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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許多人認為黃宗羲是批判“農本商末”、首倡“工商皆本”之第一人，其實，“工商皆本”的觀點放在宋代，不算新奇，因為許多宋人都提出來了。北宋的鄭至道說：“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南宋的葉適說：“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陳亮說：“商籍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輔，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黃震也說，士農工商，“同是一等齊民”。
在宋代儒家已經明明白白提出“四民皆本”之後，明末的黃宗羲還發現了“世儒不察”的情形，說明宋後的儒家思想與政經制度出現了一輪倒退，重新回到“重本抑末”的老路，所以才需要黃氏提出批評。
直到晚清，隨著社會結構天翻地覆的大變遷，紳與商合流，在歷史舞台集體登場，終於成為一支強大、獨立的社會勢力，並且從“孳孳求利”的理性經濟人轉型為自覺的社會新秩序構建者。在晚清紳商中，顯赫者如“狀元實業家”張謇，是立憲運動與地方自治的魅力領袖；平凡者也多以“商董”、“店董”的身份，成為主持市鎮治理的主要力量。可以說，晚清時代的地方自治、社會自治乃至國家立憲事業，都是紳商群體在發動、主持的。今日國有商人，卻無紳商。
政府充當了開拓金融市場的先鋒
中國的金融銀行業，在清代時已經發育得很成熟了，形成了一個涵蓋了合會、當鋪、印局、帳局、錢莊、票號等形態，具備了存貸匯兌功能的金融體系。
合會是民間為集資而成立的互助組織，在江浙、福建一帶，這類合會如今還頑強地生存著。爐房原來只是鑄造銀元寶的作坊，慢慢演變成為兼營存款、放款的金融機構。當鋪則是最古老的抵押貸款機構。印局提供無抵押貸款，放貸對象主要是城市小商販。錢莊誕生於明代嘉靖年間，最初的業務為兌換銀錢，發展至清代時，已涉足吸納存款、放貸收息與代理結算等業務。帳局的主業務為向大商戶、當鋪、印局、錢莊及官員等大客戶放貸。
票號出現的時間最晚，因而形態也最接近於近代銀行，其經營範圍包括存款、放貸、匯兌、代辦結算、債務清償、發行銀兩票，等等。清代山西票號的分號遍布各大城市與大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鮮、俄羅斯、印度、新加坡、英倫的大城市，也設有山西票號的分號，由於全國五十一家票號當中，有二十二家總號都設在平遙，不顯山不露水的平遙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國的“金融中心”。
這些金融機構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基本上均為民營，都是民間社會自發構建出來的。清政府對於金融業，幾乎持一種無所作為的消極態度。這一點，跟我們下來將要說到的宋代金融業完全不同。
銀行
銀行業的核心業務是吸儲（支付利息）、放貸（收取利息）與匯兌。有人說，唐代的“櫃坊”是中國社會誕生的銀行的雛形，但準確地說，櫃坊跟銀行業關係不大，只是提供“保險柜”給客戶存放財物，櫃坊不付利息，還要收保管費。也就是說，客戶的存款只能在櫃坊中積澱下來，並沒有進入資本流轉的循環中，並不創造“錢生錢”的收益。
中國最早的銀行雛形，應該是出現於北宋的抵當所。
宋代因為具有濃厚的重商主義傾向，當時政府設立了多種官營的金融機構，包括交引庫、榷貨務、便錢務、交子務、抵當所、檢校庫等。交引庫的功能是“專印造茶、鹽鈔引”，即負責印製各類有價證券（交引）；榷貨務的功能是“掌鹺（鹽）、茗（茶）、香、礬鈔引之政令，以通商賈”，負責發行、兌付各類有價證券；便錢務為匯兌機構，向商人提供異地匯兌的服務，“開寶三年（970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者詣務陳牒，即日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俟商人齎券至，即如其數給之，自是無復留滯”；交子務（會子務）是印製與發行信用貨幣的金融機構；檢校庫相當於國有的金融信託機構；抵當所則為國營的存貸款機構，也是歷史上最早的國有銀行。
此外，還有大量民間開設的解庫，以及私人開辦的兌便鋪。解庫又稱質庫，是提供抵押貸款的私人機構。宋人非常有投資意識，一位宋代人說，“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閒著錢買金在家頓放？”所謂“舟舡往來興販”，是長途販運業，“停塌”，是倉儲業，“解質”便是開設解庫、質庫，經營抵押貸款業務。兌便鋪則是兌換會子（紙幣）與銅錢的商鋪。這些民營的、國立的銀行業機構，構成了一個功能齊全的金融服務系統。
我這裡想詳細介紹的是抵當所。抵當所創立於北宋神宗朝的熙寧變法，當時京師以及各州的“商販要會處”，均設有抵當所。後來變法失敗，新法被廢，但抵當所作為國營存貸款機構，還是保留了下來。抵當所的主業務是“以官錢召人抵當出息”，即向市民提供抵押貸款，從中賺取利息，年利率大致為20%。南宋末時，政府出於公共救濟的目的，還命令抵當所向貧民開放免息貸款。
在宋代儒家已經明明白白提出“四民皆本”之後，明末的黃宗羲還發現了“世儒不察”的情形，說明宋後的儒家思想與政經制度出現了一輪倒退，重新回到“重本抑末”的老路，所以才需要黃氏提出批評。
直到晚清，隨著社會結構天翻地覆的大變遷，紳與商合流，在歷史舞台集體登場，終於成為一支強大、獨立的社會勢力，並且從“孳孳求利”的理性經濟人轉型為自覺的社會新秩序構建者。在晚清紳商中，顯赫者如“狀元實業家”張謇，是立憲運動與地方自治的魅力領袖；平凡者也多以“商董”、“店董”的身份，成為主持市鎮治理的主要力量。可以說，晚清時代的地方自治、社會自治乃至國家立憲事業，都是紳商群體在發動、主持的。今日國有商人，卻無紳商。
政府充當了開拓金融市場的先鋒
中國的金融銀行業，在清代時已經發育得很成熟了，形成了一個涵蓋了合會、當鋪、印局、帳局、錢莊、票號等形態，具備了存貸匯兌功能的金融體系。
合會是民間為集資而成立的互助組織，在江浙、福建一帶，這類合會如今還頑強地生存著。爐房原來只是鑄造銀元寶的作坊，慢慢演變成為兼營存款、放款的金融機構。當鋪則是最古老的抵押貸款機構。印局提供無抵押貸款，放貸對象主要是城市小商販。錢莊誕生於明代嘉靖年間，最初的業務為兌換銀錢，發展至清代時，已涉足吸納存款、放貸收息與代理結算等業務。帳局的主業務為向大商戶、當鋪、印局、錢莊及官員等大客戶放貸。
票號出現的時間最晚，因而形態也最接近於近代銀行，其經營範圍包括存款、放貸、匯兌、代辦結算、債務清償、發行銀兩票，等等。清代山西票號的分號遍布各大城市與大商埠，甚至在日本、朝鮮、俄羅斯、印度、新加坡、英倫的大城市，也設有山西票號的分號，由於全國五十一家票號當中，有二十二家總號都設在平遙，不顯山不露水的平遙城差不多就是大清國的“金融中心”。
這些金融機構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基本上均為民營，都是民間社會自發構建出來的。清政府對於金融業，幾乎持一種無所作為的消極態度。這一點，跟我們下來將要說到的宋代金融業完全不同。
銀行
銀行業的核心業務是吸儲（支付利息）、放貸（收取利息）與匯兌。有人說，唐代的“櫃坊”是中國社會誕生的銀行的雛形，但準確地說，櫃坊跟銀行業關係不大，只是提供“保險柜”給客戶存放財物，櫃坊不付利息，還要收保管費。也就是說，客戶的存款只能在櫃坊中積澱下來，並沒有進入資本流轉的循環中，並不創造“錢生錢”的收益。
中國最早的銀行雛形，應該是出現於北宋的抵當所。
宋代因為具有濃厚的重商主義傾向，當時政府設立了多種官營的金融機構，包括交引庫、榷貨務、便錢務、交子務、抵當所、檢校庫等。交引庫的功能是“專印造茶、鹽鈔引”，即負責印製各類有價證券（交引）；榷貨務的功能是“掌鹺（鹽）、茗（茶）、香、礬鈔引之政令，以通商賈”，負責發行、兌付各類有價證券；便錢務為匯兌機構，向商人提供異地匯兌的服務，“開寶三年（970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者詣務陳牒，即日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俟商人齎券至，即如其數給之，自是無復留滯”；交子務（會子務）是印製與發行信用貨幣的金融機構；檢校庫相當於國有的金融信託機構；抵當所則為國營的存貸款機構，也是歷史上最早的國有銀行。
此外，還有大量民間開設的解庫，以及私人開辦的兌便鋪。解庫又稱質庫，是提供抵押貸款的私人機構。宋人非常有投資意識，一位宋代人說，“人家有錢本，多是停塌、解質，舟舡往來興販，豈肯閒著錢買金在家頓放？”所謂“舟舡往來興販”，是長途販運業，“停塌”，是倉儲業，“解質”便是開設解庫、質庫，經營抵押貸款業務。兌便鋪則是兌換會子（紙幣）與銅錢的商鋪。這些民營的、國立的銀行業機構，構成了一個功能齊全的金融服務系統。
我這裡想詳細介紹的是抵當所。抵當所創立於北宋神宗朝的熙寧變法，當時京師以及各州的“商販要會處”，均設有抵當所。後來變法失敗，新法被廢，但抵當所作為國營存貸款機構，還是保留了下來。抵當所的主業務是“以官錢召人抵當出息”，即向市民提供抵押貸款，從中賺取利息，年利率大致為20%。南宋末時，政府出於公共救濟的目的，還命令抵當所向貧民開放免息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