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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何能夠真正呈現出“農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夠呈現出這一生活背後所蘊含的我們這一國度的制度邏輯、文明衝突和性格特徵，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並非因為沒有人描述過或關注過他們，恰恰相反，而是因為被談論過多。大量的新聞、圖片和電視不斷強化，要麼是呼天搶地的悲劇、灰塵滿面的麻木，要麼是掙到錢的幸福、滿意和感恩，還有那在中國歷史中不斷閃現的“下跪”風景，仿佛這便是他們存在形象的全部。“農民工”，已經成為一個包含著諸多社會問題，歧視、不平等、對立等複雜含義的詞語，它包含著一種社會成規和認知慣性，會阻礙我們去理解這一詞語背後更複雜的社會結構和生命存在。
複雜性還遠不止這些。農村與城市在當代社會中的結構性矛盾被大量地簡化，簡化為傳統與現代、貧窮與富裕、愚昧與文明的衝突，簡化為一個線性的、替代的發展，簡化為一個民族的新生和一個國度興起的必然性。我們對農村、農民和傳統的想像越來越狹窄，對幸福、新生活和現代的理解力也越來越一元化。實際上，在這一思維觀念下，“農民工”非但沒有成為市民，沒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農民化”。
一個詞語越被喧囂著強化使用，越是意義不明。與其說它是一個社會問題，倒不如說它是一個符號，被不同層面、不同階層的人拿來說事兒。人們抱著面對“奇觀”的態度去觀看，既淚流滿面、感嘆萬分，又事不關己、冷漠無情，“只有轟動，而沒有真正的事件”。（漢娜·阿倫特1961年8月16日給勃魯門·費爾特的回信，就耶路撒冷對納粹艾希曼審判過程中，記者的報導傾向和聽眾的心理特性所產生的感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頁。）
我們缺乏一種真正的自我參與進去的哀痛。“當遭遇現代性時，我們失去了‘哀痛’（mourning）的能力。”印度的當代思想家亞西斯?南地認為，“現代性的語言是一種精算術的語言，我們學會了計量得和失，但是卻忘掉了怎樣去緬懷和表達我們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歷史和傳統，就是在面對未來時過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語言來傳達憂傷，那共同風景中每一生活所蘊藏的點滴憂傷。哀痛和憂傷不是為了傾訴和哭泣，而是為了對抗遺忘。我試圖發現梁莊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說得更確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嬸、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吳鎮老鄉，那一家家人，一個個人，他們怎麼生活？我想細緻而具體地去觀察、體驗和感受他們的所思所做。我想把他們眼睛的每一次眨動，他們表情的每一次變化，他們軀體的每一次搖晃，他們呼吸的每一次震顫，他們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過的路和所度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記錄下來。我想讓他們說，讓梁莊說。梁莊在說，那也將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在說。從那些新聞和畫面里，我看不到這些。我們不知道梁莊發生了什麼。
他們歡樂、大笑、熱情、自製，他們打架、示威、反抗、忍受，他們哭泣、冷淡、自嘲。這一切都源於那條河流，幾千年以來它一直默默流淌。靜水深流，形成這個民族共同的哀痛，如此地源遠流長。
每個生存共同體、每個民族都有這樣的哀痛。這一哀痛與具體的政治、制度有關，但卻又超越這些，成為一個人內在的自我，是時間、記憶和歷史的積聚。溫柔的、哀傷的，卑微的、高尚的，逝去的、活著的，那棵樹、那間屋、那把椅子，它們匯合在一起，形成那樣一雙黑眼睛，那樣一種哀愁的眼神，那樣站立的、坐的、行走的姿勢。
“忘掉哀痛的語言，就等於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為了重新認識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層面——不是“革命”“國家”“發展”的層面——去發現這個共同體的存在樣態。哀痛能讓我們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詞語去思考這個時代的諸多問題，會使我們意識到在電視新聞上、報紙上、網絡上看到讀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風景，而是真實的人和人生，會使我們感受到個體生命真實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義。
與此同時，必須承認，對於我這樣一個並不堅定的調查者而言，每每離開他們的打工場地和出租屋，我都夾雜著一種略帶卑劣的如釋重負感，無法掩飾的輕鬆。任務終於完成了，然後，既無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開始城市的生活。這種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須面對的問題，必須解決的心理障礙。還有羞恥，你無法不感到羞恥。一個特別清晰的事實是，我們每個人都是這一羞恥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問題，它是每個人心靈黑洞的赤裸裸呈現，它是同一場景的陰暗面。
責備制度、批判他人是我們最普遍的反應，但卻唯獨忘記，我們還應該責備自己。我們也是這樣的風景和這樣的羞恥的塑造者。我們應該負擔起這樣一個共有的責任，以重建我們的倫理。路邊倒下的那個老人，超市裡的問題牛奶，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村莊裡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與“我”無關的事物。它們需要我們共同承擔起來，否則，我們的“自我”將徹底地失落。
複雜性還遠不止這些。農村與城市在當代社會中的結構性矛盾被大量地簡化，簡化為傳統與現代、貧窮與富裕、愚昧與文明的衝突，簡化為一個線性的、替代的發展，簡化為一個民族的新生和一個國度興起的必然性。我們對農村、農民和傳統的想像越來越狹窄，對幸福、新生活和現代的理解力也越來越一元化。實際上，在這一思維觀念下，“農民工”非但沒有成為市民，沒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農民化”。
一個詞語越被喧囂著強化使用，越是意義不明。與其說它是一個社會問題，倒不如說它是一個符號，被不同層面、不同階層的人拿來說事兒。人們抱著面對“奇觀”的態度去觀看，既淚流滿面、感嘆萬分，又事不關己、冷漠無情，“只有轟動，而沒有真正的事件”。（漢娜·阿倫特1961年8月16日給勃魯門·費爾特的回信，就耶路撒冷對納粹艾希曼審判過程中，記者的報導傾向和聽眾的心理特性所產生的感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頁。）
我們缺乏一種真正的自我參與進去的哀痛。“當遭遇現代性時，我們失去了‘哀痛’（mourning）的能力。”印度的當代思想家亞西斯?南地認為，“現代性的語言是一種精算術的語言，我們學會了計量得和失，但是卻忘掉了怎樣去緬懷和表達我們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歷史和傳統，就是在面對未來時過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語言來傳達憂傷，那共同風景中每一生活所蘊藏的點滴憂傷。哀痛和憂傷不是為了傾訴和哭泣，而是為了對抗遺忘。我試圖發現梁莊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說得更確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嬸、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吳鎮老鄉，那一家家人，一個個人，他們怎麼生活？我想細緻而具體地去觀察、體驗和感受他們的所思所做。我想把他們眼睛的每一次眨動，他們表情的每一次變化，他們軀體的每一次搖晃，他們呼吸的每一次震顫，他們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過的路和所度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記錄下來。我想讓他們說，讓梁莊說。梁莊在說，那也將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在說。從那些新聞和畫面里，我看不到這些。我們不知道梁莊發生了什麼。
他們歡樂、大笑、熱情、自製，他們打架、示威、反抗、忍受，他們哭泣、冷淡、自嘲。這一切都源於那條河流，幾千年以來它一直默默流淌。靜水深流，形成這個民族共同的哀痛，如此地源遠流長。
每個生存共同體、每個民族都有這樣的哀痛。這一哀痛與具體的政治、制度有關，但卻又超越這些，成為一個人內在的自我，是時間、記憶和歷史的積聚。溫柔的、哀傷的，卑微的、高尚的，逝去的、活著的，那棵樹、那間屋、那把椅子，它們匯合在一起，形成那樣一雙黑眼睛，那樣一種哀愁的眼神，那樣站立的、坐的、行走的姿勢。
“忘掉哀痛的語言，就等於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為了重新認識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層面——不是“革命”“國家”“發展”的層面——去發現這個共同體的存在樣態。哀痛能讓我們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詞語去思考這個時代的諸多問題，會使我們意識到在電視新聞上、報紙上、網絡上看到讀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風景，而是真實的人和人生，會使我們感受到個體生命真實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義。
與此同時，必須承認，對於我這樣一個並不堅定的調查者而言，每每離開他們的打工場地和出租屋，我都夾雜著一種略帶卑劣的如釋重負感，無法掩飾的輕鬆。任務終於完成了，然後，既無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開始城市的生活。這種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須面對的問題，必須解決的心理障礙。還有羞恥，你無法不感到羞恥。一個特別清晰的事實是，我們每個人都是這一羞恥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問題，它是每個人心靈黑洞的赤裸裸呈現，它是同一場景的陰暗面。
責備制度、批判他人是我們最普遍的反應，但卻唯獨忘記，我們還應該責備自己。我們也是這樣的風景和這樣的羞恥的塑造者。我們應該負擔起這樣一個共有的責任，以重建我們的倫理。路邊倒下的那個老人，超市裡的問題牛奶，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村莊裡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與“我”無關的事物。它們需要我們共同承擔起來，否則，我們的“自我”將徹底地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