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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參見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
④參見《元代雜劇》、《元明雜劇》、《元代雜劇藝術》。
⑤參見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上海文出版社，1981年。
⑥北曲即元雜劇、套曲、散曲所用的曲調。其五宮四調分別是：仙呂宮、南呂宮、中呂宮、黃鐘宮、正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
⑦參見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
⑧鍾嗣成等《錄鬼簿》（外四種），朱權《太和正音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⑨參見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
⑩商韜《論元代雜劇》，齊魯出版社，1986年。
參見許金榜《元雜劇概論》、王國維《宋元戲劇考》，梁啓超《小說叢話》。
參見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
鍾嗣成等《錄鬼簿》（外四種），朱權《太和正音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商韜《論元代雜劇》，齊魯出版社，1986年。
參見顧肇倉《元代雜劇》，作家出版社，1962年；顧學頡《元明雜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據《元雜劇概論》附錄《現存元雜劇作品及其作者》。
三史編纂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七月，初立翰林國史院，以金末狀元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請立史局，纂修先朝《實錄》及《遼》、《金》二史，並推薦史天澤、耶律鑄、王文統等監修《國史》和《遼》、《金》二史①，此為首次議修《國史》和《遼》、《金》史。但忽必烈即位後，百廢待興，修史工作未能立即進行。
至元元年（1264），商挺“入拜參知政事。建議史事，附修《遼》、《金》二史，宜令王鶚、李冶、徐世隆、高鳴、胡祗統、周砥等為之，甚合帝意”②。王鶚也上奏稱：“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為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③建議置局纂修《實錄》，附修《遼》、《金》二史。並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徒單公履、郝經、楊恕、孟攀鱗、王惲、雷膺、周砥、閻復、胡祗統、孟棋、劉光等入史館。二月，敕選儒士編修《國史》。此為世祖時第二次議修《遼》、《金》史。
至元十三年（1276），翰林學士李架奉詔召宋士至臨安，董文炳對他說：“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俱在史館，宜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註記五千餘冊，歸國史院④。
滅宋後，又議修《遼》、《金》、《宋》三史。則《遼》、《金》二史已議至三次，並首次議及，《宋史》。但因政事倥傯，議而未行。
仁宗、文宗時期，三史修纂一再議而不行。仁宗時，平章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李孟曾請修《宋史》；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袁桷也上《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於翰林國史院，指出：“伏讀先朝聖訓，屢命史官纂修《遼》、《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國之史，皆系一統之後，史官所成。”並詳列纂修《宋史》所應採擇的書目，分類條析。他說：“凡所具遺書，散在東南，日就湮沒。或得搜訪，或得給筆札傳錄，庶能成書，以備一代之史。”時“文書闕略，遼、金為甚”。修史工作依然停留在議論和搜求三史遺文階段。英宗至治年間（1321～1323），右丞相拜住監修國史，銳欲撰修三史，並責成於袁桷。桷“亦奮然自任，條具凡例，及所當用典冊”，並“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⑤。後英宗被害，事不果行。
文宗天曆（1328～1329）、至順（1330～1332）年間，屢詔史館纂修三史，又因“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依舊不能進行。
正統之爭早在世祖時期即已開始。參與討論和著書陳己見者有楊奐，著《正統論》、《正統八例序》；姚燧，著《國統離合表》；倪士毅，著《歷代帝王傳授圖說》；王理，著《三史正統論》；修端，著《宋遼金正統辨》；楊維楨，著《正統辨》；王禕著《正統論》等。
有關三史義例，有兩種意見：
一主以《晉書》為例，自唐以降，五代相承，宋受向禪；以南宋比之為東晉，為正統；則遼、金猶劉淵的漢、石勒的趙、苻堅的前秦、姚萇的後秦例，入載記。
一主依《南北史》例，以五代為南史；遼、金為北史；北宋為宋史；南宋為南史。兩派各持己見，爭論不休。此既是學術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它牽涉到如何看待元朝對全國統治的問題。遼、金、宋三朝地位不能最後確定，三史便無法纂修，這是三史修纂長期議而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修史人才短缺，資料散失、經費不足也是元朝三史修纂歲月遷延的部分原因。
三史纂修的一再拖延，引起了不少儒臣的非議，泰定帝時，理學大師吳澄指出：“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睹成效，使前代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⑥熟知三史掌故的謝端也“嘗以不克纂述三史為憾”。
④參見《元代雜劇》、《元明雜劇》、《元代雜劇藝術》。
⑤參見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上海文出版社，1981年。
⑥北曲即元雜劇、套曲、散曲所用的曲調。其五宮四調分別是：仙呂宮、南呂宮、中呂宮、黃鐘宮、正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
⑦參見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
⑧鍾嗣成等《錄鬼簿》（外四種），朱權《太和正音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⑨參見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
⑩商韜《論元代雜劇》，齊魯出版社，1986年。
參見許金榜《元雜劇概論》、王國維《宋元戲劇考》，梁啓超《小說叢話》。
參見徐扶明《元代雜劇藝術》，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
鍾嗣成等《錄鬼簿》（外四種），朱權《太和正音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商韜《論元代雜劇》，齊魯出版社，1986年。
參見顧肇倉《元代雜劇》，作家出版社，1962年；顧學頡《元明雜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據《元雜劇概論》附錄《現存元雜劇作品及其作者》。
三史編纂元世祖中統二年（1261）七月，初立翰林國史院，以金末狀元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請立史局，纂修先朝《實錄》及《遼》、《金》二史，並推薦史天澤、耶律鑄、王文統等監修《國史》和《遼》、《金》二史①，此為首次議修《國史》和《遼》、《金》史。但忽必烈即位後，百廢待興，修史工作未能立即進行。
至元元年（1264），商挺“入拜參知政事。建議史事，附修《遼》、《金》二史，宜令王鶚、李冶、徐世隆、高鳴、胡祗統、周砥等為之，甚合帝意”②。王鶚也上奏稱：“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為未備。寧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③建議置局纂修《實錄》，附修《遼》、《金》二史。並薦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徒單公履、郝經、楊恕、孟攀鱗、王惲、雷膺、周砥、閻復、胡祗統、孟棋、劉光等入史館。二月，敕選儒士編修《國史》。此為世祖時第二次議修《遼》、《金》史。
至元十三年（1276），翰林學士李架奉詔召宋士至臨安，董文炳對他說：“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俱在史館，宜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註記五千餘冊，歸國史院④。
滅宋後，又議修《遼》、《金》、《宋》三史。則《遼》、《金》二史已議至三次，並首次議及，《宋史》。但因政事倥傯，議而未行。
仁宗、文宗時期，三史修纂一再議而不行。仁宗時，平章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李孟曾請修《宋史》；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袁桷也上《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於翰林國史院，指出：“伏讀先朝聖訓，屢命史官纂修《遼》、《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國之史，皆系一統之後，史官所成。”並詳列纂修《宋史》所應採擇的書目，分類條析。他說：“凡所具遺書，散在東南，日就湮沒。或得搜訪，或得給筆札傳錄，庶能成書，以備一代之史。”時“文書闕略，遼、金為甚”。修史工作依然停留在議論和搜求三史遺文階段。英宗至治年間（1321～1323），右丞相拜住監修國史，銳欲撰修三史，並責成於袁桷。桷“亦奮然自任，條具凡例，及所當用典冊”，並“請購求《遼》、《金》、《宋》三史遺書”⑤。後英宗被害，事不果行。
文宗天曆（1328～1329）、至順（1330～1332）年間，屢詔史館纂修三史，又因“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依舊不能進行。
正統之爭早在世祖時期即已開始。參與討論和著書陳己見者有楊奐，著《正統論》、《正統八例序》；姚燧，著《國統離合表》；倪士毅，著《歷代帝王傳授圖說》；王理，著《三史正統論》；修端，著《宋遼金正統辨》；楊維楨，著《正統辨》；王禕著《正統論》等。
有關三史義例，有兩種意見：
一主以《晉書》為例，自唐以降，五代相承，宋受向禪；以南宋比之為東晉，為正統；則遼、金猶劉淵的漢、石勒的趙、苻堅的前秦、姚萇的後秦例，入載記。
一主依《南北史》例，以五代為南史；遼、金為北史；北宋為宋史；南宋為南史。兩派各持己見，爭論不休。此既是學術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它牽涉到如何看待元朝對全國統治的問題。遼、金、宋三朝地位不能最後確定，三史便無法纂修，這是三史修纂長期議而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修史人才短缺，資料散失、經費不足也是元朝三史修纂歲月遷延的部分原因。
三史纂修的一再拖延，引起了不少儒臣的非議，泰定帝時，理學大師吳澄指出：“遼、金、宋史，先朝累有聖旨纂修，曠日引年，未睹成效，使前代得失無聞，聖朝之著述不見，恐貽後悔，君子恥之。”⑥熟知三史掌故的謝端也“嘗以不克纂述三史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