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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舜欽還在信中提起另一起“公款吃喝案”，大概想反襯自己遭遇的人情涼薄吧：“近者葛宗古、滕宗諒、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復有入己。范公橫身當之，皆得末減，非范公私此三人，於朝廷大體，所補多矣。”這裡說的是滕宗諒濫用“公用錢”的事情。
滕宗諒，即滕子京，著名的岳陽樓就是他重新修建的，他的好朋友范仲淹還給他寫了一篇《岳陽樓記》，千古傳誦。滕子京為人豪爽、好客，他知涇州時，“費公錢16萬貫”，除了用於宴樂，還“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游士故人”。“公錢”即我們前面說到的“公用錢”，是財政撥給地方官自由支配的特別費，“用盡續給，不限年月”，但長官也不能亂花這筆錢，需用於公務接待，用時也需要副職副署，且計入公帳。
滕子京並沒有以公用錢中飽私囊。平心說，滕子京也不是貪官，《宋史·滕宗諒傳》稱他“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但他涉嫌“挪用公款”應該是沒有疑問的。所以，毫不意外地被御史彈劾了，罪名之一便是“盜用公用錢”。時為慶曆三年（1043年），“蘇舜欽案”的前一年。宋仁宗派人調查，滕子京“恐連逮者眾，因焚其籍以滅姓名”，竟然將冒領“公用費”的帳簿燒掉了。看來確實夠講哥們義氣。
如何處置這案子，朝中出現兩種意見。宰相杜衍主張嚴查，“欲深罪滕宗諒”；范仲淹則“力救之”，說：“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己及乖違大過，臣甘與宗諒同行貶黜。”大概是范仲淹的辯護起了作用吧，滕氏“止降一官，知虢州”。不過，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是他）認為這個處理太輕了，“論奏不已”，甚至以辭官相挾：如果不嚴加處罰，我就辭職不幹了。最後，滕子京“復徙岳州”，即貶到荊楚南蠻之處。岳陽樓正是滕子京在岳州任上重修的，無獨有偶，蘇舜欽被罷官後，也在蘇州修建了一座滄浪亭，並寫了一篇很有名的《滄浪亭記》。
蘇舜欽在致友人書信中提起這件舊事，可能是覺得自己與滕子京同病相憐，也可能是藉此埋怨范仲淹與杜衍沒有對他施之援手。他對歐陽修說，“二相（范仲淹、杜衍）恐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言語中似乎有些怨氣。
如果在官官相護的政治生態中，蘇舜欽這點屁事完全不至於丟官，甚至連被調查的風險也不會有，要知道蘇舜欽並非沒有後台，而是後台很硬。但宋朝的政治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大體上能保持著制衡性與競爭性，首先是政府—台諫的二權分立，台諫完全獨立於政府，台諫官有點像現代議會政治中的議員。宋人說，“本朝諫臣之盛，古未有也。”這不是吹牛，至少在仁宗朝，台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在咄咄逼人的台諫官之前，身為宰相的范仲淹與杜衍也不敢庇護蘇舜欽。范仲淹雖保護過滕子京，但御史中丞王拱辰不依不饒，逼著皇帝將滕子京貶到南荒之地。
另一個創造了政治制衡的機制，是表現為“異論相攪”的派系競爭。慶曆四年的“進奏院獄”具有不必諱言的黨爭背景，據《東軒筆錄》記載，王拱辰在扳倒蘇舜欽等人之後，曾向前宰相呂夷簡表功：“聊為相公一網打盡！”我們現在知道宋朝的黨爭導致了很多惡果，不過也應承認，那是黨爭惡化的衍生品，良性的黨爭則可以創造一種政治壓力，讓執政團隊保持警醒，以免被反對派抓住把柄。蘇舜欽若非公款吃喝，也不至於受到彈劾。進而言之，若非有“異論相攪”的政治競爭，大概也沒有人敢打當朝宰相女婿這隻“老虎”。
治理公款吃喝是一項系統工程，不但需要建立嚴密的規章制度，而且必須有一套使制度啟動起來的機制。宋朝並未能根治公款揮霍之風，因為一套制度運行起來，免不了要打一個折扣。不過比之明清筆記所記錄的觸目驚心的官場吃喝風氣（可參見《道咸宦海見聞錄》、《官場現形記》等），宋朝的政治生態畢竟要健康得多。
商人的黃金時代
商業無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力量。人類社會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一躍進入彼此聯繫更緊密、分工更細緻、生活更多樣化的複雜社會形態，商業提供了最偉大的驅動力。有人說中國儒家傳統有抑制商業的習慣，這話其實不對，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子貢因經商有道，家累萬金，富可敵國，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可以與國君分庭抗禮。孔子從來沒有因為子貢的商人身份而對他有任何歧視，恰恰相反，孔子以“瑚璉”比喻子貢，認為子貢是國家社稷的大器、良器。
不過，後世的統治者，出於獨尊皇權之需，對商人有可能與國君分庭抗禮的潛在力量很是顧忌，所以歷代王朝幾乎都制訂了抑商、辱商、賤商的政策與法律（這一傳統來自法家的思想），將商人列入市籍，視同賤民。秦朝曾將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及父母、祖父母為市籍的商人後代，發配戍邊；漢朝立國，“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唐朝“禁工商不得乘馬”；“工商雜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兩代也均有抑商或賤商之政，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強烈的“重農抑商”情結，他建立明王朝之後，即嚴禁農人棄耕從商，商人外出經商，必須領取官府頒發的路引，否則按遊民處置，“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商販被與僕役、倡優、賤民同列；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農抑商”思想，他說，“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應當勸農抑商。
滕宗諒，即滕子京，著名的岳陽樓就是他重新修建的，他的好朋友范仲淹還給他寫了一篇《岳陽樓記》，千古傳誦。滕子京為人豪爽、好客，他知涇州時，“費公錢16萬貫”，除了用於宴樂，還“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游士故人”。“公錢”即我們前面說到的“公用錢”，是財政撥給地方官自由支配的特別費，“用盡續給，不限年月”，但長官也不能亂花這筆錢，需用於公務接待，用時也需要副職副署，且計入公帳。
滕子京並沒有以公用錢中飽私囊。平心說，滕子京也不是貪官，《宋史·滕宗諒傳》稱他“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但他涉嫌“挪用公款”應該是沒有疑問的。所以，毫不意外地被御史彈劾了，罪名之一便是“盜用公用錢”。時為慶曆三年（1043年），“蘇舜欽案”的前一年。宋仁宗派人調查，滕子京“恐連逮者眾，因焚其籍以滅姓名”，竟然將冒領“公用費”的帳簿燒掉了。看來確實夠講哥們義氣。
如何處置這案子，朝中出現兩種意見。宰相杜衍主張嚴查，“欲深罪滕宗諒”；范仲淹則“力救之”，說：“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己及乖違大過，臣甘與宗諒同行貶黜。”大概是范仲淹的辯護起了作用吧，滕氏“止降一官，知虢州”。不過，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是他）認為這個處理太輕了，“論奏不已”，甚至以辭官相挾：如果不嚴加處罰，我就辭職不幹了。最後，滕子京“復徙岳州”，即貶到荊楚南蠻之處。岳陽樓正是滕子京在岳州任上重修的，無獨有偶，蘇舜欽被罷官後，也在蘇州修建了一座滄浪亭，並寫了一篇很有名的《滄浪亭記》。
蘇舜欽在致友人書信中提起這件舊事，可能是覺得自己與滕子京同病相憐，也可能是藉此埋怨范仲淹與杜衍沒有對他施之援手。他對歐陽修說，“二相（范仲淹、杜衍）恐栗畏縮，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開言。”言語中似乎有些怨氣。
如果在官官相護的政治生態中，蘇舜欽這點屁事完全不至於丟官，甚至連被調查的風險也不會有，要知道蘇舜欽並非沒有後台，而是後台很硬。但宋朝的政治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大體上能保持著制衡性與競爭性，首先是政府—台諫的二權分立，台諫完全獨立於政府，台諫官有點像現代議會政治中的議員。宋人說，“本朝諫臣之盛，古未有也。”這不是吹牛，至少在仁宗朝，台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在咄咄逼人的台諫官之前，身為宰相的范仲淹與杜衍也不敢庇護蘇舜欽。范仲淹雖保護過滕子京，但御史中丞王拱辰不依不饒，逼著皇帝將滕子京貶到南荒之地。
另一個創造了政治制衡的機制，是表現為“異論相攪”的派系競爭。慶曆四年的“進奏院獄”具有不必諱言的黨爭背景，據《東軒筆錄》記載，王拱辰在扳倒蘇舜欽等人之後，曾向前宰相呂夷簡表功：“聊為相公一網打盡！”我們現在知道宋朝的黨爭導致了很多惡果，不過也應承認，那是黨爭惡化的衍生品，良性的黨爭則可以創造一種政治壓力，讓執政團隊保持警醒，以免被反對派抓住把柄。蘇舜欽若非公款吃喝，也不至於受到彈劾。進而言之，若非有“異論相攪”的政治競爭，大概也沒有人敢打當朝宰相女婿這隻“老虎”。
治理公款吃喝是一項系統工程，不但需要建立嚴密的規章制度，而且必須有一套使制度啟動起來的機制。宋朝並未能根治公款揮霍之風，因為一套制度運行起來，免不了要打一個折扣。不過比之明清筆記所記錄的觸目驚心的官場吃喝風氣（可參見《道咸宦海見聞錄》、《官場現形記》等），宋朝的政治生態畢竟要健康得多。
商人的黃金時代
商業無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力量。人類社會從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一躍進入彼此聯繫更緊密、分工更細緻、生活更多樣化的複雜社會形態，商業提供了最偉大的驅動力。有人說中國儒家傳統有抑制商業的習慣，這話其實不對，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便是一位成功的大商人，子貢因經商有道，家累萬金，富可敵國，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可以與國君分庭抗禮。孔子從來沒有因為子貢的商人身份而對他有任何歧視，恰恰相反，孔子以“瑚璉”比喻子貢，認為子貢是國家社稷的大器、良器。
不過，後世的統治者，出於獨尊皇權之需，對商人有可能與國君分庭抗禮的潛在力量很是顧忌，所以歷代王朝幾乎都制訂了抑商、辱商、賤商的政策與法律（這一傳統來自法家的思想），將商人列入市籍，視同賤民。秦朝曾將一大批有市籍的商人以及父母、祖父母為市籍的商人後代，發配戍邊；漢朝立國，“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唐朝“禁工商不得乘馬”；“工商雜色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明清兩代也均有抑商或賤商之政，朱元璋本人就具有強烈的“重農抑商”情結，他建立明王朝之後，即嚴禁農人棄耕從商，商人外出經商，必須領取官府頒發的路引，否則按遊民處置，“重則殺身，輕則黥竄化外”，商販被與僕役、倡優、賤民同列；清代的雍正也深具“重農抑商”思想，他說，“觀四民之業，士之外農為最貴，凡士工商賈，皆賴食於農，以故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中少一耕稼之人。”所以應當勸農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