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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馬利還認識到，如果西方世界要生存下去，西方的團結是必不可少的。歐洲聯盟的大陸國家懷疑英國是否堅定，害怕敵對行動一開始，英國就會儘快撤走它的部隊。因此，蒙哥馬利經常強調西方的團結和國際主義，這有助於驅散他們的恐懼心理。
蒙哥馬利同美國人保持著友好關係，並經常去美國訪問。這些訪問反過來又加深了他在1946年給美國人留下的好印象。在訪美期間，他拒絕談論北約或任何有爭議的問題，他總是以“那是政治家談論的問題”把提問者拒之於千里之外。他堅持要去參觀藥店和觀看壘球比賽，並說他上一次訪美時，沒有發現美國文化的這兩種表現形式。蒙哥馬利同他的大多數美國上司相處得很好。艾森豪、李奇微、格倫瑟和諾斯塔德都先後出任過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最高統帥。雖然蒙哥馬利與李奇微的個人關係不怎麼好，但他倆在工作和策略方面沒有發生過類似他與艾森豪在1944年發生的那種衝突。實際上，他已不再處於能引發這種衝突的地位。他接受了核威懾戰略便意味著他總是能與參謀部的其他人意見一致。在他與美國人的關係中，唯一一次不和諧的聲音出現在1954年。那年12月，蒙哥馬利在美國訪問。當時，為運載新一代戰鬥機而研製的巨型航空母艦“福萊斯特”號剛剛建成下水。蒙哥馬利認為，這種大型艦隻現在已經過時，由於他說話缺少策略，他的看法很快就被公之於眾，結果引起一場小小的風波。但是，當聖誕節過去時，整個事情已被美國人忘得一乾二淨。
蒙哥馬利對北約的主要貢獻在訓練方面。他是訓練部隊的傑出大師，凡是他組織的演習，不論是為少數高級軍官組織的室內演習，還是為大部隊組織的野外演習，都能針對參演人員的問題找出他們的弱點。他對細節問題的關注有時簡直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1956年4月，他舉行代號為“CPX6”的軍事演習，北約國家300多名高級軍官參加了演習。在3天演習結束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似乎對軍事問題不怎麼感興趣。但他卻自豪地告訴記者，他已經生產出一種特殊的咳嗽糖，可以減少招待會上的噪音。參加招待會的人吃掉了成千上萬的咳嗽糖，蒙哥馬利也因此可以順利地進行他的活動而無需浪費時間去發布不准咳嗽的命令。
要組織這些演習，蒙哥馬利不得不經常東奔西走，訪問每一個北約國家。但他喜歡這樣忙忙碌碌，習慣於作某種非官方使節，在大多數盟國他都代表北約最高司令部。他總是同被訪問國家的總參謀長討論訓練和軍事問題，而讓與政府有關的重要軍事問題的討論在另一個層次進行。當他每年大約在同一時間訪問同一些國家時，他的任務已成為一種例行公事。在50年代，北約常用他那種非官方使者的身份推行北約的重要政策。1953年9月和1954年9月，他兩度作為狄托總統個人的客人訪問貝爾格勒。儘管他們聲稱這些訪問純屬私人性質，但它們明顯地有著重要的國際色彩。這兩次訪問雖然沒有討論任何特別微妙的問題，但卻清楚地表明，西方和南斯拉夫正在改善關係。後來，蒙哥馬利建議去馬德里訪問佛朗哥將軍，但北約對待西班牙的態度是複雜的，認為最高副統帥的訪問不會起什麼作用。他的建議遭到拒絕後，蒙哥馬利顯然有幾分惱怒。
雖然他在“聯總”和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的角色對他非常適合，但這並不是說某種職務會對他的性格產生深遠的影響。蒙哥馬利是個不善於交際的人。頻繁的旅行意味著他很少呆在楓丹白露司令部。當他在那裡時，他也很少是大家的好夥伴。如果出去吃飯，他只願意去英國大使館，並且不常去。1954年春天，蒙哥馬利參加英國大館的一次宴會，愛丁堡公爵出席了宴會，法國國防部長勒內·普萊文也應邀參加。當時，奠邊府剛剛陷落，普萊文顯然比較難過。晚宴安排在8點開始，但這在巴黎是少有的，因為那裡的晚宴一般都很晚，普萊文很晚才到，因為他以為宴會是9點開始。大家在等了將近1個小時之後，便開始吃了起來。誰知大家剛一開始吃，普萊文便趕到了。在這種莊重的場合遲到，使普萊文十分慌張。每個人對他和他的夫人都非常客氣，十分禮貌，一切都十分順利。突然，大家聽見蒙哥馬利那細而尖的聲音說道：“唉，普萊文先生，成為法國最不受歡迎的人的感覺如何？”頓時，宴會上鴉雀無聲，大家面面相覷，難堪得簡直透不過氣來。
顯然，蒙哥馬利對自己使別人陷入窘境並不感到內疚。另一次是在玩高爾夫球時，蒙哥馬利和喬治·科爾聯手對葡萄牙業餘冠軍。玩球時，蒙哥馬利老是嘲笑對方：“想想，你可是個專家！”蒙哥馬利的嘲笑使對方不斷分心，不能集中精力。結果，被蒙哥馬利和科爾遠遠拋在後面。後來，科爾告訴蒙哥馬利他為他感到羞恥。蒙哥馬利卻回答說：“那有什麼，我們不是想贏他嗎？”
蒙哥馬利在當“聯總”主席期間，比後來在北約有更大的權力。也就是在這個階段，發生了一些最嚴重的個人衝突。他同歐洲地面部隊司令德拉特爾·德塔西尼將軍鬧翻了臉。爭吵的起因不是很清楚。1947年8月，德拉特爾為訓練組織的“輕型兵營”給蒙哥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當蒙哥馬利還是帝國參謀總長時，他們還於1948年7月在一起親切地談論西方的團結。在蒙哥馬利把“聯總”司令部移到白廳的多佛廳後，他們之間的關係便迅速惡化了。關係惡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貝爾徹姆誤譯德拉特爾的一封信引起的。貝爾徹姆把“我強調”譯成了“我堅持”，蒙哥馬利對這種措詞的反應是可以想像的。但是，這並不能說明他們倆積怨為什麼會那樣深。在招待會上，德拉特爾拒絕同蒙哥馬利說英語，蒙哥馬利也絕不用法語同他交談，這種尷尬局面是非常令人難堪的。
蒙哥馬利同美國人保持著友好關係，並經常去美國訪問。這些訪問反過來又加深了他在1946年給美國人留下的好印象。在訪美期間，他拒絕談論北約或任何有爭議的問題，他總是以“那是政治家談論的問題”把提問者拒之於千里之外。他堅持要去參觀藥店和觀看壘球比賽，並說他上一次訪美時，沒有發現美國文化的這兩種表現形式。蒙哥馬利同他的大多數美國上司相處得很好。艾森豪、李奇微、格倫瑟和諾斯塔德都先後出任過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最高統帥。雖然蒙哥馬利與李奇微的個人關係不怎麼好，但他倆在工作和策略方面沒有發生過類似他與艾森豪在1944年發生的那種衝突。實際上，他已不再處於能引發這種衝突的地位。他接受了核威懾戰略便意味著他總是能與參謀部的其他人意見一致。在他與美國人的關係中，唯一一次不和諧的聲音出現在1954年。那年12月，蒙哥馬利在美國訪問。當時，為運載新一代戰鬥機而研製的巨型航空母艦“福萊斯特”號剛剛建成下水。蒙哥馬利認為，這種大型艦隻現在已經過時，由於他說話缺少策略，他的看法很快就被公之於眾，結果引起一場小小的風波。但是，當聖誕節過去時，整個事情已被美國人忘得一乾二淨。
蒙哥馬利對北約的主要貢獻在訓練方面。他是訓練部隊的傑出大師，凡是他組織的演習，不論是為少數高級軍官組織的室內演習，還是為大部隊組織的野外演習，都能針對參演人員的問題找出他們的弱點。他對細節問題的關注有時簡直到了異乎尋常的地步。1956年4月，他舉行代號為“CPX6”的軍事演習，北約國家300多名高級軍官參加了演習。在3天演習結束時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似乎對軍事問題不怎麼感興趣。但他卻自豪地告訴記者，他已經生產出一種特殊的咳嗽糖，可以減少招待會上的噪音。參加招待會的人吃掉了成千上萬的咳嗽糖，蒙哥馬利也因此可以順利地進行他的活動而無需浪費時間去發布不准咳嗽的命令。
要組織這些演習，蒙哥馬利不得不經常東奔西走，訪問每一個北約國家。但他喜歡這樣忙忙碌碌，習慣於作某種非官方使節，在大多數盟國他都代表北約最高司令部。他總是同被訪問國家的總參謀長討論訓練和軍事問題，而讓與政府有關的重要軍事問題的討論在另一個層次進行。當他每年大約在同一時間訪問同一些國家時，他的任務已成為一種例行公事。在50年代，北約常用他那種非官方使者的身份推行北約的重要政策。1953年9月和1954年9月，他兩度作為狄托總統個人的客人訪問貝爾格勒。儘管他們聲稱這些訪問純屬私人性質，但它們明顯地有著重要的國際色彩。這兩次訪問雖然沒有討論任何特別微妙的問題，但卻清楚地表明，西方和南斯拉夫正在改善關係。後來，蒙哥馬利建議去馬德里訪問佛朗哥將軍，但北約對待西班牙的態度是複雜的，認為最高副統帥的訪問不會起什麼作用。他的建議遭到拒絕後，蒙哥馬利顯然有幾分惱怒。
雖然他在“聯總”和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的角色對他非常適合，但這並不是說某種職務會對他的性格產生深遠的影響。蒙哥馬利是個不善於交際的人。頻繁的旅行意味著他很少呆在楓丹白露司令部。當他在那裡時，他也很少是大家的好夥伴。如果出去吃飯，他只願意去英國大使館，並且不常去。1954年春天，蒙哥馬利參加英國大館的一次宴會，愛丁堡公爵出席了宴會，法國國防部長勒內·普萊文也應邀參加。當時，奠邊府剛剛陷落，普萊文顯然比較難過。晚宴安排在8點開始，但這在巴黎是少有的，因為那裡的晚宴一般都很晚，普萊文很晚才到，因為他以為宴會是9點開始。大家在等了將近1個小時之後，便開始吃了起來。誰知大家剛一開始吃，普萊文便趕到了。在這種莊重的場合遲到，使普萊文十分慌張。每個人對他和他的夫人都非常客氣，十分禮貌，一切都十分順利。突然，大家聽見蒙哥馬利那細而尖的聲音說道：“唉，普萊文先生，成為法國最不受歡迎的人的感覺如何？”頓時，宴會上鴉雀無聲，大家面面相覷，難堪得簡直透不過氣來。
顯然，蒙哥馬利對自己使別人陷入窘境並不感到內疚。另一次是在玩高爾夫球時，蒙哥馬利和喬治·科爾聯手對葡萄牙業餘冠軍。玩球時，蒙哥馬利老是嘲笑對方：“想想，你可是個專家！”蒙哥馬利的嘲笑使對方不斷分心，不能集中精力。結果，被蒙哥馬利和科爾遠遠拋在後面。後來，科爾告訴蒙哥馬利他為他感到羞恥。蒙哥馬利卻回答說：“那有什麼，我們不是想贏他嗎？”
蒙哥馬利在當“聯總”主席期間，比後來在北約有更大的權力。也就是在這個階段，發生了一些最嚴重的個人衝突。他同歐洲地面部隊司令德拉特爾·德塔西尼將軍鬧翻了臉。爭吵的起因不是很清楚。1947年8月，德拉特爾為訓練組織的“輕型兵營”給蒙哥馬利留下了深刻印象。當蒙哥馬利還是帝國參謀總長時，他們還於1948年7月在一起親切地談論西方的團結。在蒙哥馬利把“聯總”司令部移到白廳的多佛廳後，他們之間的關係便迅速惡化了。關係惡化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貝爾徹姆誤譯德拉特爾的一封信引起的。貝爾徹姆把“我強調”譯成了“我堅持”，蒙哥馬利對這種措詞的反應是可以想像的。但是，這並不能說明他們倆積怨為什麼會那樣深。在招待會上，德拉特爾拒絕同蒙哥馬利說英語，蒙哥馬利也絕不用法語同他交談，這種尷尬局面是非常令人難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