句半。
閒暇時，巴利常開著那輛老掉牙的美軍吉普沿尼羅河兜風，兩聽啤酒落肚，遙望無窮遠的淚眼便沒了焦點。
患難與共的河野
當我從海灣戰場歸來，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記者河野從外交公寓打來的電話，想不到這老兄竟真調到北京任常駐記者，電話中他迫不及待地要來一睹我是否還完好無損，我弄不清是哪位“太君”編造了我已暴亡的神話，乃至在開羅機場碰到一個叫小原洋一郎的共同社攝影記者，竟懷疑我是個冒牌貨。
河野是我北大時的校友，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系，後留學北大進修中文，畢業後任共同社駐京記者。1989年夏曾在北京工作過，1990年亞運會期間他為我拍的《毛主席外孫在亞運村》配寫過文章，想不到在海灣戰爭爆發前夕，我們在巴格達再度相會。美聯社攝影記者多米尼克稱此為“世界級搗蛋鬼”的又一次大聚會。
戰時的巴格達，且不說軍警憲特，光是革命覺悟極高的老百姓就讓你對付不了。為博得好感，我將攝影背心前胸和後背都縫上五星紅旗，並用阿語、英語大書“人民中國”。經驗豐富的河野對我的裝束大為讚賞，看著他艷羨的眼神，我許諾，如果打完仗彼此都還活著，我一定送他一面同樣的紅旗，激動得河野用力握了握我的右手：“患難與共。”此後，河野無私地與我共享新聞線索，還將共同社的底片傳真機無償供我使用。在他的幫助下，我拍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作最後努力的照片在日本被廣泛採用。
戰爭爆發後，河野不顧轟炸，驅車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邊境採訪。知道我囊中羞澀又自尊心極強，他裝作漫不經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上我的車，快去買些食品和水！”途中，我的相機遭沒收，人被扣押，多虧河野破費“皇軍”的硬通貨千方百計營救，我才得以繼續上路。
在約旦河谷地，河野失蹤的消息使我大驚失色。我急急忙忙趕到安曼洲際飯店共同社總部，共同社中東首席記者近藤正守著電話機發呆。看到我一頭撞進來，近藤兩手一攤：“攝影記者大河源在死海拍照惹了麻煩，河野上前營救也一同被抓走。日本大使館正設法援助。”
深夜，在一間不知名的小飯館，近藤做東，為剛剛恢復自由的同事壓驚。大河源說這回平了上次在東亞某國被拘留七小時的紀錄，河野說這等於又得了枚勳章。這是海灣戰爭中我們最後一起喝酒，大家都挺傷感。河野與大河源次日將經倫敦返回日本，近藤則穿過阿侖比去以色列。河野含淚將一大包止血繃帶和其他美軍戰地急救用品塞給我：“以後就剩你一個了，千萬別太猛！遇事要多想。鋼盔、防彈衣、防毒面具要隨身帶。要活著！活著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見面呀！”
河野他們走後，我孤身一人經約旦、賽普勒斯進入以色列。當恐怖襲來，我總想起與我幾經生死的河野。
直到回國，在北京新華社，我和久別重逢的河野再次緊緊擁抱在一起時，我當時競懷疑是在夢中。不久前我從中東分社回國，我們又坐在小酒館裡，河野恨不能一口氣告訴我這些年他都幹了什麼。儘管他每月需將全部工資的75%交給前妻撫養四個孩子，可他還是與他的朋友一起在中國幫助建起兩所希望小學。與此同時，他還與友人發起倡議，建議日本政府為侵華戰爭向中國道歉並主動支付戰爭賠款。河野認為，禮儀之邦的中國素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但日本政府應主動做出表示，這樣對日本更有好處。最後他告訴我，他已愛上一個中國姑娘，很快就會成為中國的女婿。
海灣戰爭結束後，美軍兩次轟炸巴格達前我都在酒桌上得到了消息，只可惜我周圍但求無過的作風阻礙我與這幫抓“老鼠”的“大公貓”一同前往，一再坐失抓住好新聞的良機。巴利現在娶了一名正在開羅美國大學念書的埃及女人做太太。開羅美國大學是與貝魯特美國大學齊名的美式貴族學校，穆巴拉克夫人蘇珊等名媛皆畢業於此。巴利那位溫柔富有的太太在尼羅河心澤馬利克島上買了一套公寓房，準備安下心來過日子。可巴利積習難改，仍背著沉重的攝影包為《時代》周刊玩命。
1992年埃及大地震，我在海利波利斯一幢倒塌的十四層大廈中與一瘸一拐的巴利不期而遇。當時他正彎著那條完好的左腿往一塊斷裂的水泥預製板上爬，他那大眼睛的埃及太太在後面用力抱著他那條殘腿往上舉。
巴利喜歡穿黑帆布工裝褲、黑色“阿迪達斯”運動鞋、背黑色“多姆克”攝影包一瘸一拐地走。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吃力地捋起右褲腿，眉飛色舞地給簇擁著他的崇拜者們講貝魯特那顆炮彈如何命中他的褲襠，險些廢了他，可他福大命大，最終只斷了右腿。急救手術時他又如何鎮定自若，矜持幽默，令醫院中的女護士淚水潛然。《時代》周刊至今堅持每年讓巴利回一次美國，對他那條斷腿進行理療，可每次理療之後，巴利似乎比往日更瘸。
巴利特別喜歡中國的“雙喜”香菸，我總把使館的朋友送我的香菸轉送給他抽。按他的理解“雙喜”（deublehappinese）有同性戀的暗示，像中國的京劇，嚇得我趕緊表白我和大多數中國人絕無此雅興。巴利說他曾抽過一種“長征”（longmarch）牌的中國煙，味道之妙至今難忘。每逢人多的時候，巴利總是炫耀他的兩句半中文：“我說北京話不說廣東話，我吃廣東菜不吃北京菜。”車軲轆話連念十幾遍，聲音越念越大。最後，得意地歪頭環顧一周後宣稱：“我和鴨子在一起總說中文。”其實，巴利能講的中文滿打滿也就兩句半。
閒暇時，巴利常開著那輛老掉牙的美軍吉普沿尼羅河兜風，兩聽啤酒落肚，遙望無窮遠的淚眼便沒了焦點。
患難與共的河野
當我從海灣戰場歸來，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記者河野從外交公寓打來的電話，想不到這老兄竟真調到北京任常駐記者，電話中他迫不及待地要來一睹我是否還完好無損，我弄不清是哪位“太君”編造了我已暴亡的神話，乃至在開羅機場碰到一個叫小原洋一郎的共同社攝影記者，竟懷疑我是個冒牌貨。
河野是我北大時的校友，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系，後留學北大進修中文，畢業後任共同社駐京記者。1989年夏曾在北京工作過，1990年亞運會期間他為我拍的《毛主席外孫在亞運村》配寫過文章，想不到在海灣戰爭爆發前夕，我們在巴格達再度相會。美聯社攝影記者多米尼克稱此為“世界級搗蛋鬼”的又一次大聚會。
戰時的巴格達，且不說軍警憲特，光是革命覺悟極高的老百姓就讓你對付不了。為博得好感，我將攝影背心前胸和後背都縫上五星紅旗，並用阿語、英語大書“人民中國”。經驗豐富的河野對我的裝束大為讚賞，看著他艷羨的眼神，我許諾，如果打完仗彼此都還活著，我一定送他一面同樣的紅旗，激動得河野用力握了握我的右手：“患難與共。”此後，河野無私地與我共享新聞線索，還將共同社的底片傳真機無償供我使用。在他的幫助下，我拍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作最後努力的照片在日本被廣泛採用。
戰爭爆發後，河野不顧轟炸，驅車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邊境採訪。知道我囊中羞澀又自尊心極強，他裝作漫不經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上我的車，快去買些食品和水！”途中，我的相機遭沒收，人被扣押，多虧河野破費“皇軍”的硬通貨千方百計營救，我才得以繼續上路。
在約旦河谷地，河野失蹤的消息使我大驚失色。我急急忙忙趕到安曼洲際飯店共同社總部，共同社中東首席記者近藤正守著電話機發呆。看到我一頭撞進來，近藤兩手一攤：“攝影記者大河源在死海拍照惹了麻煩，河野上前營救也一同被抓走。日本大使館正設法援助。”
深夜，在一間不知名的小飯館，近藤做東，為剛剛恢復自由的同事壓驚。大河源說這回平了上次在東亞某國被拘留七小時的紀錄，河野說這等於又得了枚勳章。這是海灣戰爭中我們最後一起喝酒，大家都挺傷感。河野與大河源次日將經倫敦返回日本，近藤則穿過阿侖比去以色列。河野含淚將一大包止血繃帶和其他美軍戰地急救用品塞給我：“以後就剩你一個了，千萬別太猛！遇事要多想。鋼盔、防彈衣、防毒面具要隨身帶。要活著！活著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見面呀！”
河野他們走後，我孤身一人經約旦、賽普勒斯進入以色列。當恐怖襲來，我總想起與我幾經生死的河野。
直到回國，在北京新華社，我和久別重逢的河野再次緊緊擁抱在一起時，我當時競懷疑是在夢中。不久前我從中東分社回國，我們又坐在小酒館裡，河野恨不能一口氣告訴我這些年他都幹了什麼。儘管他每月需將全部工資的75%交給前妻撫養四個孩子，可他還是與他的朋友一起在中國幫助建起兩所希望小學。與此同時，他還與友人發起倡議，建議日本政府為侵華戰爭向中國道歉並主動支付戰爭賠款。河野認為，禮儀之邦的中國素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但日本政府應主動做出表示，這樣對日本更有好處。最後他告訴我，他已愛上一個中國姑娘，很快就會成為中國的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