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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趙紅來說， 這次到以色列參加培訓固然學習到了應有的技術知識，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收穫是對以色列這個國家有了一次近距離接觸和了解，以色列人的熱情和真誠使她深受感動。培訓期間，趙紅既 受到主辦單位的良好接待和安排，還有我女兒給與她親姐妹般的熱情關照，讓她感到一種份外的家庭般的溫暖。我們在寫作本書的時候，趙紅告訴我的話友說，她在以色列遇到的一件事使她念念不忘。她說，過去也聽國人們談起過猶太民族， 都說猶太人聰明能幹，做生意十分精明狡猾 ，種下了一個粗略的印象，到了以色列才發現，當地猶太人都是那麼熱情和有教養，民族素質很高。一天趙紅和同伴到街上遊玩，偶然遇到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路人開車經過，他主動停下車來跟大家打招呼，知道她們來自不同國家，就熱心地將大家送回學校，第二天還專門派車接他們到家裡作客，把她們當成自己孩子一樣，帶到超市挑選各人喜歡的各種美味食品，然後回到家裡親自動手做飯，盛情款待大家。 趙紅不無感慨地說 ，“我們從未見過面，只是路遇而已，人家就這麼熱情招待，一件小事能看出這個民族多麼熱情好客。相比之下，在我們中國這樣的事情不容易看到。”其實我在中國倒是碰到不少類似的情況，趙紅就是其中之一。中國干閨女趙紅在學校里學習外語，畢業後分配到濰坊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做外賓接待工作，接觸過不少外國人。奇怪的是，她對這對新來的以色列朋友歐慕然夫婦卻有著特別的感情。趙紅告訴我的話友，在青島機場初次見面，這對以色列長者就留給她一個慈祥、和善的印象，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 趙紅說她很受感動，“畢竟他們的身份不同，能跟我這麼平凡的女子交往，足見他們的平易近人。”趙紅說：“在我陪同他們期間，建立了深深的感情。一次夫人病了，我一直守候在她身邊，給她聯繫醫生，替她端茶遞水，這件事使他們非常感動。之後我們倆基本都是摟在一起走路的，一次有個來賓說，你們真像母女倆，從那時夫人就問我是否願意做他們的乾女兒，我當然願意， 就這樣我們成了跨國的親戚。”那是2002年，我們再次應邀到山東和濰坊訪問，趙紅再次陪同我們。有一次她突然對我太太叫了一聲“媽”，我聽到了，於是問她：“如果她是你媽，我算什麼呢？”她回答說：“你是我爸。”從此以後，趙紅就成為了我們的干閨女。這樣認親可能不算正式，她有自己的父母親，但我們把她當成了我們又一個孩子。趙紅常說，她有兩個母親和兩個父親，一個中國母親和一個以色列母親，一個中國父親和一個以色列父親。我們在中國真正有了自己的家人了，不只是我們的祖輩和父母曾經在這裡生活，我們的祖父和其他親人在這裡長眠，我們現在身邊還有了一個中國女兒。我離開使館工作後，一直和趙紅保持聯繫，只要有機會都會到青島與趙紅相見，期間還兩次專程到濰坊看望我們的中國干閨女。這是一種不舍的親情。
一個跨國大家庭，2004年趙紅和一位棒小伙結了婚，不久有了一個小孩。這一來，我們家不但有6個以色列孫子孫女，又另外添了一個中國小孫子。想來在中國人的眼裡，我自己的家庭規模多麼值得羨慕，我們在以色列已經是 “四世同堂”，我當了曾爺爺，連同我們的子女、孫子女和曾孫子女全家共16 口人。現今又在中國添了個干閨女、乾女婿和一個干外孫子，掐手指一數，我們一家人足足19口！趙紅請我們給小嬰兒起個以色列名字，我們為此頗費了些腦筋。我們想這個名字既要意思好，中文發音又容易，最後建議用Tom，中文的習慣譯法叫“湯姆”。在希伯來語裡意思是“誠摯”、“天真”，英語國家常用這個名字，同樣重要的是中文念起來朗朗上口。於是我們在中國有了個小孫子叫“湯姆”。我們最近到過濰坊，到趙紅的親家父母家裡作客，趙紅父母也來了，大家在一起吃午飯。三歲的湯姆是家中的小王子，他的身邊圍坐著一共 3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東道主是趙紅丈夫的父親，一位警官，是位烹飪的好手，親自掌勺。 我心想，有高明的廚師親自出馬， 難怪飯菜如此美味，中國的廚藝果真名不虛傳。不用說，飯桌上洋溢著中國人家庭團聚的格外熱烈和親切的氣氛。我瀏覽面前的餐桌，將坐在桌子周圍的眾人認真一數，共有8個長者圍著一個小寶寶轉。我不由得又想起一個家庭一個孩子的生育政策。我想，湯姆將來會成為怎樣一個人呢？我看到8個大人圍著一個孩子團團轉，他要什麼給什麼，我希望這個孩子將來長大成人以後懂得，這個世界並不單純是一個“飯來張口 ，衣來伸手”的地方，你還要靠自己奮鬥才能有所獲。在這個世界上，你要付出而不僅僅是獲得。趙紅現在已經改行，應聘到濰坊的一所中學從事英語教學工作。她說：“ 我現在不是把教學當做一份工去做，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份事業，一份責任，對社會、對家長、對學生的責任。”祝福她為神聖的教育事業多作貢獻，同時希望她教育好我們的共同後代 她的小兒子、我們的小孫子湯姆。
47 故土難離
我在以色列駐北京大使館的公使任職就要到期了，大使和我應邀到河南開封進行訪問，未想到由此開啟了我在中國的新旅程。臨行受聘大學客座教授我想在這裡特別提到，我的兩位朋友 北京中國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瞿振元和校長陳章良陪同前往，他們和我算是莫逆之交。 開封市委書記和市長設宴招待，宴會快要結束時，大家喝完幾杯茅台，農大校長對大使說，他們要在歐慕然先生的公使任期完畢後聘請他擔任大學的客座教授。我聽了頗為詫異，心想說話人是不是茅台喝多了。三個月後我任職期滿，正準備上路回國，農大黨委書記和校長前來送行， 黨委書記對我說：“我們沒有忘記校長在開封說過的話，我們現在正在辦理手續，交由校黨委和行政正式批准。”過了不久，我接到邀請參加授名儀式。場合隆重，授予我的聘書用中、英兩種文字寫道：“茲聘請歐慕然先生為中國農業大學客座教授”。這次任命過後，又有中國另外三所大學授予我客座教授的銜頭，他們是哈爾濱東北農業大學、山東萊陽農學院、吉林大學珠海學院等。 說實在的，我能在結束我的的政府職務之後繼續在中國發揮自己的能力和專長，為兩國的友好合作貢獻力量，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國農大的領導 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 他們在對我任命的問題上如此配合默契。自此以後，我每年都要跑幾次中國，其中一個任務就是到各大學授課，教育和學術活動成為我在第二故鄉中國新旅程的主要內容。我認識的黨委書記我由此聯想到我們西方人頗感迷惑的一個問題：中國政府和社會機構里黨委書記的任職和作用。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和西方國家有不同的觀念和做法，例如在以色列，誰要是自己在國家和地方政府機構謀取一個職位，必然招致強烈反對，這類人甚至會受到法律懲治。中國人安排職位的辦法，常常遭到一些西方人士的非議和批評。我在第一次訪問中國之後給有關方面提供的報告中寫道：“我們來自非共產主義國家，知道政府結構中的上下關係。政黨領袖的地位和官方當局（我指的城市或政府機關）毫無關係。在我們國家以及其他許多國家裡，黨的書記是不在國家政府和城市行政系列之內的。而中國則不同，黨的書記高於一切。他代表黨，即共產黨。”我只是簡單提到黨的書記的地位，不可能深入到事情的細節。等我開始公使的工作並接觸過許許多多人士以後，我才對黨委書記的真正作用以及他們與行政領導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有一次，我應邀到北京一個名氣很大的大學參加宴會，赴宴的大多數是西方國家來的客人，而且主要是各個國家非常知名的大學校長。主辦方出席的是該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校長起來致辭，首先向大家伸手示意在座的黨委書記並介紹說：“這位是黨委書記，我是校長。他在七樓辦公，我在六樓。”我看得出來，每位外國客人都會明白這番介紹的含義。我到過中國的大部分省份和大部分大城市，到過許多大學校，每到一地都要見到黨委書記，而他們的能力和他們推動省市和大學發展的敬業精神，使我深有感觸。 他們和上級領導有著共識，保持密切的溝通和接觸 。我覺得，一位具有恰當資格的適合人選被任命為一號人物，那是無可厚非的一件好事，理所當然。現在聽到來自西方一些人士的有關指責，我認為他們至少是對情況缺乏了解，我一般對他們曉以我自己的一些體會和看法。當我站在中國大學校講壇的時候，我並不以為我有多少知識可以傳授，但是我從心底里感覺到，這是中國朋友對我個人的信任，是對一個來自對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貢獻的猶太民族當中一分子的信任。我感到高興的是，這種信任包含著和行政領導站在一起的黨委書記的權威性認可和支持。
一個跨國大家庭，2004年趙紅和一位棒小伙結了婚，不久有了一個小孩。這一來，我們家不但有6個以色列孫子孫女，又另外添了一個中國小孫子。想來在中國人的眼裡，我自己的家庭規模多麼值得羨慕，我們在以色列已經是 “四世同堂”，我當了曾爺爺，連同我們的子女、孫子女和曾孫子女全家共16 口人。現今又在中國添了個干閨女、乾女婿和一個干外孫子，掐手指一數，我們一家人足足19口！趙紅請我們給小嬰兒起個以色列名字，我們為此頗費了些腦筋。我們想這個名字既要意思好，中文發音又容易，最後建議用Tom，中文的習慣譯法叫“湯姆”。在希伯來語裡意思是“誠摯”、“天真”，英語國家常用這個名字，同樣重要的是中文念起來朗朗上口。於是我們在中國有了個小孫子叫“湯姆”。我們最近到過濰坊，到趙紅的親家父母家裡作客，趙紅父母也來了，大家在一起吃午飯。三歲的湯姆是家中的小王子，他的身邊圍坐著一共 3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東道主是趙紅丈夫的父親，一位警官，是位烹飪的好手，親自掌勺。 我心想，有高明的廚師親自出馬， 難怪飯菜如此美味，中國的廚藝果真名不虛傳。不用說，飯桌上洋溢著中國人家庭團聚的格外熱烈和親切的氣氛。我瀏覽面前的餐桌，將坐在桌子周圍的眾人認真一數，共有8個長者圍著一個小寶寶轉。我不由得又想起一個家庭一個孩子的生育政策。我想，湯姆將來會成為怎樣一個人呢？我看到8個大人圍著一個孩子團團轉，他要什麼給什麼，我希望這個孩子將來長大成人以後懂得，這個世界並不單純是一個“飯來張口 ，衣來伸手”的地方，你還要靠自己奮鬥才能有所獲。在這個世界上，你要付出而不僅僅是獲得。趙紅現在已經改行，應聘到濰坊的一所中學從事英語教學工作。她說：“ 我現在不是把教學當做一份工去做，而是把它看作是一份事業，一份責任，對社會、對家長、對學生的責任。”祝福她為神聖的教育事業多作貢獻，同時希望她教育好我們的共同後代 她的小兒子、我們的小孫子湯姆。
47 故土難離
我在以色列駐北京大使館的公使任職就要到期了，大使和我應邀到河南開封進行訪問，未想到由此開啟了我在中國的新旅程。臨行受聘大學客座教授我想在這裡特別提到，我的兩位朋友 北京中國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瞿振元和校長陳章良陪同前往，他們和我算是莫逆之交。 開封市委書記和市長設宴招待，宴會快要結束時，大家喝完幾杯茅台，農大校長對大使說，他們要在歐慕然先生的公使任期完畢後聘請他擔任大學的客座教授。我聽了頗為詫異，心想說話人是不是茅台喝多了。三個月後我任職期滿，正準備上路回國，農大黨委書記和校長前來送行， 黨委書記對我說：“我們沒有忘記校長在開封說過的話，我們現在正在辦理手續，交由校黨委和行政正式批准。”過了不久，我接到邀請參加授名儀式。場合隆重，授予我的聘書用中、英兩種文字寫道：“茲聘請歐慕然先生為中國農業大學客座教授”。這次任命過後，又有中國另外三所大學授予我客座教授的銜頭，他們是哈爾濱東北農業大學、山東萊陽農學院、吉林大學珠海學院等。 說實在的，我能在結束我的的政府職務之後繼續在中國發揮自己的能力和專長，為兩國的友好合作貢獻力量，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國農大的領導 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 他們在對我任命的問題上如此配合默契。自此以後，我每年都要跑幾次中國，其中一個任務就是到各大學授課，教育和學術活動成為我在第二故鄉中國新旅程的主要內容。我認識的黨委書記我由此聯想到我們西方人頗感迷惑的一個問題：中國政府和社會機構里黨委書記的任職和作用。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和西方國家有不同的觀念和做法，例如在以色列，誰要是自己在國家和地方政府機構謀取一個職位，必然招致強烈反對，這類人甚至會受到法律懲治。中國人安排職位的辦法，常常遭到一些西方人士的非議和批評。我在第一次訪問中國之後給有關方面提供的報告中寫道：“我們來自非共產主義國家，知道政府結構中的上下關係。政黨領袖的地位和官方當局（我指的城市或政府機關）毫無關係。在我們國家以及其他許多國家裡，黨的書記是不在國家政府和城市行政系列之內的。而中國則不同，黨的書記高於一切。他代表黨，即共產黨。”我只是簡單提到黨的書記的地位，不可能深入到事情的細節。等我開始公使的工作並接觸過許許多多人士以後，我才對黨委書記的真正作用以及他們與行政領導的關係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有一次，我應邀到北京一個名氣很大的大學參加宴會，赴宴的大多數是西方國家來的客人，而且主要是各個國家非常知名的大學校長。主辦方出席的是該大學的黨委書記和校長。校長起來致辭，首先向大家伸手示意在座的黨委書記並介紹說：“這位是黨委書記，我是校長。他在七樓辦公，我在六樓。”我看得出來，每位外國客人都會明白這番介紹的含義。我到過中國的大部分省份和大部分大城市，到過許多大學校，每到一地都要見到黨委書記，而他們的能力和他們推動省市和大學發展的敬業精神，使我深有感觸。 他們和上級領導有著共識，保持密切的溝通和接觸 。我覺得，一位具有恰當資格的適合人選被任命為一號人物，那是無可厚非的一件好事，理所當然。現在聽到來自西方一些人士的有關指責，我認為他們至少是對情況缺乏了解，我一般對他們曉以我自己的一些體會和看法。當我站在中國大學校講壇的時候，我並不以為我有多少知識可以傳授，但是我從心底里感覺到，這是中國朋友對我個人的信任，是對一個來自對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貢獻的猶太民族當中一分子的信任。我感到高興的是，這種信任包含著和行政領導站在一起的黨委書記的權威性認可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