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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包括《本紀》19卷、《志》39卷、《表》4卷、《列傳》73卷，共135卷。其中《本紀》前有《世紀》1卷，後有《世紀補》1卷；（列傳》後附《國語解》。
《金史》在《本紀》前著《世紀》，系仿《魏書》例。它記述了女真早期的歷史，保存了女真建國前的資料，十分可貴。後附《世紀補》，是《金史》的獨創，記述了後代追認的幾位皇帝的事跡，處理得當，也為後世修史者所繼承。
《金史》在史料的裁減增補和記述方式上，處理比較合理，詳略得當；對重要的人物、事件、制度一般都記錄得比較詳細，能反映出某一歷史現象的全貌。編纂態度比較嚴謹、客觀、審慎，可信性較強。該書的《志》、《表》記述比較詳細、系統、全面，使用了大量原始資料，所述各項制度，比較清晰，具有很高的史料參考和使用價值。因而後人對其評價也較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元人之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取辦倉促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贍而不蕪，在三史中，獨為最善。”
至正五年（1345）十月，《宋史》成。由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阿魯圖上奏。
《宋史》編修官除前期的都總裁脫脫外，還有領三史事阿魯圖和別兒怯不花，總裁帖睦爾灰世、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史官有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襞、王思誠、於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譚慥、張翥、吳當、危素等23人。此外，主修《遼》、《金》二史的揭侯斯，也曾過問《宋史》編纂事，他“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金史垂成之際，他因勞累過度而身亡。中書左丞董守簡參加了《宋史》後期的編纂工作，至正五年四月，受命“董修遼、金、宋三史”，總裁三史約半年時間，參與了《金史》、《宋史》後期的編纂領導工作。兩人因參與時間較短，故在修史人員名單中未被提及。
《宋史》包括本紀47卷，志162卷，表32卷和列傳255卷，共496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為浩繁的一部。《宋史》依據的資料，主要是宋朝史館收藏的“宋史及諸記注五千餘冊”，其中有宋太祖至寧宗的實錄三千卷；國史六百卷，編年千餘卷和宗藩、圖譜、別集、小說等。
仁宗時，袁桷在《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中曾列出140餘種書目，順帝修史時，曾據以搜訪，僅袁桷之孫所獻家藏就有數千卷，也為《宋史》編纂提供了不少可供參考的資料。
《宋史》在編纂中有宋朝國史為稿本，可資參考使用的材料比較豐富；在編纂體例和方式上則是以道學為指導思想。
《本紀》兼采《宋國史·本紀》和《實錄》；《志》大部分取自《宋國史》諸《志》；《宋國史）無《表》，元修《宋史》諸《表》則依據《實錄》、《紀》、《傳》、《玉牒》等匯總而成；《列傳）也多取自《宋國史》。記事依《新唐書》例，只記大事，不載詔令原文；間或有載詔令者，當是並未強求一律。
《宋史》諸《志》的分量在二十四史中最重。除繼承歷代各志的傳統外，其《藝文志》比較系統地記載了宋朝藏書及著述情況，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一《宋史》有《宰輔表》和《宗室表》。其中《宰輔表》記北宋宰執310人，南宋宰執305人。因宋朝宰輔在政治上起著重要作用，讀者可“即表之年觀紀、傳之事”，為研究提供了方便。
《列傳》分23類，立傳者2711人。其中《道學傳》為《宋史》首創。元朝史臣認為，孔孟創立的道統，至漢以後語焉不詳，而宋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繼其絕”，至朱熹學術體系更加完備。“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故作《道學傳》。
《宋史·世家列傳》記述十國降宋的國君事跡，取法於《史記》、《新唐書》，又將兩書中的《世家》降格於《列傳》之下。而其《周三臣傳》，形式上比之於《新唐書，唐六臣傳》，用意卻截然不同，彼意在譏，而此意則在於表彰忠義。
宋朝歷時三百餘年，國史等修纂完備，元朝修《宋史》時，可資參考的資料豐富。但由於“時日迫促，不暇致詳”，因而在史料的使用上失於考證，有“是非失當”之弊；在記事上則詳於北宋而略於南宋；在史料的剪裁、編次、修飾、檢校方面，又有“一人重複立傳”、“編次前後失當”、“數人共事傳各專功”等弊病。但元朝自世祖即位以來，史事議而不行者凡八十年，至順帝時，在脫脫主持下，終於完成，其功實不可沒。
注釋①《元史·世祖一》載，王鶚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作養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採訪遺事。”並從之。
②《元史·商挺傳》。
③《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內翰王文康公》。
④《元史·董文炳傳》。
⑤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銘》、《元史·袁桷傳》。
《金史》在《本紀》前著《世紀》，系仿《魏書》例。它記述了女真早期的歷史，保存了女真建國前的資料，十分可貴。後附《世紀補》，是《金史》的獨創，記述了後代追認的幾位皇帝的事跡，處理得當，也為後世修史者所繼承。
《金史》在史料的裁減增補和記述方式上，處理比較合理，詳略得當；對重要的人物、事件、制度一般都記錄得比較詳細，能反映出某一歷史現象的全貌。編纂態度比較嚴謹、客觀、審慎，可信性較強。該書的《志》、《表》記述比較詳細、系統、全面，使用了大量原始資料，所述各項制度，比較清晰，具有很高的史料參考和使用價值。因而後人對其評價也較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元人之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取辦倉促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不疏，贍而不蕪，在三史中，獨為最善。”
至正五年（1345）十月，《宋史》成。由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阿魯圖上奏。
《宋史》編修官除前期的都總裁脫脫外，還有領三史事阿魯圖和別兒怯不花，總裁帖睦爾灰世、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史官有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襞、王思誠、於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譚慥、張翥、吳當、危素等23人。此外，主修《遼》、《金》二史的揭侯斯，也曾過問《宋史》編纂事，他“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賢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金史垂成之際，他因勞累過度而身亡。中書左丞董守簡參加了《宋史》後期的編纂工作，至正五年四月，受命“董修遼、金、宋三史”，總裁三史約半年時間，參與了《金史》、《宋史》後期的編纂領導工作。兩人因參與時間較短，故在修史人員名單中未被提及。
《宋史》包括本紀47卷，志162卷，表32卷和列傳255卷，共496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為浩繁的一部。《宋史》依據的資料，主要是宋朝史館收藏的“宋史及諸記注五千餘冊”，其中有宋太祖至寧宗的實錄三千卷；國史六百卷，編年千餘卷和宗藩、圖譜、別集、小說等。
仁宗時，袁桷在《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中曾列出140餘種書目，順帝修史時，曾據以搜訪，僅袁桷之孫所獻家藏就有數千卷，也為《宋史》編纂提供了不少可供參考的資料。
《宋史》在編纂中有宋朝國史為稿本，可資參考使用的材料比較豐富；在編纂體例和方式上則是以道學為指導思想。
《本紀》兼采《宋國史·本紀》和《實錄》；《志》大部分取自《宋國史》諸《志》；《宋國史）無《表》，元修《宋史》諸《表》則依據《實錄》、《紀》、《傳》、《玉牒》等匯總而成；《列傳）也多取自《宋國史》。記事依《新唐書》例，只記大事，不載詔令原文；間或有載詔令者，當是並未強求一律。
《宋史》諸《志》的分量在二十四史中最重。除繼承歷代各志的傳統外，其《藝文志》比較系統地記載了宋朝藏書及著述情況，有一定的學術價值。一《宋史》有《宰輔表》和《宗室表》。其中《宰輔表》記北宋宰執310人，南宋宰執305人。因宋朝宰輔在政治上起著重要作用，讀者可“即表之年觀紀、傳之事”，為研究提供了方便。
《列傳》分23類，立傳者2711人。其中《道學傳》為《宋史》首創。元朝史臣認為，孔孟創立的道統，至漢以後語焉不詳，而宋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繼其絕”，至朱熹學術體系更加完備。“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故作《道學傳》。
《宋史·世家列傳》記述十國降宋的國君事跡，取法於《史記》、《新唐書》，又將兩書中的《世家》降格於《列傳》之下。而其《周三臣傳》，形式上比之於《新唐書，唐六臣傳》，用意卻截然不同，彼意在譏，而此意則在於表彰忠義。
宋朝歷時三百餘年，國史等修纂完備，元朝修《宋史》時，可資參考的資料豐富。但由於“時日迫促，不暇致詳”，因而在史料的使用上失於考證，有“是非失當”之弊；在記事上則詳於北宋而略於南宋；在史料的剪裁、編次、修飾、檢校方面，又有“一人重複立傳”、“編次前後失當”、“數人共事傳各專功”等弊病。但元朝自世祖即位以來，史事議而不行者凡八十年，至順帝時，在脫脫主持下，終於完成，其功實不可沒。
注釋①《元史·世祖一》載，王鶚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作養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採訪遺事。”並從之。
②《元史·商挺傳》。
③《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內翰王文康公》。
④《元史·董文炳傳》。
⑤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銘》、《元史·袁桷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