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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順帝即位後，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康里人蠖蠖首以修三史為言。“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⑦。至元六年（1340），權臣伯顏被貶黜，脫脫為相，銳意改革，勵精圖治。於是，群臣也相繼再議修史事。
至正二年（1342），經筵檢討官、臨川人危素移書中書右丞賀太平（惟一）。他在《上賀相公論史書》中指出：“三國上下數百年間，其事泯然不見於簡策，豈非聖朝之闕典歟！”太平力贊其事。
三年（1343）三月，順帝下詔纂修三史，詔書稱：“這三國為聖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篝修成書，以見祖宗盛德得天下遼、金、宋三國之由，垂鑒後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國史院分局纂修，職專其事。”⑧於是起用宿彥，任命編修官，正式置局編修。
設都總裁一人，以右丞相脫脫擔任。
總裁官六人：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鐵睦爾達世）、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岩、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侯斯。
纂修官四人：崇文太監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學士王沂、秘書著作左郎徐曷、國史院編修官陳繹曾。
提調官十三人：中書右丞伯顏，中書左丞姚庸，參議中書省事長仙、呂彬，中書右司郎中悟良哈台，中書左司郎中趙守禮，中書左司員外郎俁哲篤、何執禮，右司都事觀音奴，左司都事烏古孫良楨，禮部尚書王守誠，工部尚書丁元，禮部侍郎老老、杜秉彝。
《修三史詔》對資料、經費問題也作了安排。命令各行省廣泛搜集資料，詔稱：“這三國實錄、野史、傳記、碑文、行實，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處正官提調，多方購求，許諸人呈獻，量給價值，咨達省部，送付史館，以備採擇。合用紙札、筆墨，一切供需物色，於江西、湖廣、江浙、河南省所轄學院並貢士莊錢糧，除祭祀、廩膳、科舉、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將來，以備史館用度。”
初經費不足，脫脫深以為憂，有人建議說“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頗有‘貢士莊’錢糧者，各樁寄累年，倉庫盈積，有司亦嘗借用之，此項錢糧以為修史費，孰日不然”⑨。於是經費得以解決。
爭論已久的正統問題，再一次提上日程。時待詔王理主遼、金為《北史》，北宋為《宋史》，南宋為《南宋史》，王禕則主張以遼、宋、金依三國魏、蜀、吳例。他說：“金雖據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於一。其事適類於魏、蜀、吳、東晉、後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於是又絕矣。自遼並於金，金並於元，元又並南宋，然後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而復正其統。”脫脫兼采二王之說，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至此，爭論半個多世紀的義例問題得以解決，“議者遂息”。於是，乃立三史凡例。
一、帝紀：
三國各史書法，准《史記》、《西漢書》、《新唐書》。各國稱號等事，准《南史》、《北史》。
二、志：
各史所載，取其重者作志。
三、表：
表與志同。
四、列傳：
后妃、宗室、外戚、群臣、雜傳。
人臣有大功者，雖父子各傳。余以類相從，或數人共一傳。
五、疑事存疑，信事傳信，准《春秋》。
四月設局，開始纂修。
四年（1344）三月，《遼史》成，由都總裁脫脫上《進遼史表》，首尾不及二一年。參與編修者有鐵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廉惠山海牙、王沂、陳繹曾、徐爵等。
其材料則取自耶律儼的《遼實錄》、陳大任的《遼史》、葉隆禮的《契丹國志》、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以及前朝各史的《契丹傳》和志、狀、碑石等。
其內容包括《本紀》30卷、《志》32卷、《表》8卷、《列傳》45卷，附《國語解》1卷，計116卷。《本紀》記述了遼朝九帝的歷史事跡和一代重大事件，在《遼史》中占有首要地位。《志》的內容則涉及遼朝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軍事古代風景畫鑑賞制度、民族、天文、地理、法制、音樂、禮儀等諸多方面，其內容頗有獨到之處。《表》的種類之多，也在其他正史之上。《列傳》頗嫌單薄。《國語解》則保存了一些契丹語詞彙。
遼朝立國二百餘年，元朝史臣以不足一年的時間為其撰修一代之史，時間倉促，資料缺乏，故缺失也就在所難免。其如紀年錯誤、譯名混亂、記事前後矛盾等問題所在多有。
至正四年十一月，《金史》成。由於脫脫已於該年五月罷相，由新任丞相阿魯圖繼續主持編修並奏上。
《金史》編修官除前期的都總裁脫脫外，後期有領三史事阿魯圖和別兒怯不花；總裁官鐵睦爾達識、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揭侯斯、李好文、楊宗瑞、王沂；纂修官有沙剌班、王理、伯顏、趙時敏、費著、商企翁等。
《金史》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有金朝官修的《金朝實錄》、《大金集禮》、劉祁的《歸潛志》、王鶚的《汝南遺事》等。金末元初人元好問，於史事頗為用心，曾有志參與修纂《金史》，因受到阻撓和元初修史工作並未進行而不得遂其志。但他仍以“國亡史作”為己任，潛心著述，多方搜求，自築“野史亭”，採訪搜集金朝君臣遺言往事，“有所得則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金史》編纂中，取自他的著作者為數不少。如《遺山先生文集》、《中州集》、《壬辰雜編》等。時“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中的不少資料為《金史》所用。
至正二年（1342），經筵檢討官、臨川人危素移書中書右丞賀太平（惟一）。他在《上賀相公論史書》中指出：“三國上下數百年間，其事泯然不見於簡策，豈非聖朝之闕典歟！”太平力贊其事。
三年（1343）三月，順帝下詔纂修三史，詔書稱：“這三國為聖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亂、興亡之由，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篝修成書，以見祖宗盛德得天下遼、金、宋三國之由，垂鑒後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國史院分局纂修，職專其事。”⑧於是起用宿彥，任命編修官，正式置局編修。
設都總裁一人，以右丞相脫脫擔任。
總裁官六人：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鐵睦爾達世）、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岩、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侯斯。
纂修官四人：崇文太監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學士王沂、秘書著作左郎徐曷、國史院編修官陳繹曾。
提調官十三人：中書右丞伯顏，中書左丞姚庸，參議中書省事長仙、呂彬，中書右司郎中悟良哈台，中書左司郎中趙守禮，中書左司員外郎俁哲篤、何執禮，右司都事觀音奴，左司都事烏古孫良楨，禮部尚書王守誠，工部尚書丁元，禮部侍郎老老、杜秉彝。
《修三史詔》對資料、經費問題也作了安排。命令各行省廣泛搜集資料，詔稱：“這三國實錄、野史、傳記、碑文、行實，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處正官提調，多方購求，許諸人呈獻，量給價值，咨達省部，送付史館，以備採擇。合用紙札、筆墨，一切供需物色，於江西、湖廣、江浙、河南省所轄學院並貢士莊錢糧，除祭祀、廩膳、科舉、修理存留外，都交起解將來，以備史館用度。”
初經費不足，脫脫深以為憂，有人建議說“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頗有‘貢士莊’錢糧者，各樁寄累年，倉庫盈積，有司亦嘗借用之，此項錢糧以為修史費，孰日不然”⑨。於是經費得以解決。
爭論已久的正統問題，再一次提上日程。時待詔王理主遼、金為《北史》，北宋為《宋史》，南宋為《南宋史》，王禕則主張以遼、宋、金依三國魏、蜀、吳例。他說：“金雖據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於一。其事適類於魏、蜀、吳、東晉、後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於是又絕矣。自遼並於金，金並於元，元又並南宋，然後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而復正其統。”脫脫兼采二王之說，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至此，爭論半個多世紀的義例問題得以解決，“議者遂息”。於是，乃立三史凡例。
一、帝紀：
三國各史書法，准《史記》、《西漢書》、《新唐書》。各國稱號等事，准《南史》、《北史》。
二、志：
各史所載，取其重者作志。
三、表：
表與志同。
四、列傳：
后妃、宗室、外戚、群臣、雜傳。
人臣有大功者，雖父子各傳。余以類相從，或數人共一傳。
五、疑事存疑，信事傳信，准《春秋》。
四月設局，開始纂修。
四年（1344）三月，《遼史》成，由都總裁脫脫上《進遼史表》，首尾不及二一年。參與編修者有鐵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廉惠山海牙、王沂、陳繹曾、徐爵等。
其材料則取自耶律儼的《遼實錄》、陳大任的《遼史》、葉隆禮的《契丹國志》、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以及前朝各史的《契丹傳》和志、狀、碑石等。
其內容包括《本紀》30卷、《志》32卷、《表》8卷、《列傳》45卷，附《國語解》1卷，計116卷。《本紀》記述了遼朝九帝的歷史事跡和一代重大事件，在《遼史》中占有首要地位。《志》的內容則涉及遼朝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軍事古代風景畫鑑賞制度、民族、天文、地理、法制、音樂、禮儀等諸多方面，其內容頗有獨到之處。《表》的種類之多，也在其他正史之上。《列傳》頗嫌單薄。《國語解》則保存了一些契丹語詞彙。
遼朝立國二百餘年，元朝史臣以不足一年的時間為其撰修一代之史，時間倉促，資料缺乏，故缺失也就在所難免。其如紀年錯誤、譯名混亂、記事前後矛盾等問題所在多有。
至正四年十一月，《金史》成。由於脫脫已於該年五月罷相，由新任丞相阿魯圖繼續主持編修並奏上。
《金史》編修官除前期的都總裁脫脫外，後期有領三史事阿魯圖和別兒怯不花；總裁官鐵睦爾達識、賀惟一、張起岩、歐陽玄、揭侯斯、李好文、楊宗瑞、王沂；纂修官有沙剌班、王理、伯顏、趙時敏、費著、商企翁等。
《金史》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有金朝官修的《金朝實錄》、《大金集禮》、劉祁的《歸潛志》、王鶚的《汝南遺事》等。金末元初人元好問，於史事頗為用心，曾有志參與修纂《金史》，因受到阻撓和元初修史工作並未進行而不得遂其志。但他仍以“國亡史作”為己任，潛心著述，多方搜求，自築“野史亭”，採訪搜集金朝君臣遺言往事，“有所得則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金史》編纂中，取自他的著作者為數不少。如《遺山先生文集》、《中州集》、《壬辰雜編》等。時“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中的不少資料為《金史》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