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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倆個性都很強，完全不能互相理解。德拉特爾在1950年告訴利德爾·哈特說，他簡直不知道該怎樣對付蒙哥馬利。利德爾·哈特的忠告是，不要對他大客氣，對他強硬些，這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就蒙哥馬利而言，他總是不知道該怎樣調整自己，以適應另一個人的性格。他不是和別人相處很好，就是不能同別人相處，沒有調和的餘地。
德拉特爾去印度支那任職後，他倆保持著親密的通信關係。當德拉特爾的兒子在印支戰場上犧牲後，蒙哥馬利給他寫去了慰問信。德拉特爾的繼任者朱安發現，他同最高副統帥相處也有許多問題，但他們在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發生個人衝突的機會比在“聯總”少得多。所以，朱安與蒙哥馬利的爭吵沒有德拉特爾與蒙哥馬利的爭吵那麼厲害。
蒙哥馬利最後10年的軍隊生涯過得輕鬆自在，無憂無慮。他不用擔心提升，也沒有肩負多少重大責任，生活過得舒適、安逸。他的年薪為5170英鎊，此外，還有1000英鎊的娛樂補助費。在那個年代，這是一筆很大的收入。伊辛頓磨坊的翻修工作已於50年代初結束，他現在已有一個舒適的家，並且配有陸軍勤務人員。他的生活方式已經定型。他過的是一種公眾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他與家庭成員（他的兒子戴維除外）之間的鴻溝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他對戴維仍然是保持一種冷淡的父子關係。
蒙哥馬利對他的親屬從來沒有什麼深厚的感情可言，他對他們的疏遠已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貝蒂去世時，他拒絕讓自己的妹妹溫莎照顧戴維。在戰爭期間，他雖然曾答應要參加他弟弟布賴恩的婚禮，但在最後一分鐘卻決定去看足球比賽而不去參加婚禮。他的母親仍然是他最不喜歡的人。當紐波特市決定授予帝國參謀總長蒙哥馬利榮譽市民稱號時，他的母親決定去參加授稱號儀式，於是給紐波特市政會寫信，並受到了邀請，但他的兒子卻不知道這件事。當蒙哥馬利到達並發現他的母親在場時，他非常生氣。可是，他對此已毫無辦法。但他卻堅決不讓他的母親參加午餐會。他堅持要這樣做，也就只好按他的要求辦，這使非常好客的紐波特市政會處於非常難堪的境地。
1949年他的母親去世時，蒙哥馬利拒絕參加她的葬禮。很難說他母親的死對他有多大影響。長期以來，他一直不喜歡他的母親，當他母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時，也許他已經沒有多少感覺。那個對形成他的複雜性格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女人，就這樣悄悄地走出了他的生活。
蒙哥馬利對其他的親屬也保持著距離。當他在多倫多訪問時，他的堂侄到他下榻的飯店去看望他。蒙哥馬利的反應是：“他想要什麼？我不想見他。”他只是敷衍塞責地同堂侄交談了5分鐘。他的妹妹們同他的關係比他的兄弟們近乎些。但戰爭結束後，他認為她們對他感興趣也僅僅是因為他獲得了成功。
他同戴維的關係卻要複雜得多。他非常喜愛自己的兒子。當戴維在國民兵役訓練中獲得“榮譽武裝帶”時，他為他感到驕傲。但當戴維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時，他也不問青紅皂白，就自然而然地認為是他兒子的錯。但他對戴維的愛是深厚的，兒子婚姻的破裂沒有影響到他們的父子關係。後來，戴維成為蒙哥馬利在伊辛頓少有的幾個探訪者之一。
那些在戰爭期間了解蒙哥馬利的人發現，他現在同過去一樣，對人際關係十分淡漠。他仍然不能或不願意同任何人親近，或建立真正的個人感情。不論是在伊辛頓過簡樸的舒適生活，還是週遊世界，他都能發揮他那自封的軍人政治家的作用。他經常給《泰晤士報》寫信：1950年2月，他抱怨現代滑雪運動已經墮落；同年他規勸人們到威斯敏斯特劇院去看戲劇《旅行的終點》；1952年1月，他呼籲舉辦開放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同年4月，他要求對板球進行更多的控制，以使之更具吸引力；1956年他在一次晚宴上發表有關板球的演講，把板球說成是一種需要領導、紀律和訓練的運動。他經常看各種體育比賽，尤其喜歡看朴次茅斯隊的足球比賽。
蒙哥馬利還從對青年人的關懷中獲得最大的滿足。他喜歡青年人給他作伴，對此他毫不掩飾。他非常關心青年人的培養問題，但他所說的青年人僅指男青年，而不包括女青年。1946年5月，他在英國青少年俱樂部協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講，演講的主題是“青年需要引導”。他宣布說，當國家不再需要他的時候，他將致力於訓練青年人。在戰後那些年的各種集會上，他都反覆強調“青年需要引導”這個問題，並說他願意給予這種幫助。他認為，國民兵役法將使英國青年得到很好的培養。
蒙哥馬利總是樂於支持青少年俱樂部和其他青年組織，而且他給予的幫助常常是非常實際的。在任北約副統帥期間，他成為遍及西歐的野營活動“康科迪亞”的主席。他本人並不富有，但卻常常為培養青少年的活動慷慨解囊，集資捐款。
然而，蒙哥馬利對青年人的關心並不僅僅局限於青少年俱樂部和青年組織，他還同許多青少年保持著個人聯繫。一個名叫斯圖爾特·懷特的10歲小男孩於。1957年給他寫信說，他想當海軍陸戰隊隊員。蒙哥馬利當時身為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副統帥，卻親筆給他寫了一封回信，祝他運氣好。蒙哥馬利同拉德利划船隊的8名隊員建立了密切的聯繫。該隊在1952年舉行的伊莉莎白女王杯划船比賽的半決賽中，擊敗了聖保羅隊。蒙哥馬利來到比賽終點，並讓舵手去把發理了。那年9月，拉德利划船隊在挪威參加划船比賽，當時蒙哥馬利正在那裡指揮一次軍事演習。拉德利的領隊盧埃林·瓊斯問蒙哥馬利是否願意乘坐遊艇跟一次他們的划船練習。他回答說願意，並問那位舵手理過發沒有。在土耳其訪問時，蒙哥馬利給他們寄去一些土耳其禮物，並親手寫好了郵包。他在隨郵包寄給盧埃林·瓊斯的信中說：“蒂莫西·雷克斯和湯普森（我想他們在比賽中得了第二名）現在在奧斯維斯特里，我已給他們寄去了包裹，你就不用再管他們了。我建議你給每個人一個盒子，給自己留兩個。舵手在沒有理髮以前不能得到他應得的那個盒子！你們在奧斯陸都幹得很不錯，明年我將以極大的興趣跟蹤你們的情況。”蒙哥馬利確實跟蹤了他們的情況，當他們8個人中的一個後來成為牛津大學划船隊隊員時，蒙哥馬利馬上寫信去問他是不是他所見過的那8個人之一，因為他很想向他表示祝賀。
德拉特爾去印度支那任職後，他倆保持著親密的通信關係。當德拉特爾的兒子在印支戰場上犧牲後，蒙哥馬利給他寫去了慰問信。德拉特爾的繼任者朱安發現，他同最高副統帥相處也有許多問題，但他們在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發生個人衝突的機會比在“聯總”少得多。所以，朱安與蒙哥馬利的爭吵沒有德拉特爾與蒙哥馬利的爭吵那麼厲害。
蒙哥馬利最後10年的軍隊生涯過得輕鬆自在，無憂無慮。他不用擔心提升，也沒有肩負多少重大責任，生活過得舒適、安逸。他的年薪為5170英鎊，此外，還有1000英鎊的娛樂補助費。在那個年代，這是一筆很大的收入。伊辛頓磨坊的翻修工作已於50年代初結束，他現在已有一個舒適的家，並且配有陸軍勤務人員。他的生活方式已經定型。他過的是一種公眾生活，而不是私人生活。他與家庭成員（他的兒子戴維除外）之間的鴻溝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他對戴維仍然是保持一種冷淡的父子關係。
蒙哥馬利對他的親屬從來沒有什麼深厚的感情可言，他對他們的疏遠已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貝蒂去世時，他拒絕讓自己的妹妹溫莎照顧戴維。在戰爭期間，他雖然曾答應要參加他弟弟布賴恩的婚禮，但在最後一分鐘卻決定去看足球比賽而不去參加婚禮。他的母親仍然是他最不喜歡的人。當紐波特市決定授予帝國參謀總長蒙哥馬利榮譽市民稱號時，他的母親決定去參加授稱號儀式，於是給紐波特市政會寫信，並受到了邀請，但他的兒子卻不知道這件事。當蒙哥馬利到達並發現他的母親在場時，他非常生氣。可是，他對此已毫無辦法。但他卻堅決不讓他的母親參加午餐會。他堅持要這樣做，也就只好按他的要求辦，這使非常好客的紐波特市政會處於非常難堪的境地。
1949年他的母親去世時，蒙哥馬利拒絕參加她的葬禮。很難說他母親的死對他有多大影響。長期以來，他一直不喜歡他的母親，當他母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時，也許他已經沒有多少感覺。那個對形成他的複雜性格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女人，就這樣悄悄地走出了他的生活。
蒙哥馬利對其他的親屬也保持著距離。當他在多倫多訪問時，他的堂侄到他下榻的飯店去看望他。蒙哥馬利的反應是：“他想要什麼？我不想見他。”他只是敷衍塞責地同堂侄交談了5分鐘。他的妹妹們同他的關係比他的兄弟們近乎些。但戰爭結束後，他認為她們對他感興趣也僅僅是因為他獲得了成功。
他同戴維的關係卻要複雜得多。他非常喜愛自己的兒子。當戴維在國民兵役訓練中獲得“榮譽武裝帶”時，他為他感到驕傲。但當戴維的第一次婚姻破裂時，他也不問青紅皂白，就自然而然地認為是他兒子的錯。但他對戴維的愛是深厚的，兒子婚姻的破裂沒有影響到他們的父子關係。後來，戴維成為蒙哥馬利在伊辛頓少有的幾個探訪者之一。
那些在戰爭期間了解蒙哥馬利的人發現，他現在同過去一樣，對人際關係十分淡漠。他仍然不能或不願意同任何人親近，或建立真正的個人感情。不論是在伊辛頓過簡樸的舒適生活，還是週遊世界，他都能發揮他那自封的軍人政治家的作用。他經常給《泰晤士報》寫信：1950年2月，他抱怨現代滑雪運動已經墮落；同年他規勸人們到威斯敏斯特劇院去看戲劇《旅行的終點》；1952年1月，他呼籲舉辦開放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同年4月，他要求對板球進行更多的控制，以使之更具吸引力；1956年他在一次晚宴上發表有關板球的演講，把板球說成是一種需要領導、紀律和訓練的運動。他經常看各種體育比賽，尤其喜歡看朴次茅斯隊的足球比賽。
蒙哥馬利還從對青年人的關懷中獲得最大的滿足。他喜歡青年人給他作伴，對此他毫不掩飾。他非常關心青年人的培養問題，但他所說的青年人僅指男青年，而不包括女青年。1946年5月，他在英國青少年俱樂部協會的一次會議上發表演講，演講的主題是“青年需要引導”。他宣布說，當國家不再需要他的時候，他將致力於訓練青年人。在戰後那些年的各種集會上，他都反覆強調“青年需要引導”這個問題，並說他願意給予這種幫助。他認為，國民兵役法將使英國青年得到很好的培養。
蒙哥馬利總是樂於支持青少年俱樂部和其他青年組織，而且他給予的幫助常常是非常實際的。在任北約副統帥期間，他成為遍及西歐的野營活動“康科迪亞”的主席。他本人並不富有，但卻常常為培養青少年的活動慷慨解囊，集資捐款。
然而，蒙哥馬利對青年人的關心並不僅僅局限於青少年俱樂部和青年組織，他還同許多青少年保持著個人聯繫。一個名叫斯圖爾特·懷特的10歲小男孩於。1957年給他寫信說，他想當海軍陸戰隊隊員。蒙哥馬利當時身為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副統帥，卻親筆給他寫了一封回信，祝他運氣好。蒙哥馬利同拉德利划船隊的8名隊員建立了密切的聯繫。該隊在1952年舉行的伊莉莎白女王杯划船比賽的半決賽中，擊敗了聖保羅隊。蒙哥馬利來到比賽終點，並讓舵手去把發理了。那年9月，拉德利划船隊在挪威參加划船比賽，當時蒙哥馬利正在那裡指揮一次軍事演習。拉德利的領隊盧埃林·瓊斯問蒙哥馬利是否願意乘坐遊艇跟一次他們的划船練習。他回答說願意，並問那位舵手理過發沒有。在土耳其訪問時，蒙哥馬利給他們寄去一些土耳其禮物，並親手寫好了郵包。他在隨郵包寄給盧埃林·瓊斯的信中說：“蒂莫西·雷克斯和湯普森（我想他們在比賽中得了第二名）現在在奧斯維斯特里，我已給他們寄去了包裹，你就不用再管他們了。我建議你給每個人一個盒子，給自己留兩個。舵手在沒有理髮以前不能得到他應得的那個盒子！你們在奧斯陸都幹得很不錯，明年我將以極大的興趣跟蹤你們的情況。”蒙哥馬利確實跟蹤了他們的情況，當他們8個人中的一個後來成為牛津大學划船隊隊員時，蒙哥馬利馬上寫信去問他是不是他所見過的那8個人之一，因為他很想向他表示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