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7頁
元代的理學家接觸程朱理學比較晚，始於滅南宋的戰爭中。但一經接觸之後，就以程朱理學為天下之道，全身心地投入進去，並身體力行，姚樞、竇默、許衡這些代表人物都是這樣，他們主動承擔起發揚理學的重任。如何才能使理學得到發揚光大，顯然只有藉助元朝廷的力量。所以，當忽必烈徵召他們時，他們都欣然而往。他們出仕，不是為了榮華富貴，而是為了行道。道在朱程那裡，是性理之學，認為理自天出，性體現天理，封建禮教和典章制度都是天理在人間的體現，是永恆的、至尊的。許衡等人認為，道就是漢法，漢法就是道。他們都認為，元朝要想長治久安，必須行道，也就是必須推行漢法，許衡倡導“以道事君”，認為“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郝經也說：“行中國之道，即為中國之主。”這樣，就把道與漢法直接聯繫起來，使程朱理學成為元的官方哲學。元統治者接受了他們的意見。這是元代理學發展的第一個特點。
元代理學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理學在元代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理學本發源於北方，但隨著宋廷南遷，朱熹完全是南宋人，因此，理學開始時只在南方發展傳播。元滅南宋之後，元統治者採用了許衡諸人行漢法的主張，於是理學開始廣泛地傳播和流行。這與許衡等人推廣理學的思想有直接關係。他們認為，理學流行在於“學”，而“學”呢，又首先是“帝王之學”。竇默說：“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他常向忽必烈講三綱五常之類的道理，也一度負責太子真金的教育。許衡、王恂曾向忽必烈講《資治通鑑》和《貞觀政要》，許衡對忽必烈說為君必須修德、用賢、愛民，這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其次是“設學養士”，即立學校。姚樞、許衡都很重視立學校，許衡在《時務五事》中明確地說：“自上都、中都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曰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他的建議得到了重視，至元八年（1271）任許衡為國子祭酒，開始以理學教育蒙古貴族子弟。至元二十四年，元正式設立國子監，同時路府州縣普遍設立學校，到至元二十七年時，全國學校總數已超過兩萬所。
許衡是元代最有成就的教育家。從教師到學生到教材以及學習方法，他都有一套很成熟的思想。比如在教材上，他堅持認為以朱熹的《小學》作為入門，而後學《四書》，再學《五經》。他的這一套教育思想在元代得到了普遍貫徹實行，影響很大。這樣，程朱理學便在元代得到了普及。
此外，元代書院講學活動也十分活躍。著名理學家吳澄、金履祥、許謙等都曾在書院講學著書。據統計，元代書院有四百零七所。一些理學家不願仕元，就在這裡以講學為高。講學的內容基本上是程朱理學。這也是元代理學傳播、發展的另一個途徑。
程朱理學在元代的傳播和發展，牢固地奠定了其封建正統學說的地位，對後世的影響特別大。
蒙古人是怎樣營建大都的？
蒙古統治者營建大都是適應當時政治形勢的要求而決定營建的。在營建的指導思想上，主張與當時張揚的政治形勢相協調，宮室城邑一定要宏大壯麗，雄視天下。因此，大都城的修建，在規模上是空前未有的，在風格上，整個城市與宮廷的設計與陳設，既體現了漢人的儀文制度，又保存了蒙古人的傳統風俗，整體的建設體現了蒙漢雜糅的時代特色。
城址坐北朝南，是一個南北較長的巨大矩陣，周長總計兩萬八千六百米。中心點在積水潭（今什剎海）東岸的中心閣。分設城門十一座，正南居中為麗正門，東面居中為崇仁門，西面居中為和義門，正北之東為安貞門，西為健德門。皇城周圍約二十里，在城南而偏西。宮殿主要分為三組：大明殿、延春閣、東宮。前兩組分布在南北中軸線上，太液池之西為東宮。
城內區劃成方塊形。街道大則二十四步寬，小則十二步寬，大街道、小街道均成直線，南北叫經，東西叫緯，經緯縱橫。全城分為五十坊。商業區集中在鐘鼓樓、城西的羊角市一帶。
整體設計上，都按照《周禮·冬官·考工記下》的原則進行設計，城池、宮闕、社廟的布置一依古制。宮闕的建築風格、形制、命名都按漢人制度。城門、坊名由《易經》命名。殿內的布置與陳設又帶有蒙古傳統特色。
總之，大都的興建既是時代的要求，同時也是經過蒙古統治者的精心安排與取捨而建成的。在改行漢法與沿行祖制上各取所長，務使二者配合得恰到好處。大都的建設是古代建築史上少有的範例。
元朝統治時期南北大運河的情況如何？
元朝的漕運雖主要靠海運，但是也利用河道進行漕運，南北漕運主要還是走大運河。元朝廷為了讓傳統的大運河發揮出作用，能直接通大都，又新鑿修了兩條河，一條會通河，一條通惠河。這兩條河修通後，從杭州可直接到達大都，它一路將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連接起來，加強了京師與最富庶的南方的聯繫，是元代貫穿南北最重要的一條交通線，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有重要作用。
從政治上說，它使元朝廷與南方的聯繫更加緊密便利，朝廷以及諸王駙馬的使臣往往沿河而下，可及時順利地到達南方各地；江淮、湖廣、四川以及海外屬國的使臣貢品，也可以溯河而上，源源不斷到達大都。
元代理學發展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理學在元代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理學本發源於北方，但隨著宋廷南遷，朱熹完全是南宋人，因此，理學開始時只在南方發展傳播。元滅南宋之後，元統治者採用了許衡諸人行漢法的主張，於是理學開始廣泛地傳播和流行。這與許衡等人推廣理學的思想有直接關係。他們認為，理學流行在於“學”，而“學”呢，又首先是“帝王之學”。竇默說：“帝王之學，貴正心誠意。”他常向忽必烈講三綱五常之類的道理，也一度負責太子真金的教育。許衡、王恂曾向忽必烈講《資治通鑑》和《貞觀政要》，許衡對忽必烈說為君必須修德、用賢、愛民，這是天下大治的根本。其次是“設學養士”，即立學校。姚樞、許衡都很重視立學校，許衡在《時務五事》中明確地說：“自上都、中都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曰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他的建議得到了重視，至元八年（1271）任許衡為國子祭酒，開始以理學教育蒙古貴族子弟。至元二十四年，元正式設立國子監，同時路府州縣普遍設立學校，到至元二十七年時，全國學校總數已超過兩萬所。
許衡是元代最有成就的教育家。從教師到學生到教材以及學習方法，他都有一套很成熟的思想。比如在教材上，他堅持認為以朱熹的《小學》作為入門，而後學《四書》，再學《五經》。他的這一套教育思想在元代得到了普遍貫徹實行，影響很大。這樣，程朱理學便在元代得到了普及。
此外，元代書院講學活動也十分活躍。著名理學家吳澄、金履祥、許謙等都曾在書院講學著書。據統計，元代書院有四百零七所。一些理學家不願仕元，就在這裡以講學為高。講學的內容基本上是程朱理學。這也是元代理學傳播、發展的另一個途徑。
程朱理學在元代的傳播和發展，牢固地奠定了其封建正統學說的地位，對後世的影響特別大。
蒙古人是怎樣營建大都的？
蒙古統治者營建大都是適應當時政治形勢的要求而決定營建的。在營建的指導思想上，主張與當時張揚的政治形勢相協調，宮室城邑一定要宏大壯麗，雄視天下。因此，大都城的修建，在規模上是空前未有的，在風格上，整個城市與宮廷的設計與陳設，既體現了漢人的儀文制度，又保存了蒙古人的傳統風俗，整體的建設體現了蒙漢雜糅的時代特色。
城址坐北朝南，是一個南北較長的巨大矩陣，周長總計兩萬八千六百米。中心點在積水潭（今什剎海）東岸的中心閣。分設城門十一座，正南居中為麗正門，東面居中為崇仁門，西面居中為和義門，正北之東為安貞門，西為健德門。皇城周圍約二十里，在城南而偏西。宮殿主要分為三組：大明殿、延春閣、東宮。前兩組分布在南北中軸線上，太液池之西為東宮。
城內區劃成方塊形。街道大則二十四步寬，小則十二步寬，大街道、小街道均成直線，南北叫經，東西叫緯，經緯縱橫。全城分為五十坊。商業區集中在鐘鼓樓、城西的羊角市一帶。
整體設計上，都按照《周禮·冬官·考工記下》的原則進行設計，城池、宮闕、社廟的布置一依古制。宮闕的建築風格、形制、命名都按漢人制度。城門、坊名由《易經》命名。殿內的布置與陳設又帶有蒙古傳統特色。
總之，大都的興建既是時代的要求，同時也是經過蒙古統治者的精心安排與取捨而建成的。在改行漢法與沿行祖制上各取所長，務使二者配合得恰到好處。大都的建設是古代建築史上少有的範例。
元朝統治時期南北大運河的情況如何？
元朝的漕運雖主要靠海運，但是也利用河道進行漕運，南北漕運主要還是走大運河。元朝廷為了讓傳統的大運河發揮出作用，能直接通大都，又新鑿修了兩條河，一條會通河，一條通惠河。這兩條河修通後，從杭州可直接到達大都，它一路將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連接起來，加強了京師與最富庶的南方的聯繫，是元代貫穿南北最重要的一條交通線，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有重要作用。
從政治上說，它使元朝廷與南方的聯繫更加緊密便利，朝廷以及諸王駙馬的使臣往往沿河而下，可及時順利地到達南方各地；江淮、湖廣、四川以及海外屬國的使臣貢品，也可以溯河而上，源源不斷到達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