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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孫科在向保險界發表演講時指出，憲法的功用在於保障人民自由，“目下對言論自由，與經濟管制實反其道而行，前者管制見效，而後者不堪聞問”，“經濟管制不能端賴官吏，必須人民自行監督。言論自由，則貪污之風亦必自殺。”袁冬林、袁士傑編：《浦熙修記者生涯尋蹤》，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頁374—375。第二天，重慶《新民報》發表了浦熙修采寫的新聞《孫院長昨講演中國必須民主》，雖然其中至少了開了三處“天窗”。
6月13日，郭沫若發表文章呼籲思想言論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和文藝創作的自由。
《新民報》著名的“三張一趙”之“三張”，左起張慧劍、張恨水、張友鸞
從7月30日起，訪問延安歸來不久的《新民報》主筆趙超構，就在《新民報》重慶版、成都版開始連載長篇通訊《延安一月》，當年11月就出版了單行本。趙超構以一個新聞記者的眼光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延安，客觀地報導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包括提出了一些不無尖銳的質疑和批評。國人爭相傳閱《延安一月》，《新民報》洛陽紙貴。夏衍回憶，周恩來曾不止一次地讚賞過《延安一月》，把它比作斯諾的《西行漫記》，“要黨的新聞工作者向他學習”。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也對夏衍、章漢夫、潘梓年說：“我看過《延安一月》，能在重慶這個地方發表這樣的文章，作者的膽識是可貴的。”張林嵐：《趙超構傳》，文匯出版社1999年版，頁75。毛澤東當面說趙超構“是個自由主義者”，他當時還頗為自豪，感到“受之有愧”，後來才得知這是對他含蓄的批評。但毛肯定了他“在重慶這樣的地方寫這樣的文章”也不容易。無論如何，趙超構這個名字將因為《延安一月》而永留在這一年的編年史當中。
《新民報》主筆、“三張一趙”之“一趙”趙超構
在9月13日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參政員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極多，而且極嚴厲，對失職的各部長官乃至軍事將領無不公開指責，毫無顧忌。更難得的是，包括《新民報》、《大公報》在內的許多報紙都登載了這類言論。所以有人說，國民黨執政以來“政治公開以此次會議為始點。”國外輿論反響更是強烈，誤以為中國走上了“政治公開之路”，《紐約時報》稱之為“沉悶的中國之新鮮空氣”。實際上這樣的景象是不可靠的。僅9月25日一天，就有貴陽的《黔靈晚報》、《天下報》、《誠報》、《商情報》、《立言報》等五家民營報紙被勒令停刊。
9月，桂林淪陷前夕，桂林《大公報》被迫停刊，全體人員徒步南行，參加了湘桂大撤退的民族苦難。在桂林的歲月，徐鑄成執筆的社論“真是賽過幾師雄兵”，就連它的副刊也“成為真正人民的園地”。
12月4日即日寇占領獨山前一天，王芸生在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評強烈批評國民黨政府，反對“以空間換時間”，主張徹底革新政治，一、“凡國人皆曰可去的人儘量去之……容納黨外人參加國務及政策……”；二、“在民主統一團結抗戰的大原則上宣布黨派問題解決了”；三、“宣布與熱誠助我的盟邦更進一步合作”。同時呼籲蔣介石親自到貴陽督戰。12月22日的社評《晁錯與馬謖》，王芸生直接提出了“除權相”、“戮敗將”的主張，矛頭直指孔祥熙、何應欽。
這一年，浙江大學教授費鞏在《大公報》、《民憲》、《憲政》、《東方雜誌》等報刊發表一系列閃耀著政治智慧的政論，如《民主政治與我國固有政制》、《實施憲政應有之政治準備》、《王之反對黨（論英國之政黨政治）》、《英國議會政治》、《論政治風氣之轉移》等，充分發揮了他作為一個憲政學者的專業知識，體現出一個知識分子的公共關懷。
［記事］
1月3日重慶《新華日報》報導，昆明《朝報晚刊》創辦才幾天即“奉令停刊”。
1月13日延安《解放日報》報導，桂林《野草》、《戲劇生活》等雜誌遭查封。
2月，汪偽政府以外國人不能在中國出版本國文字以外的報刊為藉口，迫使中共以蘇商時代出版社名義在上海“孤島”出版的《時代》周刊停刊。
3月11日，衡陽《大剛報》因發表《貪污及其》一文，自這一天起被停刊3天。
3月，長沙、衡陽兩地的報紙因為揭露湖南的暴政而遭查禁，“手令”絕妙：
戰時報紙油墨應積極節約，以供軍需民用，近有不肖之徒，未奉政府批准，擅以宣傳為名，在長、衡各地亂辦書報，亂辦雜誌，胡說八道，頹風敗俗，其浪費物力，擾亂社會之罪，實無法恕。特令飭所屬嚴予查禁，以挽頹風。如有上項犯法書報雜誌，應隨時勒令停刊，並按情節輕重，究辦其主辦人。
4月，成都《新民報》一則“一胎三女”的社會新聞得罪當地政府，因為拒絕“更正”，張友鸞被迫離開成都。
5月4日，聞一多、李公朴在昆明創辦《自由論壇》。
5月16日，楊西孟、戴世光、李樹青、鮑覺民、伍啟元等在《大公報》聯署發表《我們對於物價問題的再度呼籲》。
6月13日，郭沫若發表文章呼籲思想言論的自由、學術研究的自由和文藝創作的自由。
《新民報》著名的“三張一趙”之“三張”，左起張慧劍、張恨水、張友鸞
從7月30日起，訪問延安歸來不久的《新民報》主筆趙超構，就在《新民報》重慶版、成都版開始連載長篇通訊《延安一月》，當年11月就出版了單行本。趙超構以一個新聞記者的眼光看到了一個真實的延安，客觀地報導了延安的方方面面，包括提出了一些不無尖銳的質疑和批評。國人爭相傳閱《延安一月》，《新民報》洛陽紙貴。夏衍回憶，周恩來曾不止一次地讚賞過《延安一月》，把它比作斯諾的《西行漫記》，“要黨的新聞工作者向他學習”。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也對夏衍、章漢夫、潘梓年說：“我看過《延安一月》，能在重慶這個地方發表這樣的文章，作者的膽識是可貴的。”張林嵐：《趙超構傳》，文匯出版社1999年版，頁75。毛澤東當面說趙超構“是個自由主義者”，他當時還頗為自豪，感到“受之有愧”，後來才得知這是對他含蓄的批評。但毛肯定了他“在重慶這樣的地方寫這樣的文章”也不容易。無論如何，趙超構這個名字將因為《延安一月》而永留在這一年的編年史當中。
《新民報》主筆、“三張一趙”之“一趙”趙超構
在9月13日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參政員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極多，而且極嚴厲，對失職的各部長官乃至軍事將領無不公開指責，毫無顧忌。更難得的是，包括《新民報》、《大公報》在內的許多報紙都登載了這類言論。所以有人說，國民黨執政以來“政治公開以此次會議為始點。”國外輿論反響更是強烈，誤以為中國走上了“政治公開之路”，《紐約時報》稱之為“沉悶的中國之新鮮空氣”。實際上這樣的景象是不可靠的。僅9月25日一天，就有貴陽的《黔靈晚報》、《天下報》、《誠報》、《商情報》、《立言報》等五家民營報紙被勒令停刊。
9月，桂林淪陷前夕，桂林《大公報》被迫停刊，全體人員徒步南行，參加了湘桂大撤退的民族苦難。在桂林的歲月，徐鑄成執筆的社論“真是賽過幾師雄兵”，就連它的副刊也“成為真正人民的園地”。
12月4日即日寇占領獨山前一天，王芸生在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評強烈批評國民黨政府，反對“以空間換時間”，主張徹底革新政治，一、“凡國人皆曰可去的人儘量去之……容納黨外人參加國務及政策……”；二、“在民主統一團結抗戰的大原則上宣布黨派問題解決了”；三、“宣布與熱誠助我的盟邦更進一步合作”。同時呼籲蔣介石親自到貴陽督戰。12月22日的社評《晁錯與馬謖》，王芸生直接提出了“除權相”、“戮敗將”的主張，矛頭直指孔祥熙、何應欽。
這一年，浙江大學教授費鞏在《大公報》、《民憲》、《憲政》、《東方雜誌》等報刊發表一系列閃耀著政治智慧的政論，如《民主政治與我國固有政制》、《實施憲政應有之政治準備》、《王之反對黨（論英國之政黨政治）》、《英國議會政治》、《論政治風氣之轉移》等，充分發揮了他作為一個憲政學者的專業知識，體現出一個知識分子的公共關懷。
［記事］
1月3日重慶《新華日報》報導，昆明《朝報晚刊》創辦才幾天即“奉令停刊”。
1月13日延安《解放日報》報導，桂林《野草》、《戲劇生活》等雜誌遭查封。
2月，汪偽政府以外國人不能在中國出版本國文字以外的報刊為藉口，迫使中共以蘇商時代出版社名義在上海“孤島”出版的《時代》周刊停刊。
3月11日，衡陽《大剛報》因發表《貪污及其》一文，自這一天起被停刊3天。
3月，長沙、衡陽兩地的報紙因為揭露湖南的暴政而遭查禁，“手令”絕妙：
戰時報紙油墨應積極節約，以供軍需民用，近有不肖之徒，未奉政府批准，擅以宣傳為名，在長、衡各地亂辦書報，亂辦雜誌，胡說八道，頹風敗俗，其浪費物力，擾亂社會之罪，實無法恕。特令飭所屬嚴予查禁，以挽頹風。如有上項犯法書報雜誌，應隨時勒令停刊，並按情節輕重，究辦其主辦人。
4月，成都《新民報》一則“一胎三女”的社會新聞得罪當地政府，因為拒絕“更正”，張友鸞被迫離開成都。
5月4日，聞一多、李公朴在昆明創辦《自由論壇》。
5月16日，楊西孟、戴世光、李樹青、鮑覺民、伍啟元等在《大公報》聯署發表《我們對於物價問題的再度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