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頁
老俠：也不盡然。尼采的書就很難用學術規範去衡量，但他的書又是西方的經典，原創性的思想的出現往往無既定規範可循，它憑空而來，當時大都受到冷遇，有時甚至在他孤獨的背影兒近於消滅時，人們才能發現他。歷史上有許多原創性大哲的命運，皆是生前寂寞，身後榮耀。
王朔：我聽說有個叫叔本華的與尼采是一條線上的，他倆之間應該有承續關係吧？
老俠：有。但他倆有很大區別。叔本華的書在結構上完全按照康德對現象界與物自體的劃分，表象屬於現象界，權力意志屬於物自體。而尼采就不是，他的書沒有體系，著作中也找不到什麼注釋，他就是想出來就說了。類似格言體。看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一個神在山上醒來，一邊向下走一邊自言自語，最後提醒他的聽眾與讀者，你們不要把我說的這些當回事，你們要從這閱讀中發現你們自己。聽了我的話，發現了你自己，這就成了。尼采這人有時權不講理，但他不講理的話卻說得極為精彩。他不是說 上帝死了 嗎？他怎麼論證呢。他說：這世界上沒有上帝，如果真有上帝，我怎麼能忍受不成為上帝。尼采征服西方的思想界，靠的就是這種突兀的力量，他幾乎切斷二千年的理性主義傳統，開闢了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像他說自己 為什麼如此智慧 ，一般人會認為這是瘋話。但尼采的獨特就是相對於蘇格拉底開始的理性，他是瘋狂。沉醉的生命之舞。像福柯這樣的怪傑，他的知識考古學和譜系學就是受到尼采的影響，尼採給了他極大的震動。太多的人受惠於尼采的天才。他也確實狂了點，在此之前，誰敢宣稱要拋棄從蘇格拉底開始的理性傳統，而代之以酒神的酩酊大醉！
王朔：他也太狂了點兒。我覺得思想家與學者還是有區別的，思想家是創造，學者是模仿。你提過，有人說九十年代是 思想淡出，學術凸顯 ，這讓我看就有點兒沒勁了。咱這兒缺的就是思想家，學者卻一堆一堆的，擠得有些人都端不住飯碗了。
老俠：西方人的狂妄也有傳統。神學就很狂妄。培根也很狂妄。他在宮廷鬥爭中人格猥瑣，他寫《新工具》時，卻認為自己發現了知識的新大陸，把亞里士多德等人都罵了一遍。他的書的扉頁上印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帆。他以為自己提供的新工具能解開人類的認識之謎。這種狂妄也表現在笛卡爾的 我思故我在 中。直到休謨的 懷疑主義 ，西方人的狂妄才第一次受到打擊。休謨這人給我的震撼不小，看他的《人性論》，他說懷疑主義是致命的，是一種惶惑，一種疾患，永遠不能根治。他懷疑笛卡爾的理性，也懷疑培根的經驗，他懷疑因果關係，也懷疑人的自我、自由意志。後來給西方哲學的狂妄以致命一擊的康德，就是從休漠那兒學來了對知識上的狂妄的蔑視，從盧梭那兒學來對人的尊重，所以他才能劃出那道致命的界限。別人用自己的認識工具檢驗一切，康德的牛逼在於：在你運用智慧和知識工具之前，首先要檢查這智慧本身、這工具本身，在運用之前你要明白它們的局限在哪兒。你這刀只能切到這兒，再向前就要卷刃或折斷了。後來的西方哲學，有創造性的哲學，都繞不過康德。
王朔：聽你這麼說，我們打小就相信的理想就很狂妄，它號稱自己的道理放之四海，自己的理想是人類的歸宿，或是最後的家。
老俠：康德之後，最早的狂妄是從黑格爾開始的，他這人缺少起碼的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責任感。他把普魯士精神弄成世界各民族進化的頂峰，他自己的哲學又是普魯士精神的頂峰，所以他就是頂峰的頂峰，也像孔子那樣 一覽眾山小 ，狂妄必遭無責。波普爾說：歷史上那種審美的激情的狂妄的美好的理想主義所許諾的絕對完美的人間天堂，無一不走向它的反面，為人類自己造就最恐怖的人間地獄。
王朔：那我的拒絕理想、特別是那些一上來就拿大話壓人的理想或道理，是歪打正著了，愣是懵對了。這麼一想，少讀點兒書也不見得不好。只要誠實地對待自己的耳聞眼見，叫個人都能悟出這點兒理兒，都會對孔子那種全是道理的書反感。
我覺得，自己悟出的拒絕要比從書本學來的拒絕更地道也更樸實。
老俠：中國有的知識分子，永遠沒長進，總是找不准批判的對象，該反抗拒絕批判的，他們有意無意地放過或迴避，不該批判的他們雞蛋裡挑骨頭。在這種錯位的背後，還是既得利益起作用。像梁曉聲這類自稱有良知的作家，隔著太平洋大老遠地教訓柯林頓，而對自己身邊的無恥撒嬌似地嗲幾句，這多安全，多有道義感。
凡是安全的道義激憤，都是經過精打細算後的小聰明。我看張承志也屬於此類。
新冒頭的那本《一個也不放過》就更等而下之，找一些不痛不癢的小歌星小主持人小影星的小無恥滅一道，卻放過了大明星的大無恥。
王朔：其實，梁曉聲的教訓柯林頓也透著一種雙重的撒嬌，既向柯林頓撒嬌，也向主流意識撒嬌。他先說他怎麼在老克的桃色緋聞中為老克起而辯護，然後才說到老克的不仗義，拿哥們兒開練。好像中國歷史上古已有之的諫官們，先說如何忠於皇帝你，一切都為皇帝你著想，批評你也是出於一片忠心。母親打兒子仍然是母愛，忠臣批皇帝仍是忠臣，我梁曉聲教訓你老克仍是那個在緋聞中為你仗義直言的梁曉聲。反正我是你老克的哥們兒，批評你也是為了你。多難得的仗義！ 老俠：中國的那些學術的弄cháo兒，玩文學，玩方法，玩語言，淨挑那新cháo的時髦的玩，而西方的東西是一種傳統，不從古希臘一路念下來，哪怕是有個大概的了解，特別是不讀康德，你就想玩分析哲學、語言哲學。文本，想玩現代後現代，是不可能玩出真東西的，至多是在時尚中撈點小名小利。西方的經濟學大家，背後都有深厚的哲學背景和道義關懷，而現今中國的顯學經濟學，卻以一副純學術的面孔祭起學術中立和經濟學與道德無關的旗幟，這背後，除了既得利益外，我實在看不出這種純學術有什麼出息。就是說，把那麼長的歷史都省略掉，拿最新最時髦的東西玩，只能是學術捐客，投機取巧，類似於不正派的商人，連正派的講職業道德的jì女都不如。
王朔：你是說名jì都有職業道德，而咱這的學術明星卻沒有職業操守？
老俠：對。啟蒙者首先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無知，特別是做人的無知。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
王朔：你說咱中國這一百年沒有哲學家吧？
老俠：沒有。至多是史家或哲學跟屁蟲而已。
王朔：也就是寫點兒什麼史，是吧？馮友蘭他是弄哲學的，他主要說的是什麼？
他的哲學主張是什麼？
老俠：馮友蘭的大成就也就是《中國哲學史》，後來他又寫了《原道》等幾本自稱是自己哲學體系的書，沒有什麼原創性思想。
王朔：《中國哲學史》裡頭有他的觀點嗎？
老俠：二三十年代，有兩本哲學史影響頗大，一本是胡適的，一本是馮友蘭的，這兩人都在西方學過哲學，通過中西比較寫中國哲學史，也就是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胡適是開創性的，馮友蘭就是模仿了。但胡適這人是常識派，他的特點是能把晦澀的哲學觀念變成常識，他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你一看簡直就像是科普讀物或通俗讀本。好像他這人天生就淺顯直白，沒有其他中國人的那種打根上來的立而又玄，繞著彎說話，挺直挺淺的道理，讓他們說得又曲折又深奧。中國就缺少胡適這種把自由主義理念變成常識的人。這幾年出了個王小波，他就是常識派，把做人的常識、制度的常識講得透亮徹底。還有個叫林達的，寫了系列的 近距離看美國 ，把美國的理念、制度通過生活常識、具體的案例告訴大家。老百姓就需要這種常識性的啟蒙。學院派講大理論的那套，離常識隔一層，很難轉化為一般人的信念。
王朔：胡適他們那時候剛跟文言文決裂，他一定特別強調這個白話文，儘量直白淺顯，一點文言都不用。其實現在的人說話寫文章還都帶一點文言的痕跡，比如成語、典故的運用，弄得挺有文化的感覺。而胡適他的古學根底也不淺，他好像故意不要那樣，他寫詩好像就是大白話，讀起來不像詩，像念兒歌。順口溜。
老俠：其實當時那些捍衛傳統文化的大家，像梁漱溟、張君勤等也都找來西方的東西說事兒，當自己立論的根據。著名的科玄大論戰，胡適、丁文江用的是科學主義實驗主義，梁漱溟。張君勤他們用的是柏格森主義直覺主義。他們就覺得帕格森的那套說辭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心心相印。你們拿西方的東西否定傳統，我們就拿西方的東西肯定傳統。
王朔：聽你這麼說，那現代以來，中國的哲學也好，文學也好，都能在西方找到一個根，都能沾點兒藍色文明的腥味兒。
老俠：但是這種拿來主義，完全是功利的實用的，隨著國內的時尚沉浮的。拿過來過過一時的嘴癮，風一過，就煙消雲散，很少有人認認真真守著一個東西皓首窮經的。魯迅就說，拿來的全是新的，即時的，一會兒一換，像服裝展示會上的模特們穿了脫，脫了穿，不重樣兒。 五四 時期如此，今天亦如此。
王朔：你說日本對西方的整理跟咱們也一樣麼？日本好像有點兒既跟西方走又特想自己弄條路，也跟美國人說不。
老俠：日本人特別叫真兒。咱們的許多外來術語都是從日本那兒進來的轉口貿易。像 哲學 、 美學 等等。日本人做學問的態度比咱們認真，不可同日而語。
日本學者做的中國文化研究，比咱們紮實得多。中國人太愛投機取巧了。許多碩士、博士論文中的引文都是從什麼地方看到的，別人引了他就拿來用，不會自己下功夫找原著讀一讀，甚至連核對一下出處都懶得做。什麼東西對我的論文有用，還要不費力，就投機取巧地用了。他們也知道，反正導師們也稀里糊塗的。
王朔：咱們算學者的也有幾十萬人吧，裡面總有幾個是正派的吧？
老俠：唉！現在……難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說，在這裡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么正派。
老俠：就是。你想做人的時候卻不知道怎麼做人，你不拿自己當人不想做人的時候卻混出個體面人的名聲，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說正經做人挺累的，挺彆扭的。那些在學問上真一點兒的人，是不是應該有一些？
老俠：有是有，但肯定成不了時尚的寵兒，寂寞無助，連出書都找不到門路。
現在的中國人，離認真的學術、認真的做人太遠了。
王朔：西方也有認真與不認真之分吧，我不信他們就個個做人做學問都認真。
老俠：有本法律界非常有影響的名著，叫《法律與革命》，是個美國教授寫的，他叫哈羅德·J·伯爾曼，你想不出他這本書用了多長時間。
王朔：我聽說有個叫叔本華的與尼采是一條線上的，他倆之間應該有承續關係吧？
老俠：有。但他倆有很大區別。叔本華的書在結構上完全按照康德對現象界與物自體的劃分，表象屬於現象界，權力意志屬於物自體。而尼采就不是，他的書沒有體系，著作中也找不到什麼注釋，他就是想出來就說了。類似格言體。看他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是一個神在山上醒來，一邊向下走一邊自言自語，最後提醒他的聽眾與讀者，你們不要把我說的這些當回事，你們要從這閱讀中發現你們自己。聽了我的話，發現了你自己，這就成了。尼采這人有時權不講理，但他不講理的話卻說得極為精彩。他不是說 上帝死了 嗎？他怎麼論證呢。他說：這世界上沒有上帝，如果真有上帝，我怎麼能忍受不成為上帝。尼采征服西方的思想界，靠的就是這種突兀的力量，他幾乎切斷二千年的理性主義傳統，開闢了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像他說自己 為什麼如此智慧 ，一般人會認為這是瘋話。但尼采的獨特就是相對於蘇格拉底開始的理性，他是瘋狂。沉醉的生命之舞。像福柯這樣的怪傑，他的知識考古學和譜系學就是受到尼采的影響，尼採給了他極大的震動。太多的人受惠於尼采的天才。他也確實狂了點，在此之前，誰敢宣稱要拋棄從蘇格拉底開始的理性傳統，而代之以酒神的酩酊大醉！
王朔：他也太狂了點兒。我覺得思想家與學者還是有區別的，思想家是創造，學者是模仿。你提過，有人說九十年代是 思想淡出，學術凸顯 ，這讓我看就有點兒沒勁了。咱這兒缺的就是思想家，學者卻一堆一堆的，擠得有些人都端不住飯碗了。
老俠：西方人的狂妄也有傳統。神學就很狂妄。培根也很狂妄。他在宮廷鬥爭中人格猥瑣，他寫《新工具》時，卻認為自己發現了知識的新大陸，把亞里士多德等人都罵了一遍。他的書的扉頁上印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帆。他以為自己提供的新工具能解開人類的認識之謎。這種狂妄也表現在笛卡爾的 我思故我在 中。直到休謨的 懷疑主義 ，西方人的狂妄才第一次受到打擊。休謨這人給我的震撼不小，看他的《人性論》，他說懷疑主義是致命的，是一種惶惑，一種疾患，永遠不能根治。他懷疑笛卡爾的理性，也懷疑培根的經驗，他懷疑因果關係，也懷疑人的自我、自由意志。後來給西方哲學的狂妄以致命一擊的康德，就是從休漠那兒學來了對知識上的狂妄的蔑視，從盧梭那兒學來對人的尊重，所以他才能劃出那道致命的界限。別人用自己的認識工具檢驗一切，康德的牛逼在於：在你運用智慧和知識工具之前，首先要檢查這智慧本身、這工具本身，在運用之前你要明白它們的局限在哪兒。你這刀只能切到這兒，再向前就要卷刃或折斷了。後來的西方哲學，有創造性的哲學，都繞不過康德。
王朔：聽你這麼說，我們打小就相信的理想就很狂妄，它號稱自己的道理放之四海，自己的理想是人類的歸宿，或是最後的家。
老俠：康德之後，最早的狂妄是從黑格爾開始的，他這人缺少起碼的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責任感。他把普魯士精神弄成世界各民族進化的頂峰，他自己的哲學又是普魯士精神的頂峰，所以他就是頂峰的頂峰，也像孔子那樣 一覽眾山小 ，狂妄必遭無責。波普爾說：歷史上那種審美的激情的狂妄的美好的理想主義所許諾的絕對完美的人間天堂，無一不走向它的反面，為人類自己造就最恐怖的人間地獄。
王朔：那我的拒絕理想、特別是那些一上來就拿大話壓人的理想或道理，是歪打正著了，愣是懵對了。這麼一想，少讀點兒書也不見得不好。只要誠實地對待自己的耳聞眼見，叫個人都能悟出這點兒理兒，都會對孔子那種全是道理的書反感。
我覺得，自己悟出的拒絕要比從書本學來的拒絕更地道也更樸實。
老俠：中國有的知識分子，永遠沒長進，總是找不准批判的對象，該反抗拒絕批判的，他們有意無意地放過或迴避，不該批判的他們雞蛋裡挑骨頭。在這種錯位的背後，還是既得利益起作用。像梁曉聲這類自稱有良知的作家，隔著太平洋大老遠地教訓柯林頓，而對自己身邊的無恥撒嬌似地嗲幾句，這多安全，多有道義感。
凡是安全的道義激憤，都是經過精打細算後的小聰明。我看張承志也屬於此類。
新冒頭的那本《一個也不放過》就更等而下之，找一些不痛不癢的小歌星小主持人小影星的小無恥滅一道，卻放過了大明星的大無恥。
王朔：其實，梁曉聲的教訓柯林頓也透著一種雙重的撒嬌，既向柯林頓撒嬌，也向主流意識撒嬌。他先說他怎麼在老克的桃色緋聞中為老克起而辯護，然後才說到老克的不仗義，拿哥們兒開練。好像中國歷史上古已有之的諫官們，先說如何忠於皇帝你，一切都為皇帝你著想，批評你也是出於一片忠心。母親打兒子仍然是母愛，忠臣批皇帝仍是忠臣，我梁曉聲教訓你老克仍是那個在緋聞中為你仗義直言的梁曉聲。反正我是你老克的哥們兒，批評你也是為了你。多難得的仗義！ 老俠：中國的那些學術的弄cháo兒，玩文學，玩方法，玩語言，淨挑那新cháo的時髦的玩，而西方的東西是一種傳統，不從古希臘一路念下來，哪怕是有個大概的了解，特別是不讀康德，你就想玩分析哲學、語言哲學。文本，想玩現代後現代，是不可能玩出真東西的，至多是在時尚中撈點小名小利。西方的經濟學大家，背後都有深厚的哲學背景和道義關懷，而現今中國的顯學經濟學，卻以一副純學術的面孔祭起學術中立和經濟學與道德無關的旗幟，這背後，除了既得利益外，我實在看不出這種純學術有什麼出息。就是說，把那麼長的歷史都省略掉，拿最新最時髦的東西玩，只能是學術捐客，投機取巧，類似於不正派的商人，連正派的講職業道德的jì女都不如。
王朔：你是說名jì都有職業道德，而咱這的學術明星卻沒有職業操守？
老俠：對。啟蒙者首先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無知，特別是做人的無知。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
王朔：你說咱中國這一百年沒有哲學家吧？
老俠：沒有。至多是史家或哲學跟屁蟲而已。
王朔：也就是寫點兒什麼史，是吧？馮友蘭他是弄哲學的，他主要說的是什麼？
他的哲學主張是什麼？
老俠：馮友蘭的大成就也就是《中國哲學史》，後來他又寫了《原道》等幾本自稱是自己哲學體系的書，沒有什麼原創性思想。
王朔：《中國哲學史》裡頭有他的觀點嗎？
老俠：二三十年代，有兩本哲學史影響頗大，一本是胡適的，一本是馮友蘭的，這兩人都在西方學過哲學，通過中西比較寫中國哲學史，也就是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胡適是開創性的，馮友蘭就是模仿了。但胡適這人是常識派，他的特點是能把晦澀的哲學觀念變成常識，他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你一看簡直就像是科普讀物或通俗讀本。好像他這人天生就淺顯直白，沒有其他中國人的那種打根上來的立而又玄，繞著彎說話，挺直挺淺的道理，讓他們說得又曲折又深奧。中國就缺少胡適這種把自由主義理念變成常識的人。這幾年出了個王小波，他就是常識派，把做人的常識、制度的常識講得透亮徹底。還有個叫林達的，寫了系列的 近距離看美國 ，把美國的理念、制度通過生活常識、具體的案例告訴大家。老百姓就需要這種常識性的啟蒙。學院派講大理論的那套，離常識隔一層，很難轉化為一般人的信念。
王朔：胡適他們那時候剛跟文言文決裂，他一定特別強調這個白話文，儘量直白淺顯，一點文言都不用。其實現在的人說話寫文章還都帶一點文言的痕跡，比如成語、典故的運用，弄得挺有文化的感覺。而胡適他的古學根底也不淺，他好像故意不要那樣，他寫詩好像就是大白話，讀起來不像詩，像念兒歌。順口溜。
老俠：其實當時那些捍衛傳統文化的大家，像梁漱溟、張君勤等也都找來西方的東西說事兒，當自己立論的根據。著名的科玄大論戰，胡適、丁文江用的是科學主義實驗主義，梁漱溟。張君勤他們用的是柏格森主義直覺主義。他們就覺得帕格森的那套說辭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心心相印。你們拿西方的東西否定傳統，我們就拿西方的東西肯定傳統。
王朔：聽你這麼說，那現代以來，中國的哲學也好，文學也好，都能在西方找到一個根，都能沾點兒藍色文明的腥味兒。
老俠：但是這種拿來主義，完全是功利的實用的，隨著國內的時尚沉浮的。拿過來過過一時的嘴癮，風一過，就煙消雲散，很少有人認認真真守著一個東西皓首窮經的。魯迅就說，拿來的全是新的，即時的，一會兒一換，像服裝展示會上的模特們穿了脫，脫了穿，不重樣兒。 五四 時期如此，今天亦如此。
王朔：你說日本對西方的整理跟咱們也一樣麼？日本好像有點兒既跟西方走又特想自己弄條路，也跟美國人說不。
老俠：日本人特別叫真兒。咱們的許多外來術語都是從日本那兒進來的轉口貿易。像 哲學 、 美學 等等。日本人做學問的態度比咱們認真，不可同日而語。
日本學者做的中國文化研究，比咱們紮實得多。中國人太愛投機取巧了。許多碩士、博士論文中的引文都是從什麼地方看到的，別人引了他就拿來用，不會自己下功夫找原著讀一讀，甚至連核對一下出處都懶得做。什麼東西對我的論文有用，還要不費力，就投機取巧地用了。他們也知道，反正導師們也稀里糊塗的。
王朔：咱們算學者的也有幾十萬人吧，裡面總有幾個是正派的吧？
老俠：唉！現在……難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說，在這裡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么正派。
老俠：就是。你想做人的時候卻不知道怎麼做人，你不拿自己當人不想做人的時候卻混出個體面人的名聲，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說正經做人挺累的，挺彆扭的。那些在學問上真一點兒的人，是不是應該有一些？
老俠：有是有，但肯定成不了時尚的寵兒，寂寞無助，連出書都找不到門路。
現在的中國人，離認真的學術、認真的做人太遠了。
王朔：西方也有認真與不認真之分吧，我不信他們就個個做人做學問都認真。
老俠：有本法律界非常有影響的名著，叫《法律與革命》，是個美國教授寫的，他叫哈羅德·J·伯爾曼，你想不出他這本書用了多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