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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可笑，《秋jú打官司》本身就是張藝謀用最寫實的手法撒的一個彌天大謊。
中國的法律的根本問題是立法精神的問題，從古至今。法等於刑。沒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轉變，其他的一切問題都是細枝末節。作為法學專家，迴避實質性問題，在枝節問題上搔癢，簡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個人很早就離開了體制，當兵復原後什麼都幹過，結果乾什麼都砸，最後逼到了 碼字 上。干別的飯碗都成問題，但 碼字 居然有了飯碗，還混了個臉熟。學院派的那些知識分子摔的是體制內的飯碗，要進入這個體制，要飯吃，而且混出點兒體面來，比如在單位，要是不奉承，那職稱、房子就沒你的，這些壓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俠：有人講過一個笑話。工廠里提工資，一個鉗工因為沒給他提就罷工不幹了。他每天來上班，不上車床，在車間的眾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誰問他什麼，他也不說話。車間主任見了，心裡怕了，知道這人急了，怕出點什麼事，就想辦法補了個名額，給他提了。這跟那些大學教授的鑽營、撕破臉皮、急了滿校園貼小字報、對罵，沒什麼區別。老北大老清華培養了一批現代型的知識分子，後來經過思想改造和各種政治運動，他們就變得農民了，而且是狡黠的農民。愛因斯坦曾說過： 我不相信，高尚的為人態度，在大學和科學院城，要比默默無聞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鋪里發揚得更好
王朔：你剛才說到錢鍾書等人，提出做人的誠實問題，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負責，我怎麼就感覺不到學院派知識人有這種東西。
老俠：知識上不誠實，道德上就不會負責任。普通人不誠實決沒知識分子的不誠實的危害那麼大。因為知識人宣稱 社會良知 。實際上在學術界的背後有明顯的利益動機，他們的下作和小氣是掩飾這類動機，為點兒不大的利益就撒彌天大謊。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聰明、小計算、小陰謀、小陷講，用個堂皇的理由，只為了撈半根稻糙。你之所以受到正統派與學術界的雙重圍剿，就一個原因，你誠實。誠實這種東西，很堅固，很有力，一句大實話足以讓幾千年的他歷史觀原型。比如魯迅，從幾千年的歷史中只讀出兩個字：吃人。
王朔：在咱這兒，做人的誠實、知識的誠實、錢的誠實，從上到下都沒有。就是大家在一起騙來騙去，你給我拋個媚眼，我給你送個秋波，我給你挖個陷講，你給我下個絆子。
老俠：像余秋雨是用傳統文化騙，一幫學院派用舶來品騙，他長篇大論，說來說去，就是不進入主題，費了那麼多口舌，誠實的話一句就說透了。與這些人對話也好、聊天也罷，他們之所以覺得困難，沒力量，就是他們面對的是個誠實的人。
人的不誠實，特別是學術界知識界的不誠實，幾乎就是一種生理狀態，是福柯所說的 身體政治學 。他們自稱是 靈魂工程師 。 啟蒙者 ，實際上他們的靈魂是身體的牢房，社會的陷阱。像一些經濟學界的大腕兒，趕著本土化、民族主義的cháo頭，硬說西方文化是 惡 ，中國文化是 善 ，西方崇尚物質。機器、武力，中國崇尚人文、道德、和平，所以中國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這個說辭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稱是美國制度經濟學家科斯的中國弟子，賣完了洋老師，就賣祖宗。
這種撒謊與《中國可以說不》的撒謊毫無區別。書商撒謊是為了賺錢，盛洪撒謊既賺錢又賺名。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詩人，現在都做書了，與他們接觸，覺得墮落了，每天就是賺錢喝酒嫖女人，他們覺得這樣愉快幸福。墮落得真實。而那些學院派假模假式的，他們看中的不光是錢，還有人格利益，不但要混成體面的中產階級，還要混成良知的代表什麼的。
王朔：有些人在公開場合裝裝孫子，但朋友之間的私人聊天還是酒後吐真言的。
老俠：這是一種雙重人格，像陳凱歌、樊綱、劉恆之類的 大腕兒 ，一面對中央電視台的採訪，就會像背報紙一樣慷慨陳詞，而與朋友吃飯聊天也會罵這罵那，這是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技巧，既得到公開的利益，又在私下裡，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嚴，讓人覺得他們還良知未混。這是一種做人上的惶恐和狡猾。中國人常說老外特傻，其實決不是智商高低的問題，而是一種做人的單純、誠實， NO 就是 No ， YeS 就是 YeS 。要說小心眼、小計謀。小陷阱，誰能玩過中國人呀。
如果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或吉尼斯大全，我們別的不行，說謊和狡猾肯定能有一號。
所以說，中國的知識界的問題就是不知道 誠實 是什麼。知識上的誠實的背後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敬畏和謙卑。
他們動不動就講大眾的無知。愚昧。麻木。這類知識分子，最大的盲點不是知識上的無知，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無知。知識的無知對一個人的道義立場不是特別重要，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可以非常善良、誠實。但一旦在做人上無知了，就會利用知識去無恥，去瞞天過海，這個境界的頂點就是狂妄。北大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博士，居然說中國的經濟學在二十一世紀，將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這也迎合了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cháo流。心中無一絲敬畏，只有利益與時尚，除了對肉體痛苦的恐懼外，什麼都敢幹，靈魂的無知，是最大的盲點。
王朔：知識界的這種無知也有點兒近似於我寫的那些 痞子 了， 我是流氓我怕誰！
老俠：你的流氓起碼還有 咱也是個俗人 的自我認識，而他們卻把自己當作精神貴族來自我欣賞、自我憐愛。學院派啦、王蒙啦，說你 拒絕崇高 ，讓人覺得可笑。我們何嘗有過崇高？連誠實這種最起碼的做人底線都沒有，談崇高不是太奢侈了嗎？村姑談論貴婦人還有人性的根據，騙子談論誠實或人格的高貴，就什麼也沒有了。 王朔：我耳聞近幾年新起了一批年輕的，特有鋒芒，愛誰誰，把一些德高望重的 文化恐龍 都掄了。你了解這些人嗎？他們怎麼樣？
老俠：我看過北大研究生余杰的《冰與火》，號稱 抽屜大學 。我特佩服這些年輕人。
王朔：還有你佩服的人？
老俠：我佩服他們如此小就如此工於心計，學會怎樣出擊，該滅的是誰，該夸的是誰，對什麼人塞炸藥，對什麼人送玫瑰，心裡清清楚楚。表現上壯懷激烈，嫉惡如仇，顯得特道義、特誠實、特有學問，實際上那點小尾巴於不經意中一覽無餘。
他要滅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與他無關，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將來的命運上，特別是知識圈中的地位上，不會有任何實質性影響，於是他就不疼不癢地刺一下，並不想真說什麼。而對那些直接關係到他的切身利益。學術前途和地位的導師、老師，現在大學裡說了算的人，他卻極盡讚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態可掬的乖樣，非由魯迅的辣筆才能活現。余杰的那本《冰與火》中，除了他的幾位老師外，其餘的人都滅。
其中有篇文章叫《先生意氣》，誇了陳平原、張鳴、王岳川，這樣的年輕學子，誇起人來就再找不出新詞了，什麼 當代中國最傑出的文史家之一 。什麼在老師夫婦的學術通信中， 讀出了一種心心相契的欣悅與溫馨。 什麼先生的 既然曾經獨上高樓，也已經望盡天涯路，知道墳場後面不一定是鮮花…… 久久地縈繞在我的心頭。 什麼先生的特殊魅力像先生給學生泡的茶一樣， 令學生聞香識先生。 什麼在聽王岳川先生的課之前 卻早已聞先生之名 ，先生不但課講得滿堂彩，讓學生入迷，在 睡大覺、讀閒書、做白日夢 的九十年代大學課堂，王岳川先生卻 第一次點燃了 學生無精打采的眸子 。文章的結尾又上升到歷史上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的高度，以《論語》中的師生之誼和東林黨人的 一黨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 相期許。這些優雅的肉麻之諛和他要剝 錢穆的皮 的兇狠恰成鮮明的對比。他鞭屍的激烈、義憤已經在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讒媚中小丑化了。對能夠直接影響他命運的、在當前的知識界學院中如日中天的學者，他的底氣全無。他才二十幾歲，這么小小的年紀，初涉文化界，卻圓滑得如同歷盡滄桑的商人或政客。
王朔：比我們剛出道時成熟多了。劉小楓怎麼樣？這幾年總聽人提到他。
老俠：劉小楓與王岳川、王一川是北大的同學。他主要搞基督教，很早去了國外，現居香港。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的支點是西方的基督教，他以基督教為參照系，抓中國傳統中的弱點還是挺準的。中國傳統中的人格弱點，很重要的原因是傳統中沒有一個超越性的絕對尺度，實用得很，一個民族、一個人，沒有一種自律或他律的非實用尺度，就沒有了底線，什麼事都敢做，兇殘虛偽且醜態百出。西方文化，從聖·奧古斯丁開始，就為人的自我認識樹起了一個絕對的尺度，正是在這一神學的尺度下，人世才罪惡重重，人性的弱點才能凸現出來，人才能反省自己，心存敬畏。
弗洛伊德的現代心理學，以及西方近現代關於人性之惡的各種理論，都來自這種神學中的原罪。霍士說人對人是狼，薩特說他人即地獄，帕斯卡爾和蒙田也都以神學的尺度來論述人性的弱點。
休謨的觀點最精彩，他說，人一進入社會、進入群體關係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設計必須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每個人都是一個無賴。人類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養或塑造一種高大完美的善，而是儘可能地把人性之惡減少到最小的程度。人類的制度不可能創造聖徒，但可以使人成為平凡的守法的講道德的人。 防惡 就是最大的善，相反，由柏拉圖經黑格爾到以 揚善 為目的的制度設計中， 揚善 的社會實驗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惡。凡是企圖改造人性重鑄新人的政治制度，所帶來的只能是人性的普遍墮落，集權體制崩潰後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結果。
王朔：我們這兒也有過重鑄新人的試驗，而現在，遍地是無恥。
老俠：劉小楓的基督教路數，從對中國傳統的批判到對當代中國的批判。但他還希望從傳統中挖掘出打通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的資源，他在《拯救與逍遙》中對屈原的論述就是此種嘗試。但我以為，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宗教情懷，沒有神秘主義，無論是楚文化還是後來的儒道佛，皆是實用主義的。屈原的《離騷》是把楚文化的巫術性神秘性納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開山之作，他的詩中的神話成分，全部服務於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的道德劃分，什麼意象代表正面的，什麼意象代表反面的。中國的史官文化的詩文，特別糟的一點就是：把遠古的傳說和神話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東西、神秘的東西都變成了一種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禮儀注釋，結果豐富的象徵變成了簡單的比喻，男女的情愛變成了 后妃之德 ，人與自然的搏鬥變成了 三過家門 而不入的明君品德。中國文人喜歡掉書袋子，引典故，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釋成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徹底閹割了開放的多重性。《離騷》在中國詩歌史上開了一個惡劣的文以載道的先例。楚文化被儒化了，仙女被貞女化了牌坊化了，各種自然現象被道德化了。從屈原開始， 香糙美人之類，成為中國文人以詩發牢騷的最得心應手的寫作技巧。至於《天問》，則是中國知識人推卸責任的開山之作，問了那麼廣那麼遠的問題，無非是為自己的悲劇而追究外在責任，但就是不捫心自問： 我應該負什麼責任？ 這種 眾人皆醉我獨醒 的狂妄與自我美化，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徵，直到現在仍然如此。還有人說《天問》中有科學的預言，這不就跟有一陣子說《易經》中有系統論、控制論、現代足球起源於中國一個德行嗎？變著法強調，凡是世界上好的東西，我們中國古已有之。
中國的法律的根本問題是立法精神的問題，從古至今。法等於刑。沒有立法精神的根本轉變，其他的一切問題都是細枝末節。作為法學專家，迴避實質性問題，在枝節問題上搔癢，簡直就是昧良心。
王朔：我個人很早就離開了體制，當兵復原後什麼都幹過，結果乾什麼都砸，最後逼到了 碼字 上。干別的飯碗都成問題，但 碼字 居然有了飯碗，還混了個臉熟。學院派的那些知識分子摔的是體制內的飯碗，要進入這個體制，要飯吃，而且混出點兒體面來，比如在單位，要是不奉承，那職稱、房子就沒你的，這些壓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俠：有人講過一個笑話。工廠里提工資，一個鉗工因為沒給他提就罷工不幹了。他每天來上班，不上車床，在車間的眾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誰問他什麼，他也不說話。車間主任見了，心裡怕了，知道這人急了，怕出點什麼事，就想辦法補了個名額，給他提了。這跟那些大學教授的鑽營、撕破臉皮、急了滿校園貼小字報、對罵，沒什麼區別。老北大老清華培養了一批現代型的知識分子，後來經過思想改造和各種政治運動，他們就變得農民了，而且是狡黠的農民。愛因斯坦曾說過： 我不相信，高尚的為人態度，在大學和科學院城，要比默默無聞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鋪里發揚得更好
王朔：你剛才說到錢鍾書等人，提出做人的誠實問題，知識上的誠實和道德上的負責，我怎麼就感覺不到學院派知識人有這種東西。
老俠：知識上不誠實，道德上就不會負責任。普通人不誠實決沒知識分子的不誠實的危害那麼大。因為知識人宣稱 社會良知 。實際上在學術界的背後有明顯的利益動機，他們的下作和小氣是掩飾這類動機，為點兒不大的利益就撒彌天大謊。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聰明、小計算、小陰謀、小陷講，用個堂皇的理由，只為了撈半根稻糙。你之所以受到正統派與學術界的雙重圍剿，就一個原因，你誠實。誠實這種東西，很堅固，很有力，一句大實話足以讓幾千年的他歷史觀原型。比如魯迅，從幾千年的歷史中只讀出兩個字：吃人。
王朔：在咱這兒，做人的誠實、知識的誠實、錢的誠實，從上到下都沒有。就是大家在一起騙來騙去，你給我拋個媚眼，我給你送個秋波，我給你挖個陷講，你給我下個絆子。
老俠：像余秋雨是用傳統文化騙，一幫學院派用舶來品騙，他長篇大論，說來說去，就是不進入主題，費了那麼多口舌，誠實的話一句就說透了。與這些人對話也好、聊天也罷，他們之所以覺得困難，沒力量，就是他們面對的是個誠實的人。
人的不誠實，特別是學術界知識界的不誠實，幾乎就是一種生理狀態，是福柯所說的 身體政治學 。他們自稱是 靈魂工程師 。 啟蒙者 ，實際上他們的靈魂是身體的牢房，社會的陷阱。像一些經濟學界的大腕兒，趕著本土化、民族主義的cháo頭，硬說西方文化是 惡 ，中國文化是 善 ，西方崇尚物質。機器、武力，中國崇尚人文、道德、和平，所以中國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這個說辭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稱是美國制度經濟學家科斯的中國弟子，賣完了洋老師，就賣祖宗。
這種撒謊與《中國可以說不》的撒謊毫無區別。書商撒謊是為了賺錢，盛洪撒謊既賺錢又賺名。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詩人，現在都做書了，與他們接觸，覺得墮落了，每天就是賺錢喝酒嫖女人，他們覺得這樣愉快幸福。墮落得真實。而那些學院派假模假式的，他們看中的不光是錢，還有人格利益，不但要混成體面的中產階級，還要混成良知的代表什麼的。
王朔：有些人在公開場合裝裝孫子，但朋友之間的私人聊天還是酒後吐真言的。
老俠：這是一種雙重人格，像陳凱歌、樊綱、劉恆之類的 大腕兒 ，一面對中央電視台的採訪，就會像背報紙一樣慷慨陳詞，而與朋友吃飯聊天也會罵這罵那，這是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技巧，既得到公開的利益，又在私下裡，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嚴，讓人覺得他們還良知未混。這是一種做人上的惶恐和狡猾。中國人常說老外特傻，其實決不是智商高低的問題，而是一種做人的單純、誠實， NO 就是 No ， YeS 就是 YeS 。要說小心眼、小計謀。小陷阱，誰能玩過中國人呀。
如果要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或吉尼斯大全，我們別的不行，說謊和狡猾肯定能有一號。
所以說，中國的知識界的問題就是不知道 誠實 是什麼。知識上的誠實的背後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敬畏和謙卑。
他們動不動就講大眾的無知。愚昧。麻木。這類知識分子，最大的盲點不是知識上的無知，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無知。知識的無知對一個人的道義立場不是特別重要，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可以非常善良、誠實。但一旦在做人上無知了，就會利用知識去無恥，去瞞天過海，這個境界的頂點就是狂妄。北大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博士，居然說中國的經濟學在二十一世紀，將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經濟學。這也迎合了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cháo流。心中無一絲敬畏，只有利益與時尚，除了對肉體痛苦的恐懼外，什麼都敢幹，靈魂的無知，是最大的盲點。
王朔：知識界的這種無知也有點兒近似於我寫的那些 痞子 了， 我是流氓我怕誰！
老俠：你的流氓起碼還有 咱也是個俗人 的自我認識，而他們卻把自己當作精神貴族來自我欣賞、自我憐愛。學院派啦、王蒙啦，說你 拒絕崇高 ，讓人覺得可笑。我們何嘗有過崇高？連誠實這種最起碼的做人底線都沒有，談崇高不是太奢侈了嗎？村姑談論貴婦人還有人性的根據，騙子談論誠實或人格的高貴，就什麼也沒有了。 王朔：我耳聞近幾年新起了一批年輕的，特有鋒芒，愛誰誰，把一些德高望重的 文化恐龍 都掄了。你了解這些人嗎？他們怎麼樣？
老俠：我看過北大研究生余杰的《冰與火》，號稱 抽屜大學 。我特佩服這些年輕人。
王朔：還有你佩服的人？
老俠：我佩服他們如此小就如此工於心計，學會怎樣出擊，該滅的是誰，該夸的是誰，對什麼人塞炸藥，對什麼人送玫瑰，心裡清清楚楚。表現上壯懷激烈，嫉惡如仇，顯得特道義、特誠實、特有學問，實際上那點小尾巴於不經意中一覽無餘。
他要滅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與他無關，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將來的命運上，特別是知識圈中的地位上，不會有任何實質性影響，於是他就不疼不癢地刺一下，並不想真說什麼。而對那些直接關係到他的切身利益。學術前途和地位的導師、老師，現在大學裡說了算的人，他卻極盡讚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態可掬的乖樣，非由魯迅的辣筆才能活現。余杰的那本《冰與火》中，除了他的幾位老師外，其餘的人都滅。
其中有篇文章叫《先生意氣》，誇了陳平原、張鳴、王岳川，這樣的年輕學子，誇起人來就再找不出新詞了，什麼 當代中國最傑出的文史家之一 。什麼在老師夫婦的學術通信中， 讀出了一種心心相契的欣悅與溫馨。 什麼先生的 既然曾經獨上高樓，也已經望盡天涯路，知道墳場後面不一定是鮮花…… 久久地縈繞在我的心頭。 什麼先生的特殊魅力像先生給學生泡的茶一樣， 令學生聞香識先生。 什麼在聽王岳川先生的課之前 卻早已聞先生之名 ，先生不但課講得滿堂彩，讓學生入迷，在 睡大覺、讀閒書、做白日夢 的九十年代大學課堂，王岳川先生卻 第一次點燃了 學生無精打采的眸子 。文章的結尾又上升到歷史上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的高度，以《論語》中的師生之誼和東林黨人的 一黨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 相期許。這些優雅的肉麻之諛和他要剝 錢穆的皮 的兇狠恰成鮮明的對比。他鞭屍的激烈、義憤已經在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讒媚中小丑化了。對能夠直接影響他命運的、在當前的知識界學院中如日中天的學者，他的底氣全無。他才二十幾歲，這么小小的年紀，初涉文化界，卻圓滑得如同歷盡滄桑的商人或政客。
王朔：比我們剛出道時成熟多了。劉小楓怎麼樣？這幾年總聽人提到他。
老俠：劉小楓與王岳川、王一川是北大的同學。他主要搞基督教，很早去了國外，現居香港。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的支點是西方的基督教，他以基督教為參照系，抓中國傳統中的弱點還是挺準的。中國傳統中的人格弱點，很重要的原因是傳統中沒有一個超越性的絕對尺度，實用得很，一個民族、一個人，沒有一種自律或他律的非實用尺度，就沒有了底線，什麼事都敢做，兇殘虛偽且醜態百出。西方文化，從聖·奧古斯丁開始，就為人的自我認識樹起了一個絕對的尺度，正是在這一神學的尺度下，人世才罪惡重重，人性的弱點才能凸現出來，人才能反省自己，心存敬畏。
弗洛伊德的現代心理學，以及西方近現代關於人性之惡的各種理論，都來自這種神學中的原罪。霍士說人對人是狼，薩特說他人即地獄，帕斯卡爾和蒙田也都以神學的尺度來論述人性的弱點。
休謨的觀點最精彩，他說，人一進入社會、進入群體關係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設計必須建立在這樣的假定上：每個人都是一個無賴。人類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養或塑造一種高大完美的善，而是儘可能地把人性之惡減少到最小的程度。人類的制度不可能創造聖徒，但可以使人成為平凡的守法的講道德的人。 防惡 就是最大的善，相反，由柏拉圖經黑格爾到以 揚善 為目的的制度設計中， 揚善 的社會實驗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惡。凡是企圖改造人性重鑄新人的政治制度，所帶來的只能是人性的普遍墮落，集權體制崩潰後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結果。
王朔：我們這兒也有過重鑄新人的試驗，而現在，遍地是無恥。
老俠：劉小楓的基督教路數，從對中國傳統的批判到對當代中國的批判。但他還希望從傳統中挖掘出打通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的資源，他在《拯救與逍遙》中對屈原的論述就是此種嘗試。但我以為，中國文化中根本沒有宗教情懷，沒有神秘主義，無論是楚文化還是後來的儒道佛，皆是實用主義的。屈原的《離騷》是把楚文化的巫術性神秘性納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開山之作，他的詩中的神話成分，全部服務於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的道德劃分，什麼意象代表正面的，什麼意象代表反面的。中國的史官文化的詩文，特別糟的一點就是：把遠古的傳說和神話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東西、神秘的東西都變成了一種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禮儀注釋，結果豐富的象徵變成了簡單的比喻，男女的情愛變成了 后妃之德 ，人與自然的搏鬥變成了 三過家門 而不入的明君品德。中國文人喜歡掉書袋子，引典故，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釋成統治者的意識形態，徹底閹割了開放的多重性。《離騷》在中國詩歌史上開了一個惡劣的文以載道的先例。楚文化被儒化了，仙女被貞女化了牌坊化了，各種自然現象被道德化了。從屈原開始， 香糙美人之類，成為中國文人以詩發牢騷的最得心應手的寫作技巧。至於《天問》，則是中國知識人推卸責任的開山之作，問了那麼廣那麼遠的問題，無非是為自己的悲劇而追究外在責任，但就是不捫心自問： 我應該負什麼責任？ 這種 眾人皆醉我獨醒 的狂妄與自我美化，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徵，直到現在仍然如此。還有人說《天問》中有科學的預言，這不就跟有一陣子說《易經》中有系統論、控制論、現代足球起源於中國一個德行嗎？變著法強調，凡是世界上好的東西，我們中國古已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