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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宋朝可能是一個例外，宋朝商人受歧視的程度最低（不是說全無歧視），商業環境最為寬鬆。宋朝立國，即頒發一系列“恤商”法令，寬待商人，鼓勵商業，如太祖詔令：“榜商稅則例於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又如太宗詔令：“自今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細碎交易不得收稅）並嚴禁官吏勒索、刁難商賈，官吏如果“滯留（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財物，贓重者，徒一年”。
“工商之家不得預於仕”的禁令也被突破，“國家開貢舉之門，廣搜羅之路……如工商、雜類人等，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商人獲得了從政的權利。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訂過程中，商人還被政府邀為座上賓，參與修法。北宋太宗朝，陳恕為三司使（相當於國家發改委主任），他在制訂茶法時，就邀請了茶商數十人協商討論、“各條利害”。當時的爭論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業利益盡歸商人，商人“取利太深”；官方的方案是國家專營茶葉，利歸官府，商人“滅裂無取”。最後朝廷採納了折中的方案，“公私皆濟”，換言之，即吸收了商人的意見。國家在立法過程中不但給予商人表達利益的渠道，制訂出來的法律也照顧了商人的利益，這在其他王朝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宋代因此也成了中國商人的黃金時代，商業的浪潮席捲整個宋朝國境。說“全民皆商”或有些誇大，但社會各階層都有人加入經商的行列，則是毫無疑問的。宋人非常有投資意識，“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閒著錢買金在家頓放？”所謂“舟舡往來興販”，是指長途販運業，“解質”是放貸，“停塌”，是倉儲業，總之有閒錢就拿出來投資。
北宋官員蘇舜欽被罷官後，說：“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以前說古代的讀書人只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一途，但在宋代，讀書人不當官也不會餓死，經商也是光明正大的職業。宋代讀書人不以經商為恥，洪邁《夷堅志》記載，宋徽宗時，“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仆負之。”借著到京師參加科考的機會，順便也做了一筆生意。
農人棄農從商，或者半耕半商更是尋常事了。如南宋初，岳州農民“自來兼作商旅，大半在外”，知州范寅敷大概為了避免田地拋荒，“欲出榜招召，務令疾速歸業；如貪戀作商，不肯回歸，其田權許人請射（承佃耕種）”。想收回外出經商的農人的產權。但朝廷最終沒有同意，因為戶部認為，“商人田產，身雖在外；家有承管，見今輸送二稅，難許人請射。”保護了經商農人的產權，也承認農民兼業的現實。
就連方外之人的僧人道士，也捲入到商業潮流中去。北宋東京的大相國寺，乃是京師最繁華的貿易市場；東京的建隆觀，也有道人做生意，“觀內東廊於道士賣齒藥，都人用之”。開設當鋪、放貨收息是寺院自南朝以來的慣常做法，宋時此風更盛，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今（南宋）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為鄙惡。”陸游雖覺得“鄙惡”，但在商海中弄潮的僧人必不會這麼認為，很多僧人還因經商致富，莊綽《雞肋編》說：“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婦女多嫁於僧。”
女性經商在宋代也不少見，臨安名小吃“宋五嫂魚羹”的創始人便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來是“汴京酒家婦，善作魚羹”，宋室南渡後，南下“僑寓蘇堤”，因為手藝很好，“人競市之，遂成富媼”。宋代設有專管徵收商稅的稅務官，叫做“欄頭”，由於男性“欄頭”對女性收稅多有不便，還出現了“女欄頭”，從這裡也可看出宋代經商女性之常見。
商業浪潮衝擊之下，以前作為權力中心存在、似乎莊嚴不可侵犯的衙門，也被商民租來做生意，如南陵縣的一名市民，“就邑治大門之內開酒店”；台州州衙“儀門之兩廡”也是出租給商戶做生意，“僦為賈久矣”。這樣的圖景頗具象徵性——意味著權力對商業的包容與妥協。
得益於正在興起的城市商品經濟，宋代產生了一大批“先富起來”的大商人，北宋“都城之內，大商富賈，坐列販賣，積貯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粱肉常余，乘堅策肥，履絲曳彩，羞具、屋室過於侯王。”南宋的臨安城也多富商，“其寄寓人，多為江商海賈，穹桅巨舶，安行於煙濤渺莽之中，四方百貨，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業者眾矣。”
這些大商人憑藉資本的力量，正在染指更高的社會地位。在一些地方，富商跟地方官員可平起平坐。宋仁宗時，有個叫做蘇緘的官員，調到廣州南海當主簿，蘇緘發現當地從事外貿的商人“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一日蘇緘受上級委派，查驗一樊姓大商人的貨物，“樊氏輒升階就席”，在當時，這是失禮的，所以蘇緘命人“杖之”。樊姓商人不服，到州法院上訴，知州將蘇緘召來斥責，蘇緘辯解說：“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知州不知如何反駁。這裡展現了一場新與舊的較量：新成長起來的商人力量與舊的等級秩序之間，正在角力。假以時日，商人階層未必不能發育成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可惜宋後的明清兩代，又重回抑制商人的老路。
“工商之家不得預於仕”的禁令也被突破，“國家開貢舉之門，廣搜羅之路……如工商、雜類人等，有奇才異行，卓然不群者，亦許解送”，商人獲得了從政的權利。在宋朝一部分商法的制訂過程中，商人還被政府邀為座上賓，參與修法。北宋太宗朝，陳恕為三司使（相當於國家發改委主任），他在制訂茶法時，就邀請了茶商數十人協商討論、“各條利害”。當時的爭論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業利益盡歸商人，商人“取利太深”；官方的方案是國家專營茶葉，利歸官府，商人“滅裂無取”。最後朝廷採納了折中的方案，“公私皆濟”，換言之，即吸收了商人的意見。國家在立法過程中不但給予商人表達利益的渠道，制訂出來的法律也照顧了商人的利益，這在其他王朝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宋代因此也成了中國商人的黃金時代，商業的浪潮席捲整個宋朝國境。說“全民皆商”或有些誇大，但社會各階層都有人加入經商的行列，則是毫無疑問的。宋人非常有投資意識，“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閒著錢買金在家頓放？”所謂“舟舡往來興販”，是指長途販運業，“解質”是放貸，“停塌”，是倉儲業，總之有閒錢就拿出來投資。
北宋官員蘇舜欽被罷官後，說：“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以前說古代的讀書人只有“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一途，但在宋代，讀書人不當官也不會餓死，經商也是光明正大的職業。宋代讀書人不以經商為恥，洪邁《夷堅志》記載，宋徽宗時，“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仆負之。”借著到京師參加科考的機會，順便也做了一筆生意。
農人棄農從商，或者半耕半商更是尋常事了。如南宋初，岳州農民“自來兼作商旅，大半在外”，知州范寅敷大概為了避免田地拋荒，“欲出榜招召，務令疾速歸業；如貪戀作商，不肯回歸，其田權許人請射（承佃耕種）”。想收回外出經商的農人的產權。但朝廷最終沒有同意，因為戶部認為，“商人田產，身雖在外；家有承管，見今輸送二稅，難許人請射。”保護了經商農人的產權，也承認農民兼業的現實。
就連方外之人的僧人道士，也捲入到商業潮流中去。北宋東京的大相國寺，乃是京師最繁華的貿易市場；東京的建隆觀，也有道人做生意，“觀內東廊於道士賣齒藥，都人用之”。開設當鋪、放貨收息是寺院自南朝以來的慣常做法，宋時此風更盛，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今（南宋）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為鄙惡。”陸游雖覺得“鄙惡”，但在商海中弄潮的僧人必不會這麼認為，很多僧人還因經商致富，莊綽《雞肋編》說：“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家室，故其婦女多嫁於僧。”
女性經商在宋代也不少見，臨安名小吃“宋五嫂魚羹”的創始人便是一位女性，叫宋五嫂，原來是“汴京酒家婦，善作魚羹”，宋室南渡後，南下“僑寓蘇堤”，因為手藝很好，“人競市之，遂成富媼”。宋代設有專管徵收商稅的稅務官，叫做“欄頭”，由於男性“欄頭”對女性收稅多有不便，還出現了“女欄頭”，從這裡也可看出宋代經商女性之常見。
商業浪潮衝擊之下，以前作為權力中心存在、似乎莊嚴不可侵犯的衙門，也被商民租來做生意，如南陵縣的一名市民，“就邑治大門之內開酒店”；台州州衙“儀門之兩廡”也是出租給商戶做生意，“僦為賈久矣”。這樣的圖景頗具象徵性——意味著權力對商業的包容與妥協。
得益於正在興起的城市商品經濟，宋代產生了一大批“先富起來”的大商人，北宋“都城之內，大商富賈，坐列販賣，積貯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粱肉常余，乘堅策肥，履絲曳彩，羞具、屋室過於侯王。”南宋的臨安城也多富商，“其寄寓人，多為江商海賈，穹桅巨舶，安行於煙濤渺莽之中，四方百貨，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業者眾矣。”
這些大商人憑藉資本的力量，正在染指更高的社會地位。在一些地方，富商跟地方官員可平起平坐。宋仁宗時，有個叫做蘇緘的官員，調到廣州南海當主簿，蘇緘發現當地從事外貿的商人“皆豪家大姓，習以客禮見主者”。一日蘇緘受上級委派，查驗一樊姓大商人的貨物，“樊氏輒升階就席”，在當時，這是失禮的，所以蘇緘命人“杖之”。樊姓商人不服，到州法院上訴，知州將蘇緘召來斥責，蘇緘辯解說：“主簿雖卑，邑官也，商雖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知州不知如何反駁。這裡展現了一場新與舊的較量：新成長起來的商人力量與舊的等級秩序之間，正在角力。假以時日，商人階層未必不能發育成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可惜宋後的明清兩代，又重回抑制商人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