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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說張學良自事變第二天就因為看到蔣介石的日記等轉而深感悔悟，相信自己在抗日問題上錯怪了蔣，以致與楊在和戰及對蔣問題上態度衝突，與我們今天看到的各種第一手的文獻史料所記述的情況也是完全矛盾的。至於一些研究者堅持說，張學良在12月14日至18日之間“心理惶惑”，猶豫動搖，而因17日周恩來等來到西安，態度“又突趨強硬”[7]，更是離事實甚遠。根據第一手的文獻史料，可以肯定地說，張學良絕不是那種對自己的所作所為魯莽到完全不計後果的人，同樣，他在整個西安事變的過程中，也不曾對自己的行為有過悔悟自責，痛不欲生的情況。張學良自始至終都很清楚，其扣蔣行動將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因此，他從一開始就做了最壞的打算，這既包括積極準備為自衛而戰，也包括準備不得已時對蔣“取最後手段”，直至“自殺”，或“入山為匪”。[8]
這樣說的根據何在呢？我們在這裡不妨將張學良從12日事變爆發之初至20日雙方代表開始在西安進行談判之間的各種信函和電報，在和戰與對蔣處置問題上的言論，做一概要的排列。這些公開或內部發表的重要言論，都是當時有關張學良思想行為的最真實的記錄，相信要比那些事後整理過的和幾十年後的回憶更加可信和可靠。
12日晨，在張學良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報事變消息的電報中，他就明確宣稱，他之決心與蔣破裂，純粹是因為蔣“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已沒有辦法與其理論，因而他從一開始就要求紅軍準備與他“共同行動”，同中央軍作戰。[9]
同日，張學良分别致電孔祥熙、宋美齡及馮玉祥、程潛等，指責蔣介石“違反眾論，一意孤行，舉整個國家之人力財力，消耗於內戰”，“對於青年救國運動，則摧殘備至”。“伏思中華民國，非一人之國家，萬不忍因一人而斷送整個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故“為國家計，為民族計，不得不請介公暫留西安，以得覺悟”。[10]
13日下午5時，張學良對原西北剿匪總部全體職員訓話，嚴厲批評蔣介石對內鎮壓愛國運動，強調“如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11]
14日晚8時，張學良與楊虎城在西安廣播電台發表公開談話，張學良一面嚴厲批評蔣介石“自誤誤國”，要求蔣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強硬地宣稱：“我們這次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決非造成內亂。一切辦法，決諸公論，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張，個人生命，在所不計。若有不顧輿情，不納忠言，一味肆行強力壓迫者，即是全國之公敵。我們為保有國家民族一線生機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絕不屈服於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場上。”[12]
15日，張學良分别致電宋美齡、孔祥熙、閻錫山等，強調：“良等此舉，純為抗日，絕無造成內亂之意，並盡其所能，避免內戰。如中央不顧民意，肆行壓迫，則是中央自造內亂”。而此一事變“是否演成國內殘殺，須視大眾之覺悟如何。如大眾徹底覺悟，則必共趨對外，而殘殺可免，否則即無國內殘殺，亦豈有不亡國之理”。[13]
16日，張學良進一步在西安市民大會上講演，說明自己與蔣介石“所爭的就是政治主張”。自己之所以下決心捉蔣，就是因為蔣介石如今已經與袁世凱、張宗昌沒有區別，“用口頭或書面的勸諫，是決不能改變的”。同時張電告馮玉祥：“良等此舉，對事而非對人，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為(所)樂為”。但抗日主張及行動未能實現以前，要送蔣回京，“勢難遵辦”。[14]
17日，張學良與楊虎城聯名復電程潛等，強調“只求主張貫徹，決不稍為身謀”。至於放蔣，除非蔣承認西安方面政治主張，否則，“在抗日主張及行動未實現以前，尚難辦到”。不僅如此，張學良第一次公開表示贊同“容共之論”，並且開始同意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提議，當內戰爆發，西安被圍時，對蔣“行最後手段”。[15]
18日，張學良復電孔祥熙、何應欽等，提出：除非中央確有改變政策，積極領導抗日，否則“委座南歸，尚待商榷”。張甚至直接警告何應欽：“在此期間，最好避免軍事行動，……否則彼此軍人，誰有不明此中關鍵也哉？”[16]
19日，張學良致電蔣鼎文及孔祥熙等，對中央軍繼續進攻反應更加強烈，再度警告說：“弟等發動此種驚天大事，豈能視同兒戲！一條生命，早已置諸度外。為自衛計，為保存抗日力量計，絕不憚起與周旋。”[17]
20日，張、楊聯合發表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將士書，更是下定破釜沉舟之決心，準備與南京開戰，故一面揭露蔣介石南京政府以抗日為名行欺騙之實，一面號召兩軍將士準備決一死戰。書稱，綏遠抗戰，中央只派出兩個師，閻錫山要求調二十萬大軍援綏，中央答覆無法抽調。“然而到西北打紅軍的內戰卻源源而來了幾十萬大軍”。在綏遠的抗戰中，中國飛機半架也沒有，據中央說是天氣太冷，而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央飛機數十架一齊發動到西安來偵察、轟炸，再不管天氣冷不冷了。“這是抗日嗎？這是真心抗日嗎？如果這樣就算抗日，試問我們的東北四省，察北六縣，我們的冀東二十二縣，什麼時候才能收復回來？這是敷衍欺騙的抗日，絕對不是我們要求的徹底抗日”。而西安事變的行動就是因為再不能聽任那些“變相漢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領導人“欺騙”、“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壓迫，“使我們不得貫徹主張，那我們為掃除誤國誤民的分子，爭取民族的最後生存，當然我們要起而自衛，並且要粉碎這種惡勢力。”[18]
這樣說的根據何在呢？我們在這裡不妨將張學良從12日事變爆發之初至20日雙方代表開始在西安進行談判之間的各種信函和電報，在和戰與對蔣處置問題上的言論，做一概要的排列。這些公開或內部發表的重要言論，都是當時有關張學良思想行為的最真實的記錄，相信要比那些事後整理過的和幾十年後的回憶更加可信和可靠。
12日晨，在張學良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報事變消息的電報中，他就明確宣稱，他之決心與蔣破裂，純粹是因為蔣“反革命面目已畢現”，已沒有辦法與其理論，因而他從一開始就要求紅軍準備與他“共同行動”，同中央軍作戰。[9]
同日，張學良分别致電孔祥熙、宋美齡及馮玉祥、程潛等，指責蔣介石“違反眾論，一意孤行，舉整個國家之人力財力，消耗於內戰”，“對於青年救國運動，則摧殘備至”。“伏思中華民國，非一人之國家，萬不忍因一人而斷送整個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地”。故“為國家計，為民族計，不得不請介公暫留西安，以得覺悟”。[10]
13日下午5時，張學良對原西北剿匪總部全體職員訓話，嚴厲批評蔣介石對內鎮壓愛國運動，強調“如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11]
14日晚8時，張學良與楊虎城在西安廣播電台發表公開談話，張學良一面嚴厲批評蔣介石“自誤誤國”，要求蔣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強硬地宣稱：“我們這次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決非造成內亂。一切辦法，決諸公論，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張，個人生命，在所不計。若有不顧輿情，不納忠言，一味肆行強力壓迫者，即是全國之公敵。我們為保有國家民族一線生機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絕不屈服於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場上。”[12]
15日，張學良分别致電宋美齡、孔祥熙、閻錫山等，強調：“良等此舉，純為抗日，絕無造成內亂之意，並盡其所能，避免內戰。如中央不顧民意，肆行壓迫，則是中央自造內亂”。而此一事變“是否演成國內殘殺，須視大眾之覺悟如何。如大眾徹底覺悟，則必共趨對外，而殘殺可免，否則即無國內殘殺，亦豈有不亡國之理”。[13]
16日，張學良進一步在西安市民大會上講演，說明自己與蔣介石“所爭的就是政治主張”。自己之所以下決心捉蔣，就是因為蔣介石如今已經與袁世凱、張宗昌沒有區別，“用口頭或書面的勸諫，是決不能改變的”。同時張電告馮玉祥：“良等此舉，對事而非對人，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為(所)樂為”。但抗日主張及行動未能實現以前，要送蔣回京，“勢難遵辦”。[14]
17日，張學良與楊虎城聯名復電程潛等，強調“只求主張貫徹，決不稍為身謀”。至於放蔣，除非蔣承認西安方面政治主張，否則，“在抗日主張及行動未實現以前，尚難辦到”。不僅如此，張學良第一次公開表示贊同“容共之論”，並且開始同意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提議，當內戰爆發，西安被圍時，對蔣“行最後手段”。[15]
18日，張學良復電孔祥熙、何應欽等，提出：除非中央確有改變政策，積極領導抗日，否則“委座南歸，尚待商榷”。張甚至直接警告何應欽：“在此期間，最好避免軍事行動，……否則彼此軍人，誰有不明此中關鍵也哉？”[16]
19日，張學良致電蔣鼎文及孔祥熙等，對中央軍繼續進攻反應更加強烈，再度警告說：“弟等發動此種驚天大事，豈能視同兒戲！一條生命，早已置諸度外。為自衛計，為保存抗日力量計，絕不憚起與周旋。”[17]
20日，張、楊聯合發表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將士書，更是下定破釜沉舟之決心，準備與南京開戰，故一面揭露蔣介石南京政府以抗日為名行欺騙之實，一面號召兩軍將士準備決一死戰。書稱，綏遠抗戰，中央只派出兩個師，閻錫山要求調二十萬大軍援綏，中央答覆無法抽調。“然而到西北打紅軍的內戰卻源源而來了幾十萬大軍”。在綏遠的抗戰中，中國飛機半架也沒有，據中央說是天氣太冷，而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央飛機數十架一齊發動到西安來偵察、轟炸，再不管天氣冷不冷了。“這是抗日嗎？這是真心抗日嗎？如果這樣就算抗日，試問我們的東北四省，察北六縣，我們的冀東二十二縣，什麼時候才能收復回來？這是敷衍欺騙的抗日，絕對不是我們要求的徹底抗日”。而西安事變的行動就是因為再不能聽任那些“變相漢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領導人“欺騙”、“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壓迫，“使我們不得貫徹主張，那我們為掃除誤國誤民的分子，爭取民族的最後生存，當然我們要起而自衛，並且要粉碎這種惡勢力。”[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