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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對“自我”提出要求，那麼，這樣的生活還將繼續。我們也不可能擁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
我聽說，為了改變村莊的落後面貌，許多地區正在大規模地推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我也聽說，梁莊，可能將和鄰近兩個村合併到一起，政府蓋幾棟高層建築，把梁莊村民遷到樓上，騰出耕地，把村莊化為良田。實際上，中國大地上許多個“梁莊”正在被拆解並重新組裝。
那麼，梁莊原來的房屋、道路、坑塘、溝溝坎坎和一些公共空間將徹底消失；那在每家院子裡和村頭溝邊的樹——棗樹、苦楝樹、楊樹、椿樹、榆樹、槐花樹、杏樹、梨樹、核桃樹，它們生長在村莊的角角落落，把梁莊掩映在大地之中——都將消失；那種在院子裡的各色花草，花嬸家的刺槐花、大麗花、月季花，玉花家的向日葵、指甲花、牡丹花，也都將消失；那原野上孤獨的墳頭和墳頭上那孤獨而鬱鬱蔥蔥的松柏也將消失。梁莊的人，將與泥土、植物、原野再無關係，他們將進入高樓，變為大地的寄居者。梁莊也將變為一個陌生人社會，將對面不相識，將永遠被困在高樓。是這樣嗎？想到這些時，疼痛慢慢淹沒我的整個身心。
這並非只是一種緬懷和感傷，而是對這一合併、打破、重建本身的質疑和憂慮。“並村”真的可以“還地”嗎？這“地”是還給誰的？如何重建？在什麼基礎和前提下重建？誰作的論證？農民是否願意？為什麼願意？為什麼不願意？這一切，都是在語焉不詳的情勢下進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遮蔽權力欲望、資本推進和更為複雜的利益博棄，也為“拆”“建”等中國當代生活中最常見的粗暴詞語找到遮羞布。我尤其擔心的是，以“發展”為名，農民又一次成為犧牲品。在這其中，每一個人都將被綁架。
我們所要思考的不是簡單地讓村莊變為城市，而是，我們的村莊為什麼會變為如此？我們的文化、道德和我們的生存狀況為什麼會變為如此？反過來說，難道農民搬到樓上，或被迫進入城市，一切就都改變了嗎？農民就獲得了權利，他就有了居住的地方，就有了很好的工作，就沒有惡勢力的壓迫，就老有所依，就可以保護自己的孩子了嗎？社會就更加文明、更加安全和更加公平了嗎？形式的改變不能代表什麼。否則，一切都仍然是換湯不換藥，換來換去，農民連那一點點的立錐之地也被換沒了。
有許多人說我們現在走的路正是台灣當年走過的路。台灣的工業化比我們早二十幾年，但是，在已經完成工業化了的台灣，村莊及傳統文化仍然活在大地的角角落落。那裡的村民、民眾活在大大小小的廟裡，他們有種類繁多的祖佛，媽祖、大道公、關帝爺、財神爺、玄天大帝、觀音菩薩、土地公，他們祈求祖先的保佑，在廟裡祈禱、許願、玩耍、聊天、學習、商量村事。傳統文化和傳統生活以積極的方式影響他們的心靈。在台江一個村莊的廟裡，主人帶我們到大道公像面前，讓大家拜一拜。然後他開始向大道公稟報，說，大道公啊，今天是大陸那邊過來的人參觀，我給你說一下，希望你能保佑他們平安健康。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訴說，就好像大道公還活著，還在關注著、庇佑著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覺到他的幸福、安穩和踏實。至少，在這個村莊，在這座廟裡，他是有根基的、被庇護的人。
不是直接地否定和放棄，而是努力去開掘新的、但又不脫離自我的生存之道。他們在努力以自己的形象去建構一種生活方式，實際上，也是在建構自己的文明方式。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存在方式，顯示出它巨大的容納力、活力及獨特性。
如果過去和未來，傳統與現代，都只被作為“現在”的附庸和符號而利用（就像不斷被拆掉的老城區、古建築和不斷再建的仿古建築和仿古景點，嶄新的“古代”，讓人悲愴的滑稽），那麼，我們的“當代”將被懸置在半空中，無法對抗並生成新的歷史洪流。如此單薄而脆弱的當代，怎麼可以建構開明、敦厚、合理的社會和人生？
我喜歡梁莊在的感覺，我為我能站在母親的墳頭思念她而感到深刻的幸福，因為它使我感覺我生活在自己的大地上，是我自身，它是獨一無二的，那裡有屬於我的、一直流淌著的河流。我還曾經幻想著，我能夠把在台灣找到的苦楝樹的種子，種到梁莊老屋前的院子裡。如果它能夠生根、發芽、成長，那麼，春天來的時候，我將再次看到那淡紫色的束束小花，再次聞到那渺遠的清香。
“我那聳立在平原上的故鄉，它像是撲滿一樣保存著我們的回憶。”
然而，一切都將永遠的失落。
感謝。我要衷心感謝梁莊的親人們，感謝我所訪問的所有打工者。他們誤工誤時，想辦法給老闆請假，他們到處打電話聯繫，陪著我去找其他老鄉和夥伴。他們發自內心的熱情和對我的支持，使我感覺到，梁莊，還是他們心中的神聖家園。因為有了梁莊，我們才有根本的親近和親情。我無以回報。
感謝穰縣的朋友們和在各地幫助過我的朋友們。不管各自的生活軌跡如何不同，在這樣一個公共的交叉點上，我們為共同的事物奔走，為可能的美好激動、感嘆。這意味著，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還有希望。因為我們還沒有使自己完全熄滅。
我聽說，為了改變村莊的落後面貌，許多地區正在大規模地推行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我也聽說，梁莊，可能將和鄰近兩個村合併到一起，政府蓋幾棟高層建築，把梁莊村民遷到樓上，騰出耕地，把村莊化為良田。實際上，中國大地上許多個“梁莊”正在被拆解並重新組裝。
那麼，梁莊原來的房屋、道路、坑塘、溝溝坎坎和一些公共空間將徹底消失；那在每家院子裡和村頭溝邊的樹——棗樹、苦楝樹、楊樹、椿樹、榆樹、槐花樹、杏樹、梨樹、核桃樹，它們生長在村莊的角角落落，把梁莊掩映在大地之中——都將消失；那種在院子裡的各色花草，花嬸家的刺槐花、大麗花、月季花，玉花家的向日葵、指甲花、牡丹花，也都將消失；那原野上孤獨的墳頭和墳頭上那孤獨而鬱鬱蔥蔥的松柏也將消失。梁莊的人，將與泥土、植物、原野再無關係，他們將進入高樓，變為大地的寄居者。梁莊也將變為一個陌生人社會，將對面不相識，將永遠被困在高樓。是這樣嗎？想到這些時，疼痛慢慢淹沒我的整個身心。
這並非只是一種緬懷和感傷，而是對這一合併、打破、重建本身的質疑和憂慮。“並村”真的可以“還地”嗎？這“地”是還給誰的？如何重建？在什麼基礎和前提下重建？誰作的論證？農民是否願意？為什麼願意？為什麼不願意？這一切，都是在語焉不詳的情勢下進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遮蔽權力欲望、資本推進和更為複雜的利益博棄，也為“拆”“建”等中國當代生活中最常見的粗暴詞語找到遮羞布。我尤其擔心的是，以“發展”為名，農民又一次成為犧牲品。在這其中，每一個人都將被綁架。
我們所要思考的不是簡單地讓村莊變為城市，而是，我們的村莊為什麼會變為如此？我們的文化、道德和我們的生存狀況為什麼會變為如此？反過來說，難道農民搬到樓上，或被迫進入城市，一切就都改變了嗎？農民就獲得了權利，他就有了居住的地方，就有了很好的工作，就沒有惡勢力的壓迫，就老有所依，就可以保護自己的孩子了嗎？社會就更加文明、更加安全和更加公平了嗎？形式的改變不能代表什麼。否則，一切都仍然是換湯不換藥，換來換去，農民連那一點點的立錐之地也被換沒了。
有許多人說我們現在走的路正是台灣當年走過的路。台灣的工業化比我們早二十幾年，但是，在已經完成工業化了的台灣，村莊及傳統文化仍然活在大地的角角落落。那裡的村民、民眾活在大大小小的廟裡，他們有種類繁多的祖佛，媽祖、大道公、關帝爺、財神爺、玄天大帝、觀音菩薩、土地公，他們祈求祖先的保佑，在廟裡祈禱、許願、玩耍、聊天、學習、商量村事。傳統文化和傳統生活以積極的方式影響他們的心靈。在台江一個村莊的廟裡，主人帶我們到大道公像面前，讓大家拜一拜。然後他開始向大道公稟報，說，大道公啊，今天是大陸那邊過來的人參觀，我給你說一下，希望你能保佑他們平安健康。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訴說，就好像大道公還活著，還在關注著、庇佑著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覺到他的幸福、安穩和踏實。至少，在這個村莊，在這座廟裡，他是有根基的、被庇護的人。
不是直接地否定和放棄，而是努力去開掘新的、但又不脫離自我的生存之道。他們在努力以自己的形象去建構一種生活方式，實際上，也是在建構自己的文明方式。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存在方式，顯示出它巨大的容納力、活力及獨特性。
如果過去和未來，傳統與現代，都只被作為“現在”的附庸和符號而利用（就像不斷被拆掉的老城區、古建築和不斷再建的仿古建築和仿古景點，嶄新的“古代”，讓人悲愴的滑稽），那麼，我們的“當代”將被懸置在半空中，無法對抗並生成新的歷史洪流。如此單薄而脆弱的當代，怎麼可以建構開明、敦厚、合理的社會和人生？
我喜歡梁莊在的感覺，我為我能站在母親的墳頭思念她而感到深刻的幸福，因為它使我感覺我生活在自己的大地上，是我自身，它是獨一無二的，那裡有屬於我的、一直流淌著的河流。我還曾經幻想著，我能夠把在台灣找到的苦楝樹的種子，種到梁莊老屋前的院子裡。如果它能夠生根、發芽、成長，那麼，春天來的時候，我將再次看到那淡紫色的束束小花，再次聞到那渺遠的清香。
“我那聳立在平原上的故鄉，它像是撲滿一樣保存著我們的回憶。”
然而，一切都將永遠的失落。
感謝。我要衷心感謝梁莊的親人們，感謝我所訪問的所有打工者。他們誤工誤時，想辦法給老闆請假，他們到處打電話聯繫，陪著我去找其他老鄉和夥伴。他們發自內心的熱情和對我的支持，使我感覺到，梁莊，還是他們心中的神聖家園。因為有了梁莊，我們才有根本的親近和親情。我無以回報。
感謝穰縣的朋友們和在各地幫助過我的朋友們。不管各自的生活軌跡如何不同，在這樣一個公共的交叉點上，我們為共同的事物奔走，為可能的美好激動、感嘆。這意味著，我們的生活、我們的社會還有希望。因為我們還沒有使自己完全熄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