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頁
3月7日，著名女記者子岡在《大公報》桂林版發表通訊《重慶低喟》，其中記下了宋美齡在美國白宮記者招待會上的一句話：“中國人民在社會方面素持民主精神，目前中國正依賴報紙協助完成政治上之民主。”
《大公報》主筆王芸生（右）與同事合影
然而，無論這位第一夫人在美國說得如何漂亮都是當不得真的，僅僅一個月前，《大公報》重慶版就曾被停刊三天；2月8日一天之內，國民黨中宣部就密令搜查了生活、讀書、新知及大陸圖書公司4家書店；2月15日，國民黨政府公布《新聞記者法》，對新聞記者提出種種限制，幾乎受到新聞界一致的反對。
難怪子岡接著宋美齡的話說：“這也許真是人民心中的願望，但是報紙要盡這個偉大的職責，尚有待客觀環境的開展。葉楚傖氏要求新聞界多作積極的建議，勿做消極的批評。可是要把這兩種工作劃分清楚，是不能如水與油那樣容易辯明的。而且讀者與政府對報紙的期望，往往是相反，或者可以說讀者的要求更多些，更願意接受民主政治的薰陶。”
這些判斷也被隨後發生的一系列事實所證明：
5月3日，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密電制止郭沫若、茅盾、胡風等籌劃的三種刊物，不准登記出版。同月，薛暮橋主編的《中國農村》月刊在桂林遭查禁。
8月23日，桂林《文學月報》、《西南兒童》、《婦女崗位》、《音樂與藝術》等10種雜誌遭查禁。
僅1942年4月到1943年8月，一年多時間被禁演的劇目就有160種，包括田漢、陽翰笙、老舍、陳白塵、曹禺、李健吾、吳祖光等人的作品。
9月27日，桂林《文藝生活》、《文藝雜誌》、《創作周刊》等雜誌遭查封。
10月23日，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布《取締劇本一覽表》，共開列了116種不准出版或演出的劇本。
從1938年10月到1943年12月，查禁取締的1414種書刊，真正經各地查獲沒收的只有559種（其他835種只虛有取締之名）。
這是民心轉向的一年，代表了蔣介石及國民黨道義威信的喪失。在昆明西南聯大埋頭做學問的聞一多正是在這一年發生了急劇變化，開始踏上爭民主、反獨裁的不歸路。11月，王亞平、於伶、老舍、茅盾、臧克家、夏衍等53人，聯名向國民政府行政院提出11條改進文化出版事業的建議，當局置之不理。同月，重慶20家書店聯名發表《爭取出版自由的緊急呼籲》。
王芸生在寫作
連時為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後來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都感覺到了這一變化的不可逆轉。作為局外人，他的觀察正是從蔣介石鉗制新聞的政策入手的。9月16日，他在重慶和宋美齡見面時，向她提議“廢除新聞檢查制度”。然而，這位受美國教育、說一口流利英語的“第一夫人”迴避了正面的回答，扯到其他方面，說些故弄玄虛的話。費正清說，1943年是天命所歸的變動，民心所向的變動。顯然，蔣介石並沒有意識不到這一點。除了控制輿論之外，他想不到其他的辦法。臭名昭著的《中國之命運》也是這一年拋出的。12月23日，蔣介石還電令新聞檢查局，近來各報對於經過檢查、刪扣的言論、新聞，常有“遵檢”兩字代替被刪之文字而刊於報上，或留有不完全字句而附以“遵檢”等字樣登出的。這無異於違抗檢查，都應一律嚴加取締禁止。如有違背，應照違檢例予以處罰。
被權勢沖昏了頭腦的獨裁者，要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簡單道理真不容易啊！
［記事］
4月15日，國民黨政府公布《非常時期報社、通訊社、雜誌社登記管制暫行辦法》，加強對新聞出版的控制。
9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刊登《國民黨摧殘新聞事業，去年查禁報章雜誌五百餘種》的消息。
10月4日，奉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指令，戰時新聞檢查局核准公布施行《戰時新聞禁載標準》。
12月15日，在淪陷後的上海租界，開明書店的夏丏尊、章錫琛被日本憲兵拘捕。《萬象》創辦人平襟亞因為發表雜文，對日偽有所諷刺，被日本憲兵拘捕，關押了一個多月。孔令境為世界書局主編《大時代文藝叢書》、《劇本叢刊》等，也因有譏諷日偽處，被日本憲兵隊拘捕，關押了40天。讀書出版社的關陽里、世界書局的趙侶青等也曾被捕。
12月，張靜廬等聯合生活、讀書、新知、國訊等書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雜誌公司、光明書局、群益出版社、中外出版社等13家出版機構，發起成立了“新出版業聯合總處”（以後成員增加到27家）。
1944年：國人爭閱《延安一月》
從2月到年底，黃炎培、張志讓等主辦的《憲政》月刊堅持每月舉辦一次座談會，邀請各界名流、專家學者討論民主憲政問題，並發表發言記錄。
3月，桂林文化界提出改善圖書審查辦法。同月27日，針對出版業的困境，重慶《大公報》發表《物價與文化》的社評，引起出版界的強烈共鳴。4月5日，張靜廬、黃洛峰、姚蓬子等6位出版人聯名致函《大公報》記者，提出要求國民黨當局“廣開言路，提倡自由研究自由讀書之風氣”等許多對症下藥的意見。5月2日《大公報》以《出版業的呼籲》為題發表了這封公開信。重慶知識界紛起響應，4月29日，左舜生、張君勱、沈鈞儒、章伯鈞、張申府等在和文化界聚會，章伯鈞提出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問題，最後推出茅盾等8人起草關於書報審查問題的意見書。當天《新民報》晚刊報導了這一消息。5月3日，張申府、孫伏園、曹禺、張靜廬等50多人舉行茶會，發出《重慶文化界對言論出版自由意見書》，以及78人聯署的《重慶文化界為言論出版自由呈中國國民黨十二中全會請願書》，提出取消新聞、圖書雜誌及戲劇演出的審查制度等意見，喊出了“拒絕檢查、拒絕審查”的口號。可以看作是一年後“拒檢運動”的先聲。
《大公報》主筆王芸生（右）與同事合影
然而，無論這位第一夫人在美國說得如何漂亮都是當不得真的，僅僅一個月前，《大公報》重慶版就曾被停刊三天；2月8日一天之內，國民黨中宣部就密令搜查了生活、讀書、新知及大陸圖書公司4家書店；2月15日，國民黨政府公布《新聞記者法》，對新聞記者提出種種限制，幾乎受到新聞界一致的反對。
難怪子岡接著宋美齡的話說：“這也許真是人民心中的願望，但是報紙要盡這個偉大的職責，尚有待客觀環境的開展。葉楚傖氏要求新聞界多作積極的建議，勿做消極的批評。可是要把這兩種工作劃分清楚，是不能如水與油那樣容易辯明的。而且讀者與政府對報紙的期望，往往是相反，或者可以說讀者的要求更多些，更願意接受民主政治的薰陶。”
這些判斷也被隨後發生的一系列事實所證明：
5月3日，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密電制止郭沫若、茅盾、胡風等籌劃的三種刊物，不准登記出版。同月，薛暮橋主編的《中國農村》月刊在桂林遭查禁。
8月23日，桂林《文學月報》、《西南兒童》、《婦女崗位》、《音樂與藝術》等10種雜誌遭查禁。
僅1942年4月到1943年8月，一年多時間被禁演的劇目就有160種，包括田漢、陽翰笙、老舍、陳白塵、曹禺、李健吾、吳祖光等人的作品。
9月27日，桂林《文藝生活》、《文藝雜誌》、《創作周刊》等雜誌遭查封。
10月23日，國民黨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發布《取締劇本一覽表》，共開列了116種不准出版或演出的劇本。
從1938年10月到1943年12月，查禁取締的1414種書刊，真正經各地查獲沒收的只有559種（其他835種只虛有取締之名）。
這是民心轉向的一年，代表了蔣介石及國民黨道義威信的喪失。在昆明西南聯大埋頭做學問的聞一多正是在這一年發生了急劇變化，開始踏上爭民主、反獨裁的不歸路。11月，王亞平、於伶、老舍、茅盾、臧克家、夏衍等53人，聯名向國民政府行政院提出11條改進文化出版事業的建議，當局置之不理。同月，重慶20家書店聯名發表《爭取出版自由的緊急呼籲》。
王芸生在寫作
連時為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後來最負盛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都感覺到了這一變化的不可逆轉。作為局外人，他的觀察正是從蔣介石鉗制新聞的政策入手的。9月16日，他在重慶和宋美齡見面時，向她提議“廢除新聞檢查制度”。然而，這位受美國教育、說一口流利英語的“第一夫人”迴避了正面的回答，扯到其他方面，說些故弄玄虛的話。費正清說，1943年是天命所歸的變動，民心所向的變動。顯然，蔣介石並沒有意識不到這一點。除了控制輿論之外，他想不到其他的辦法。臭名昭著的《中國之命運》也是這一年拋出的。12月23日，蔣介石還電令新聞檢查局，近來各報對於經過檢查、刪扣的言論、新聞，常有“遵檢”兩字代替被刪之文字而刊於報上，或留有不完全字句而附以“遵檢”等字樣登出的。這無異於違抗檢查，都應一律嚴加取締禁止。如有違背，應照違檢例予以處罰。
被權勢沖昏了頭腦的獨裁者，要明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簡單道理真不容易啊！
［記事］
4月15日，國民黨政府公布《非常時期報社、通訊社、雜誌社登記管制暫行辦法》，加強對新聞出版的控制。
9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刊登《國民黨摧殘新聞事業，去年查禁報章雜誌五百餘種》的消息。
10月4日，奉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指令，戰時新聞檢查局核准公布施行《戰時新聞禁載標準》。
12月15日，在淪陷後的上海租界，開明書店的夏丏尊、章錫琛被日本憲兵拘捕。《萬象》創辦人平襟亞因為發表雜文，對日偽有所諷刺，被日本憲兵拘捕，關押了一個多月。孔令境為世界書局主編《大時代文藝叢書》、《劇本叢刊》等，也因有譏諷日偽處，被日本憲兵隊拘捕，關押了40天。讀書出版社的關陽里、世界書局的趙侶青等也曾被捕。
12月，張靜廬等聯合生活、讀書、新知、國訊等書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雜誌公司、光明書局、群益出版社、中外出版社等13家出版機構，發起成立了“新出版業聯合總處”（以後成員增加到27家）。
1944年：國人爭閱《延安一月》
從2月到年底，黃炎培、張志讓等主辦的《憲政》月刊堅持每月舉辦一次座談會，邀請各界名流、專家學者討論民主憲政問題，並發表發言記錄。
3月，桂林文化界提出改善圖書審查辦法。同月27日，針對出版業的困境，重慶《大公報》發表《物價與文化》的社評，引起出版界的強烈共鳴。4月5日，張靜廬、黃洛峰、姚蓬子等6位出版人聯名致函《大公報》記者，提出要求國民黨當局“廣開言路，提倡自由研究自由讀書之風氣”等許多對症下藥的意見。5月2日《大公報》以《出版業的呼籲》為題發表了這封公開信。重慶知識界紛起響應，4月29日，左舜生、張君勱、沈鈞儒、章伯鈞、張申府等在和文化界聚會，章伯鈞提出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問題，最後推出茅盾等8人起草關於書報審查問題的意見書。當天《新民報》晚刊報導了這一消息。5月3日，張申府、孫伏園、曹禺、張靜廬等50多人舉行茶會，發出《重慶文化界對言論出版自由意見書》，以及78人聯署的《重慶文化界為言論出版自由呈中國國民黨十二中全會請願書》，提出取消新聞、圖書雜誌及戲劇演出的審查制度等意見，喊出了“拒絕檢查、拒絕審查”的口號。可以看作是一年後“拒檢運動”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