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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個夢想從2005年開始，我離開了原來的公職，但我從來沒有離開中國，每年我都要在特拉維夫－北京的航線上頻繁往返，最多的時候一年不下10來次。結束本書寫作的最近一年2010年，我到中國的旅程留下了如下紀錄：2月－北京，南寧；3、4月 北京，上海，成都；6月－北京，貴陽；9、10月:－北京，昆明，麗江，上海，青島；12月－北京，貴陽，深圳，香港。讀者也許感到詫異，我已經進入中國人所說的古稀之年，為什麼還要如此不辭辛勞？我的回答是：我的第二故鄉令我難捨難分。固然有大學的任教委託，有農業和其他技術合作項目要繼續完成，有親朋好友需要探望，歸根到底是心中有不解的故鄉情結。所謂故土難離。我有一個夢想， 假設有一天收到中國政府當局頒發的證書，表彰我對發展中國農業技術所作的努力和貢獻。我要讓我的中國同伴為他們的以色列友人感到驕傲，讓我的中國干閨女趙紅和我的中國小孫子湯姆，為他們的以色列“父親”和“爺爺”感到自豪。我不知道這個夢想能否實現，但無關緊要，這不妨礙我將這個夢想留在心中。
48 旅伴與我同行
本書的寫作進入到了收筆的時候，2010年年底最後兩天，我與合作者會見於香港，中國南海上一顆璀燦的明珠。話友現在住在香港，他說他本是南方人，這裡的氣候更加適宜，退休以後每年的寒冬季節都到這裡生活。當然不光是氣候， 這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這裡的人文環境自有它獨特的吸引力。中國之行的旅伴我在中國有許多朋友甚至還有乾親戚，但是自從我20年前初到中國以至最近共同寫作這兩三年時間，更多與我交往的是我的話友和筆友唐教授。在我的中國之行的旅途上，話友與我一路結伴而行。我在前面談到過，我在1989 年第一次訪問中國時就是由唐教授負責接待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我從他身上找到了一位謙虛、熱心和思想開放的值得親近的朋友。自從我們到達北京以後，他一直全程陪同我們，他和他的同事 給於我們最周全的照料。 我們都是同齡人，有著共同語言，但是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位中國朋友在中以建立關係過程中的作用，只是後來才慢慢有所了解， 原來還有更深層的背景。返回以色列以後一段時間，我又再次訪問中國，但一直沒有見到話友，只是等到我出任駐華公使，經過一番打聽才知道他後來去了國外，像我派駐中國一樣，由上級派到美國擔任公職去了。 唐教授的一位朋友，特意給我帶來當年我們一起工作時共同經手的一份材料，喚起我對以往難忘時刻的回憶。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稱他姓唐，已經回到北京，我喜出望外，我們終於又見面了。十多年後相逢，世道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但是我們的友情依舊，或者說由於這些變化，更加證實了我們當初相識時的共同認知和期望，我們的友情更為加深了。此後我們一直保持接觸，我每次有機會到北京必定找他見面，我們兩人各自的太太也成為了相好的姊妹。難忘過去處身今天一片繁榮的香港，話友思緒萬千。 話友說，還在二十多年前當他開始和我們以色列人接觸時，就經常來到這裡， 那時香港還屬英國殖民統治，而現在已經回歸祖國懷抱，換了一番天地。話友像所有中國人、特別是每個中國同齡人一樣， 難忘過去，難忘祖國昔日飽受西方和東方列強凌辱的悲慘歷史。他70多年的生涯，伴隨中國現代的曲折歷史進程起伏跌宕，和中國的命運緊密相連。 我想在這裡引述《我的中國》里收錄的唐教授一段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回憶：我童年時期曾經兩次親身經歷過日本人侵入我們的家鄉小鎮，恐怖的場面仍然記憶猶新。那時鄉親們從城裡向外逃難，我和我姐姐分別坐在母親用竹扁擔肩挑的兩個竹籮筐里，驚恐地裹在人潮當中往前竄動。我們逃到偏遠的大山溝，捲縮在灌木叢里躲藏。山那邊不斷傳來清脆的槍響，等到夜幕降臨，我們下山回到借居的村里，才聽說死了人的惡耗。有一次上山躲難的時候，我們鄰居一位大概只有14－15歲的女孩，沒有跟上隊伍，在山腳下被日本人抓走了。待到混亂過去，山溝里寂靜下來，女孩才慢慢爬到山上，身上披著的衣服又破又髒，低著頭，淚流滿面，大人們都跟著哭起來了。我知道她是被欺負了，但是還不懂得什麼叫姦污，只是過後聽大人不斷嚴厲警告我們小孩子： 看見什麼不得亂說 ，我才猜想出了什麼大事。我們逃到山裡躲藏這陣子，日本鬼子放火把我們鎮上的街道燒了，我們家的房屋也不能倖免。我和我們鎮上的人始終弄不明白，我們的小鎮是在中國南方很偏僻很落後的一個角落，沒有設防，對日本的侵華戰爭談不上有任何重要的軍事和政治意義，日本人怎麼也不放過？想來想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有一類人生性凶蠻殘暴，這類人我們叫做侵略者或野蠻人。他們不把貧窮落後國家的人民當人看，只當畜牲對待。美國是中國在二次大戰中的盟友，對戰勝德國和日本法西斯主義作出了巨大貢獻。
駐在昆明的美國軍事航空隊伍 飛虎隊 ，在雲南和緬甸交界對日作戰，是美國人民的英雄主義和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深厚同情和友誼的證明。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軍隊進駐中國協助當時的中國政府恢復重建。我不無遺憾地指出，我一向認為美國是英雄和拯救者，但第一次遇見這些陌生人，給我心中美國頭上的光環投下了一層陰影。記得有一天，從我們鎮上的東頭突然來了一夥美國佬，他們開著一輛吉普車，以瘋狂的速度從我家居住的街上駛過，又立即消失在小鎮的另一頭。車子過後，街心中撂下一條死狗和兩隻死雞， 街的上空依然徊響著美國大兵的狂笑聲。又一天， 我和三、四位同學到鎮附近的湖水游泳，正趕上一夥美國大兵在湖對面的岸邊逛 盪，突然間從那邊傳來陣陣尖叫聲，抬頭望去， 但見幾個美國佬正在拽起兩個村童 從近十米高的懸崖往水裡摔，我們一下子給嚇壞了。可幸的是兩個男孩會水，避免 了一場人命災難。湖面的上空， 照樣迴蕩著這些惡作劇小伙的高興笑聲。大家都往好的方面想：這些美國人來自我們不熟悉的富裕發達的國家，嬌慣了，所以行為有些古怪。他們愛打鬧，喜歡拿人開玩笑。不過後來從外面傳來有關美軍的一些消息，看來鎮上人的說法並不可靠。在當時北平市內離外國使館區咫尺之遙的東單廣場，北京大學一位女學生光天化日之遭受強姦；漢口市一家高檔飯店夜間舉行舞會，應邀參加的中國婦女（ 她們都來自社 會上層）遭受集體施暴，這都是美國人幹的。 這就不是開玩笑了，人們開始想，這又是某類特殊人種的傲慢和殘暴本性的大暴露（我在這裡儘量使用與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使用的不同用詞）。不散的陰霾這是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陳跡了，話友說，可是他現在往往還不得不鉤起這番不愉快的個人回憶。 這不無緣故， 當我們涉及到國際媒體和西方政客熱中炒作的所謂中國“侵犯人權”和“中國威脅”這個敏感話題時，唐教授壓抑不住心中的憤懣。他在材料中寫道：你可能在書中讀到過，或者從中國朋友的回憶中聽說過，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一座公園門口貼著一張告示：中國人與狗禁止入內。 當中國遭受西方列強欺凌和國內反動統治壓迫的時候，普通的中國人沒有任何人權可言。我不是什麼仇日主義，更談不上特別反美，我和許多外國人結成很好的商業夥伴，有不少成為了好友，他們既有東方的日本人，也有西方的歐洲人和美國人。我在這裡只是想提醒人們注意到普通中國人對國家解放獨立、對自由和人權問題的想法和感情。中國人今天可以理直氣壯 地說，他們現在享有他們在過去時期無法享有、而且別的一些人也不允許他們享有的應有人權和自由。我相信，儘管某些人至今依舊不喜歡中國和敵視中國，但他們也不能不以一定的平等和尊重的眼光看待中國人，將中國人當成對手而不是畜牲了。話友補充說 ，平心靜氣而論， 有的批評是對的，中國現實中確實存在不少侵犯人權的問題，而且有過像文化大革命時期踐踏人權的災難。這裡有歷史留下的包袱，也有社會轉折過程中新生的問題。 不應當忽視中國存在人權問題的現實，但同時不容抹殺這些年來中國在改善人權狀況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進步。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中國的人權說得一團糟，那是任何一個普通中國人無法接受的。問題是要有一個比較客觀和公正的立場，要有一個歷史發展的觀點。難道在人權問題上對別人指手劃腳的國家，他們自己就這麼心安理得嗎？話友告訴我，1979年當中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前來北京商談引進發電站技術設備事宜的美國一家技術公司代表， 送給他美國最新出版的一本書：《美國》（AMERICA by Alistair Cooke）。作者庫克在二次大戰時期及其後 ，一直是美國最有名的新聞記者之一，他的電視系列節目《美國》以及同名著作在美國和歐洲享有極高聲譽。這是話友最早接觸到的西方介紹美國情況的原版書籍， 給他留下特別強烈印象的是一張照片插圖：一個黑人被吊死在一株大樹上，樹底下圍著好幾十個看熱鬧的人群，面孔上是一味幸災樂禍和冷漠的表情，大都是白人。
48 旅伴與我同行
本書的寫作進入到了收筆的時候，2010年年底最後兩天，我與合作者會見於香港，中國南海上一顆璀燦的明珠。話友現在住在香港，他說他本是南方人，這裡的氣候更加適宜，退休以後每年的寒冬季節都到這裡生活。當然不光是氣候， 這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這裡的人文環境自有它獨特的吸引力。中國之行的旅伴我在中國有許多朋友甚至還有乾親戚，但是自從我20年前初到中國以至最近共同寫作這兩三年時間，更多與我交往的是我的話友和筆友唐教授。在我的中國之行的旅途上，話友與我一路結伴而行。我在前面談到過，我在1989 年第一次訪問中國時就是由唐教授負責接待的,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我從他身上找到了一位謙虛、熱心和思想開放的值得親近的朋友。自從我們到達北京以後，他一直全程陪同我們，他和他的同事 給於我們最周全的照料。 我們都是同齡人，有著共同語言，但是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位中國朋友在中以建立關係過程中的作用，只是後來才慢慢有所了解， 原來還有更深層的背景。返回以色列以後一段時間，我又再次訪問中國，但一直沒有見到話友，只是等到我出任駐華公使，經過一番打聽才知道他後來去了國外，像我派駐中國一樣，由上級派到美國擔任公職去了。 唐教授的一位朋友，特意給我帶來當年我們一起工作時共同經手的一份材料，喚起我對以往難忘時刻的回憶。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對方稱他姓唐，已經回到北京，我喜出望外，我們終於又見面了。十多年後相逢，世道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但是我們的友情依舊，或者說由於這些變化，更加證實了我們當初相識時的共同認知和期望，我們的友情更為加深了。此後我們一直保持接觸，我每次有機會到北京必定找他見面，我們兩人各自的太太也成為了相好的姊妹。難忘過去處身今天一片繁榮的香港，話友思緒萬千。 話友說，還在二十多年前當他開始和我們以色列人接觸時，就經常來到這裡， 那時香港還屬英國殖民統治，而現在已經回歸祖國懷抱，換了一番天地。話友像所有中國人、特別是每個中國同齡人一樣， 難忘過去，難忘祖國昔日飽受西方和東方列強凌辱的悲慘歷史。他70多年的生涯，伴隨中國現代的曲折歷史進程起伏跌宕，和中國的命運緊密相連。 我想在這裡引述《我的中國》里收錄的唐教授一段童年和少年時期的回憶：我童年時期曾經兩次親身經歷過日本人侵入我們的家鄉小鎮，恐怖的場面仍然記憶猶新。那時鄉親們從城裡向外逃難，我和我姐姐分別坐在母親用竹扁擔肩挑的兩個竹籮筐里，驚恐地裹在人潮當中往前竄動。我們逃到偏遠的大山溝，捲縮在灌木叢里躲藏。山那邊不斷傳來清脆的槍響，等到夜幕降臨，我們下山回到借居的村里，才聽說死了人的惡耗。有一次上山躲難的時候，我們鄰居一位大概只有14－15歲的女孩，沒有跟上隊伍，在山腳下被日本人抓走了。待到混亂過去，山溝里寂靜下來，女孩才慢慢爬到山上，身上披著的衣服又破又髒，低著頭，淚流滿面，大人們都跟著哭起來了。我知道她是被欺負了，但是還不懂得什麼叫姦污，只是過後聽大人不斷嚴厲警告我們小孩子： 看見什麼不得亂說 ，我才猜想出了什麼大事。我們逃到山裡躲藏這陣子，日本鬼子放火把我們鎮上的街道燒了，我們家的房屋也不能倖免。我和我們鎮上的人始終弄不明白，我們的小鎮是在中國南方很偏僻很落後的一個角落，沒有設防，對日本的侵華戰爭談不上有任何重要的軍事和政治意義，日本人怎麼也不放過？想來想去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有一類人生性凶蠻殘暴，這類人我們叫做侵略者或野蠻人。他們不把貧窮落後國家的人民當人看，只當畜牲對待。美國是中國在二次大戰中的盟友，對戰勝德國和日本法西斯主義作出了巨大貢獻。
駐在昆明的美國軍事航空隊伍 飛虎隊 ，在雲南和緬甸交界對日作戰，是美國人民的英雄主義和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深厚同情和友誼的證明。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軍隊進駐中國協助當時的中國政府恢復重建。我不無遺憾地指出，我一向認為美國是英雄和拯救者，但第一次遇見這些陌生人，給我心中美國頭上的光環投下了一層陰影。記得有一天，從我們鎮上的東頭突然來了一夥美國佬，他們開著一輛吉普車，以瘋狂的速度從我家居住的街上駛過，又立即消失在小鎮的另一頭。車子過後，街心中撂下一條死狗和兩隻死雞， 街的上空依然徊響著美國大兵的狂笑聲。又一天， 我和三、四位同學到鎮附近的湖水游泳，正趕上一夥美國大兵在湖對面的岸邊逛 盪，突然間從那邊傳來陣陣尖叫聲，抬頭望去， 但見幾個美國佬正在拽起兩個村童 從近十米高的懸崖往水裡摔，我們一下子給嚇壞了。可幸的是兩個男孩會水，避免 了一場人命災難。湖面的上空， 照樣迴蕩著這些惡作劇小伙的高興笑聲。大家都往好的方面想：這些美國人來自我們不熟悉的富裕發達的國家，嬌慣了，所以行為有些古怪。他們愛打鬧，喜歡拿人開玩笑。不過後來從外面傳來有關美軍的一些消息，看來鎮上人的說法並不可靠。在當時北平市內離外國使館區咫尺之遙的東單廣場，北京大學一位女學生光天化日之遭受強姦；漢口市一家高檔飯店夜間舉行舞會，應邀參加的中國婦女（ 她們都來自社 會上層）遭受集體施暴，這都是美國人幹的。 這就不是開玩笑了，人們開始想，這又是某類特殊人種的傲慢和殘暴本性的大暴露（我在這裡儘量使用與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使用的不同用詞）。不散的陰霾這是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陳跡了，話友說，可是他現在往往還不得不鉤起這番不愉快的個人回憶。 這不無緣故， 當我們涉及到國際媒體和西方政客熱中炒作的所謂中國“侵犯人權”和“中國威脅”這個敏感話題時，唐教授壓抑不住心中的憤懣。他在材料中寫道：你可能在書中讀到過，或者從中國朋友的回憶中聽說過，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一座公園門口貼著一張告示：中國人與狗禁止入內。 當中國遭受西方列強欺凌和國內反動統治壓迫的時候，普通的中國人沒有任何人權可言。我不是什麼仇日主義，更談不上特別反美，我和許多外國人結成很好的商業夥伴，有不少成為了好友，他們既有東方的日本人，也有西方的歐洲人和美國人。我在這裡只是想提醒人們注意到普通中國人對國家解放獨立、對自由和人權問題的想法和感情。中國人今天可以理直氣壯 地說，他們現在享有他們在過去時期無法享有、而且別的一些人也不允許他們享有的應有人權和自由。我相信，儘管某些人至今依舊不喜歡中國和敵視中國，但他們也不能不以一定的平等和尊重的眼光看待中國人，將中國人當成對手而不是畜牲了。話友補充說 ，平心靜氣而論， 有的批評是對的，中國現實中確實存在不少侵犯人權的問題，而且有過像文化大革命時期踐踏人權的災難。這裡有歷史留下的包袱，也有社會轉折過程中新生的問題。 不應當忽視中國存在人權問題的現實，但同時不容抹殺這些年來中國在改善人權狀況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進步。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中國的人權說得一團糟，那是任何一個普通中國人無法接受的。問題是要有一個比較客觀和公正的立場，要有一個歷史發展的觀點。難道在人權問題上對別人指手劃腳的國家，他們自己就這麼心安理得嗎？話友告訴我，1979年當中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前來北京商談引進發電站技術設備事宜的美國一家技術公司代表， 送給他美國最新出版的一本書：《美國》（AMERICA by Alistair Cooke）。作者庫克在二次大戰時期及其後 ，一直是美國最有名的新聞記者之一，他的電視系列節目《美國》以及同名著作在美國和歐洲享有極高聲譽。這是話友最早接觸到的西方介紹美國情況的原版書籍， 給他留下特別強烈印象的是一張照片插圖：一個黑人被吊死在一株大樹上，樹底下圍著好幾十個看熱鬧的人群，面孔上是一味幸災樂禍和冷漠的表情，大都是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