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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凌晨，李克農通過王以哲的電台報告中共中央稱：今日與張學良晤面結果甚佳。你們與張學良見面地點已約定在延安，時間一星期內由我方選擇，毛澤東、彭德懷、周恩來及博古中一人出席即可。
中共中央這時剛剛得到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統一戰線新政策的幾份重要文件，正準備在山西石樓就實行新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問題開會研討，因此，包括留在後方的領導人周恩來、博古等，都已趕往山西石樓。得到李克農的電報，毛澤東等人相當滿意，因此要李迅速取道延川趕來石樓參加會議報告經過情形。不過，由於交通不便，如果要從在一周內按照張學良提議，從石樓趕到延安與張會晤，無論如何不大可能。因此，毛澤東電告李克農稱：由於周、博等均來前方開會，需10日才能結束，我方負責人從石樓趕往延安，至快也要到17日左右。
毛澤東的電報到洛川時，李克農已經離開。王以哲收到電報即轉給張學良，張學良恰好患喉痛，說話困難，醫生要其靜養數日，因此張學良特別表示，中共中央赴延安者究為何人，毛澤東或彭德懷，亦或周恩來？如未成行，可緩來。若已經成行，則他當“力疾踐諾前來” 。這樣，3月5日決定的一周內舉行張學良與中共負責人的延安會談，自然延期了。不過，王以哲特別電告毛澤東和彭德懷說，19日以後張先生有要事外出，故最好能於19日前在延安會談，否則恐須延期相當時日了。
但是，為了等齊出席會議的中共領導人，中共中央的會議一直拖到20日才開始舉行。此前，李克農已於16日趕到石樓，向毛澤東等人匯報了與張學良、王以哲談判的詳細情況。根據共產國際統一戰線新政策的精神，又考慮到國內的特殊情況，全面負責中央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的毛澤東在他的報告中開始對張學良另眼看待。他在報告中把國民黨分為“民族反革命派”和“民族革命派”兩大類，肯定蔣介石仍屬於“民族反革命派”，而張學良則屬於“民族革命派”，可與我們走一致的路。當然，同宋慶齡等“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比起來，張學良還只是中間力量，但無論如何，從把張學良看成是“賣國賊”，與蔣介石相提並論，到肯定張學良是自己的同路人，肯定其為革命派，這清楚地顯示了中共中央對張學良已經有相當程度的器重和信任。
考慮到毛澤東和彭德懷必須留在山西前線指揮作戰，不便趕回陝北延安與張學良會談，周恩來在後方負責，中共中央討論決定談判工作改由周恩來出面進行。
3月16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聯名致電王以哲，說明：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同志為全權代表到延安與張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計。時間可定在本月，具體日期可由張先生確定後電告周同志，俟得電復，即啟程趕赴延安。
至此，張學良與中共的統戰關係得以正式建立。隨著延安高級會談的秘密舉行，張學良從此走上了西安事變的“不歸路”。
三、論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之解決
整整60年過去了，人們對於似謎似霧般的西安事變漸漸有了更多的了解，但由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在中國歷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各種權威的與不權威的，當事的與不當事的，沾邊的與不沾邊的，都加入到對事變的評頭品足當中來了，結果是各種親歷記和回憶錄汗牛充棟，越俎代庖，第一手的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反而不被研究者所重視，弄得在不少問題上，人們如今距離事情的真相，不是越來越近，倒是越來越遠了。象當年張學良發動事變的目的，其在事變期間的態度變化，以及事變解決的經過與結果等，就多少有些解釋得走樣了。本文僅就此作一說明。
1、張學良曾經動搖悔悟過嗎？
張學良究竟為什麼冒險扣蔣，又轉而決定放蔣，說法甚多，海外一種比較盛行的說法就是張學良說成是受人欺矇，直到扣蔣後方才發現自己之幼稚、魯莽，因而悔悟。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蔣介石《西安半月記》中12月14日“日記”中記述的張學良的一段談話了。據蔣說，當日晨張學良淚流滿面而來，半晌無語，自行退去。正午又來，再流淚稱：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閱讀，今日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員長不是在日記中罵我無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實覺無人格，然委員長以前對部下亦如太簡默，如余以身獲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則此次決不有如此輕率鹵莽之行動。現在深覺自己觀察錯誤，既認識領袖人格之偉大，即覺非全力調護委員長，無以對國家。[1]
按照蔣介石的這一說法，張學良自事變之次日，即13日就已經讀過蔣介石的日記和重要文件，發現蔣早在秘密準備抗日，因而開始悔悟，決心全力保護蔣介石並千方百計要將蔣安全送回南京。於是，更衍生出一些極端的說法，說張學良一再向蔣介石、宋子文等表白自己與楊虎城不同；張學良當時主和，楊虎城主戰；張學良竭力保蔣安全，楊虎城堅持扣蔣甚至試圖對蔣不利，等等。[2]
此種說法雖有張學良50年代發表之《西安事變懺悔錄》等可為參照，但因蔣、張兩文均系事後特殊背景下的產物，且有由人捉刀之嫌，其可靠性頗足懷疑。[3]而且，縱使真有蔣介石準備抗日之日記及相關之文件存在，其對張學良思想觸動如何，亦值得考慮。因為，還在1935年10月中旬，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即派熊斌分別向西北國民黨高層軍政要員“宣述參部對日計劃”，[4]1936年7月中旬，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又有表示一旦到“最後關頭”一定抗日的報告，這些張學良早就一清二楚，他如何會讀了蔣準備抗日的日記突然間感動得淚流滿面？事實上，蔣介石關於實行抗日行動的“最後關頭”，和他自信所能達到的抗日目標，都是以現實國力所能允許的範圍為基礎的，依靠蔣介石所準備的抗日行動，不能滿足東北軍和東北人關於收復失地，重返東北的強烈願望，這一點張更清楚。況且，即使搜查中得到蔣介石準備抗日的日記與文件，不可忽略的是，搜查中同樣也得到了眾所周知的蔣介石寫給邵力子的那封壓迫張學良部或剿共或南調的親筆信[5]，而蔣對張及東北軍的不信任早就“痛傷良之心”，使其“忿怒不已”，蔣驅使東北軍與紅軍火併更成為激起張發動事變的“惡緣”之一，張又如何會只顧蔣之抗日日記，看不到東北軍的前途正岌岌可危？[6]
中共中央這時剛剛得到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統一戰線新政策的幾份重要文件，正準備在山西石樓就實行新的統一戰線政策的問題開會研討，因此，包括留在後方的領導人周恩來、博古等，都已趕往山西石樓。得到李克農的電報，毛澤東等人相當滿意，因此要李迅速取道延川趕來石樓參加會議報告經過情形。不過，由於交通不便，如果要從在一周內按照張學良提議，從石樓趕到延安與張會晤，無論如何不大可能。因此，毛澤東電告李克農稱：由於周、博等均來前方開會，需10日才能結束，我方負責人從石樓趕往延安，至快也要到17日左右。
毛澤東的電報到洛川時，李克農已經離開。王以哲收到電報即轉給張學良，張學良恰好患喉痛，說話困難，醫生要其靜養數日，因此張學良特別表示，中共中央赴延安者究為何人，毛澤東或彭德懷，亦或周恩來？如未成行，可緩來。若已經成行，則他當“力疾踐諾前來” 。這樣，3月5日決定的一周內舉行張學良與中共負責人的延安會談，自然延期了。不過，王以哲特別電告毛澤東和彭德懷說，19日以後張先生有要事外出，故最好能於19日前在延安會談，否則恐須延期相當時日了。
但是，為了等齊出席會議的中共領導人，中共中央的會議一直拖到20日才開始舉行。此前，李克農已於16日趕到石樓，向毛澤東等人匯報了與張學良、王以哲談判的詳細情況。根據共產國際統一戰線新政策的精神，又考慮到國內的特殊情況，全面負責中央軍事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的毛澤東在他的報告中開始對張學良另眼看待。他在報告中把國民黨分為“民族反革命派”和“民族革命派”兩大類，肯定蔣介石仍屬於“民族反革命派”，而張學良則屬於“民族革命派”，可與我們走一致的路。當然，同宋慶齡等“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比起來，張學良還只是中間力量，但無論如何，從把張學良看成是“賣國賊”，與蔣介石相提並論，到肯定張學良是自己的同路人，肯定其為革命派，這清楚地顯示了中共中央對張學良已經有相當程度的器重和信任。
考慮到毛澤東和彭德懷必須留在山西前線指揮作戰，不便趕回陝北延安與張學良會談，周恩來在後方負責，中共中央討論決定談判工作改由周恩來出面進行。
3月16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聯名致電王以哲，說明：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同志為全權代表到延安與張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計。時間可定在本月，具體日期可由張先生確定後電告周同志，俟得電復，即啟程趕赴延安。
至此，張學良與中共的統戰關係得以正式建立。隨著延安高級會談的秘密舉行，張學良從此走上了西安事變的“不歸路”。
三、論張學良與西安事變之解決
整整60年過去了，人們對於似謎似霧般的西安事變漸漸有了更多的了解，但由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在中國歷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各種權威的與不權威的，當事的與不當事的，沾邊的與不沾邊的，都加入到對事變的評頭品足當中來了，結果是各種親歷記和回憶錄汗牛充棟，越俎代庖，第一手的歷史文獻和檔案資料反而不被研究者所重視，弄得在不少問題上，人們如今距離事情的真相，不是越來越近，倒是越來越遠了。象當年張學良發動事變的目的，其在事變期間的態度變化，以及事變解決的經過與結果等，就多少有些解釋得走樣了。本文僅就此作一說明。
1、張學良曾經動搖悔悟過嗎？
張學良究竟為什麼冒險扣蔣，又轉而決定放蔣，說法甚多，海外一種比較盛行的說法就是張學良說成是受人欺矇，直到扣蔣後方才發現自己之幼稚、魯莽，因而悔悟。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要算是蔣介石《西安半月記》中12月14日“日記”中記述的張學良的一段談話了。據蔣說，當日晨張學良淚流滿面而來，半晌無語，自行退去。正午又來，再流淚稱：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閱讀，今日始知委員長人格如此偉大，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委員長不是在日記中罵我無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實覺無人格，然委員長以前對部下亦如太簡默，如余以身獲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則此次決不有如此輕率鹵莽之行動。現在深覺自己觀察錯誤，既認識領袖人格之偉大，即覺非全力調護委員長，無以對國家。[1]
按照蔣介石的這一說法，張學良自事變之次日，即13日就已經讀過蔣介石的日記和重要文件，發現蔣早在秘密準備抗日，因而開始悔悟，決心全力保護蔣介石並千方百計要將蔣安全送回南京。於是，更衍生出一些極端的說法，說張學良一再向蔣介石、宋子文等表白自己與楊虎城不同；張學良當時主和，楊虎城主戰；張學良竭力保蔣安全，楊虎城堅持扣蔣甚至試圖對蔣不利，等等。[2]
此種說法雖有張學良50年代發表之《西安事變懺悔錄》等可為參照，但因蔣、張兩文均系事後特殊背景下的產物，且有由人捉刀之嫌，其可靠性頗足懷疑。[3]而且，縱使真有蔣介石準備抗日之日記及相關之文件存在，其對張學良思想觸動如何，亦值得考慮。因為，還在1935年10月中旬，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即派熊斌分別向西北國民黨高層軍政要員“宣述參部對日計劃”，[4]1936年7月中旬，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又有表示一旦到“最後關頭”一定抗日的報告，這些張學良早就一清二楚，他如何會讀了蔣準備抗日的日記突然間感動得淚流滿面？事實上，蔣介石關於實行抗日行動的“最後關頭”，和他自信所能達到的抗日目標，都是以現實國力所能允許的範圍為基礎的，依靠蔣介石所準備的抗日行動，不能滿足東北軍和東北人關於收復失地，重返東北的強烈願望，這一點張更清楚。況且，即使搜查中得到蔣介石準備抗日的日記與文件，不可忽略的是，搜查中同樣也得到了眾所周知的蔣介石寫給邵力子的那封壓迫張學良部或剿共或南調的親筆信[5]，而蔣對張及東北軍的不信任早就“痛傷良之心”，使其“忿怒不已”，蔣驅使東北軍與紅軍火併更成為激起張發動事變的“惡緣”之一，張又如何會只顧蔣之抗日日記，看不到東北軍的前途正岌岌可危？[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