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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中青年學者，連史帶人帶詩一起夸。就像對待《紅樓夢》，感覺上凡是有點兒名的上層次的文人都寫過《紅樓夢》，劉心武關於《紅樓夢》的文字，恨不得連書中的一口唾沫都要硬看出微言大義，附庸風雅到這種地步，是個東西經這麼一夸也就不是東西了，被糟踏得不成樣子，成了個垃圾桶。中國知識界的附庸風雅、攀附權貴在造就一個個偽君子的同時，也製造著一個個垃圾桶。把人誇得不是人了，而中國又沒有神，你說他成了什麼，垃圾桶。《紅樓夢》並沒有優秀到字字珠璣的地步，曹雪芹就好賣弄他的文采，動不動就開個詩社什麼的，你一首他一首我一首的，沒有幾首能讀的，占了太多的篇幅。
王朔：學術界的這種浮誇沒有感情，沒有性情，大家都在附庸風雅玩文字遊戲，弄到最後把人誇得一個個面目可憎。魯迅，四九年後愣被捧成個神，一個大垃圾桶，什麼垃圾都往魯迅身上堆，這麼多年的魯迅研究大都是垃圾。這固然有意識形態上的原因，現在看，附庸風雅也難逃其咎。流毒至今。像我這樣與學問無關的人，對魯迅的反感就是這些垃圾造成的。很多年輕人都有與我類似的感覺。當年魯迅說最惡莫過於 捧殺 ，他自己身後的命運正應了他當年的咒語。
老俠：但那些真正的信仰者大都被遺忘被冷遇。林昭。1954年入北大新聞系，1957年成了右派被勞改。她是50多萬的拒不認罪者，l960年因參與所謂 反黨反革命小集團 而入獄，1962年 取保候審 ，同年12月再度入獄，被判有期徒刑10年。1968年4月29日被槍殺。她曾向北大校方發出質問：
當年蔡元培在北大任教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們呢？ 她還在臨終前自信地寫道： 揩吧！揩吧！這是血呢！ 但她不知道，殉難者的血跡很容易抹去。
王朔：中國文化人的媚態打小兒就耳濡目染，是根子上的，一代代淵遠流長，不光是向權貴。向大眾拋秋波，文化人之間彼此的互媚更情誼綿綿。波瀾壯闊。
老俠：你的小說中有這樣的情節，一個學者，或詩人或文化名人，一群陌生的小年輕的，第一次見他，畢恭畢敬地敲開門，進去就是沒頭沒腦沒天沒地的亂夸一通，那老師一下就暈了，找不著北了。你剛才說魯迅毀於他詛咒過的 捧殺 ，改革開放前，魯迅這個垃圾桶中全是革命硬骨頭。一改革開放，這桶中有點兒值錢的玩意了。易拉罐啦，口香糖啦，沒準還有個把冰箱彩電電腦之類的。穿不上褲子的時代用無私的心靈捧人，小康的時代就用暴發戶的揮霍捧人。
常從報刊上看到巴金老弟給冰心大姐的信，還有蕭乾，那種相互的撫摸幾近於寶哥哥和林妹妹，但我從未見過這種通信中有樸素的真性情，似乎彼此寫信問候只是為了見諸於媒體，向社會炫耀些什麼。在老一輩中，王元化有些真性情。他講起過早年清華園的生活，那種透明、暢快、自由的呼吸，是他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時光。他的父母在清華教書，都是基督徒，從不干涉他的生活。還有李慎之老人，是現在還活著的世紀老人中，難得的有良知者，從他的文字中，還能讀出真性情，還有種激情之思……要說冰心和巴金之間的那種惺惜，還有點兒才女與才子之間士大夫的遺韻。到了劉心武、王蒙這一代人，相互之間的夸就是赤裸裸的互媚。
百花文藝出版社曾出過一本名家論名家的書，一大批當紅文人，你說我好，我說你更好，簡直到了不知羞恥的地步。
王朔：有些夸也不全是世紀老人們自個兒的責任，很多關於 文化恐龍 們的吹捧文章，都是家屬們在背後指使的。寫傳要經過家屬的同意。這種把關有時比意識形態的審查還要嚴厲和苛刻，還要只准讚美不許批評。
老俠：這種保護是一種利益關係。很多所謂的名人傳記，嚴格地講已經不是傳了，而是他們的兒女們、家屬們，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授意把他們家的 古董 寫成什麼樣子。
王朔：祖宗傳下來了就這麼一件值錢的 古董 。還有幾道裂fèng，一定要精心呵護，千萬不能砸了。我覺得這些家屬很愚蠢，非要把他們家的 古董 弄成很偉大的人物，不怕累著。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想，好像這樣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爹（老舍），簡直是個空頭文學家。
老俠：不光空頭，且很貪婪，榨乾了骨髓還要吃。12月3號的《南方周末》，有一篇關於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寫巴金在醫院中治病。但題目很大很嚇人，叫《一個純潔的靈魂——記病中巴金》。我不知道作者為什麼不直接用 記病中巴金 做題目，非要弄個 純潔的靈魂 安上，似乎這樣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話不好好說，偏說空話。這種夸法是一套程式化的東西，已成為國人的思維定勢，程序一旦啟動，就由不得你了，即使被誇者臉紅心跳，大聲斷喝讓讚美機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把輸入的成仙成聖的詞彙全部輸出，否則機器不會停轉。
王朔：這就叫 照死里夸 。把死人夸活，借屍還魂。把活人夸死，豐碑永存。
老俠：不要說 良知 、 高貴 了，做人的最起碼的誠實，對國人來說都是一種非常奢侈的東西，我們揮霍不起。這條底線太不容易堅守了。說謊是許多人的精神癌症。不會說謊就意味著無法生存，說謊安全，說謊一本萬利，空手套白狼。
學別的東西比登天還難，學說謊學無恥根本不用教，一種娘胎中血液中的無恥。
大躍進時，某科學家居然要從科學的角度論證高產糧食能達到幾萬斤、十幾萬斤。
這種知識上的不誠實是最大的無恥。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論及黑格爾哲學，他說黑格爾的成功是 不誠實的時代 和不負責任的時代 的開始， 起初是知識上的不誠實，後來作為其結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負責任；直至出現一個被一種誇大其詞的魔法和隱語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時代。 波普爾引證了一些黑格爾哲學中關於自然科學的論述，結論是，黑格爾連起碼的自然科學的常識都不懂，卻能構造出龐大的自然哲學體系。而且黑格爾明明知道他在自然知識上造假，但他仍然要把這一假象上升到辯證法。本體論的高度。這種理性的無恥也是黑格爾在中國頗有市場的原因。
王朔：知識上的誠實與道義上的負責，是一個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這兒，要是守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俠：半步也不行。甚至腳根兒稍一動，就可能全線崩潰。中國知識界的關鍵不是理論問題，而是誠實問題。這是底線。道義上的勇氣不夠還可以理解，知識上的誠實一旦喪失，上帝也救不了我們。真正堅守在自己的寫字檯前，讓一雙銳利的眼睛俯視你的筆，這種自律就是良知。遺憾的是，這種人幾近滅絕。多年前，在北大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一個研究生提到了馮友蘭，每天早晨拄著拐杖立於未名湖畔，面朝東方，等待日出什麼的。這個學生被馮友蘭肅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動。其實，這種形式只是一種做出來的姿態，是做給別人看的，他知道這姿態很能迷惑一些人。
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對日出對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會在五十年代去印度時有意迴避他的老同學和老朋友，不會寫出那麼多御用的哲學垃圾，不會進入 文革 時的寫作班子。他自己的哲學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經成聖成神，但在現實中卻沒有任何堅守。
而中國人對這類學者極為寬容，如同對那些沉默者的寬容一樣。實際上，這種寬容決非真正的寬容，而是一種同病相憐的相互庇護。
我倒更欣賞宗白華，這位老先生只對藝術有興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地位者。他最愛幹的事是去看好的畫展，只要有，他從不會要求學校給派車，自己拎個包，拿著拐杖，擠上公共汽車就去了。他對中國藝術的特徵的感悟是現存的美學家無人能與之相媲美的。李澤厚的《美學歷程》關於中國藝術的議論最精彩的段子，全部來自宗白華，有了宗白華之後，余秋雨還厚臉皮去 文化苦旅 。他肯定沒看過宗白華的東西，或看了不以為然。
王朔：但學院派對一些骨子裡堅守的人卻非常苛刻，類似一種懦弱者的同盟，真的牆不敢以頭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紙糊的牆。久而久之，中國知識界的正義感全發泄在綿羊或豬的身上，面對一群螞蟻的大義凜然和面對一隻虎的猥瑣下作，也不知道那麼多知識都到哪去了，字兒一認得多，人就變得小心眼兒。他們一開口，上帝就發笑。
老俠：上帝不會盲目地發笑，中國知識界的一些人的下作連值得發笑的遊戲都玩不好。中國只有讀書人，但沒有知識分子。經過近百年的啟蒙和開放，仍不及歷史上的司馬遷和莊子。這兩個人是中國讀書人中罕見的清醒者。 王朔：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我沒什麼概念，學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還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總想找個明白人兒，理出個大概的頭緒。
老俠：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群體，大致可以分為 民間的 、 體制內的 兩路， 體制內的 又分為 學院的 和 准官僚的 。
王朔：思想解放運動在當時還是衝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紛紛出籠。
老俠：在思想解放的旗幟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會中，一回來就鮮花怒放，當時有一本暢銷小說集《重放的鮮花》，全是當年的右派們的成名作，像劉賓雁、王蒙、劉紹棠、從維熙等等。這批右派作家的頂峰是第四屆文代會，這之後，他們不但是作品影響全國，而且也紛紛進入文化領域的權力機構中執掌實權。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劉心武的小說、傷痕文學、改革文學等等。這兩批人有共同的特點，都以文字風行於世，又以權力接近高層。王蒙最後坐到文化部長，劉心武是《人民文學》主編，王若水、胡績偉。劉賓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級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級。
王朔：這些人是當時的大眾文化。
老俠：也是當時的社會思想貧乏所致。
王朔：那學院派呢？
老俠：學院派也分為幾撥。像李澤厚、劉再復是一類，走的是哲學、美學、理論批判的路數，但劉再復後來當了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也成了准官僚。他們的黃金期以八六年召開的 新時期十年討論會 為高峰，那個會上，劉再復、李澤厚被捧為 理論教皇 了，大會的程序有點兒類似黨代會，以學習劉再復的人道主義文學觀為核心，分組座談，是一次文藝理論界的 閱兵式 。後來讓一匹黑馬給攪了。
包遵信、金觀濤等人走的是 叢書 啟蒙的路數。他們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觀念的主要來源，影響之大，記憶猶新。後來內部分裂了。
王朔：學術界的這種浮誇沒有感情，沒有性情，大家都在附庸風雅玩文字遊戲，弄到最後把人誇得一個個面目可憎。魯迅，四九年後愣被捧成個神，一個大垃圾桶，什麼垃圾都往魯迅身上堆，這麼多年的魯迅研究大都是垃圾。這固然有意識形態上的原因，現在看，附庸風雅也難逃其咎。流毒至今。像我這樣與學問無關的人，對魯迅的反感就是這些垃圾造成的。很多年輕人都有與我類似的感覺。當年魯迅說最惡莫過於 捧殺 ，他自己身後的命運正應了他當年的咒語。
老俠：但那些真正的信仰者大都被遺忘被冷遇。林昭。1954年入北大新聞系，1957年成了右派被勞改。她是50多萬的拒不認罪者，l960年因參與所謂 反黨反革命小集團 而入獄，1962年 取保候審 ，同年12月再度入獄，被判有期徒刑10年。1968年4月29日被槍殺。她曾向北大校方發出質問：
當年蔡元培在北大任教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你們呢？ 她還在臨終前自信地寫道： 揩吧！揩吧！這是血呢！ 但她不知道，殉難者的血跡很容易抹去。
王朔：中國文化人的媚態打小兒就耳濡目染，是根子上的，一代代淵遠流長，不光是向權貴。向大眾拋秋波，文化人之間彼此的互媚更情誼綿綿。波瀾壯闊。
老俠：你的小說中有這樣的情節，一個學者，或詩人或文化名人，一群陌生的小年輕的，第一次見他，畢恭畢敬地敲開門，進去就是沒頭沒腦沒天沒地的亂夸一通，那老師一下就暈了，找不著北了。你剛才說魯迅毀於他詛咒過的 捧殺 ，改革開放前，魯迅這個垃圾桶中全是革命硬骨頭。一改革開放，這桶中有點兒值錢的玩意了。易拉罐啦，口香糖啦，沒準還有個把冰箱彩電電腦之類的。穿不上褲子的時代用無私的心靈捧人，小康的時代就用暴發戶的揮霍捧人。
常從報刊上看到巴金老弟給冰心大姐的信，還有蕭乾，那種相互的撫摸幾近於寶哥哥和林妹妹，但我從未見過這種通信中有樸素的真性情，似乎彼此寫信問候只是為了見諸於媒體，向社會炫耀些什麼。在老一輩中，王元化有些真性情。他講起過早年清華園的生活，那種透明、暢快、自由的呼吸，是他這一生最值得珍惜的時光。他的父母在清華教書，都是基督徒，從不干涉他的生活。還有李慎之老人，是現在還活著的世紀老人中，難得的有良知者，從他的文字中，還能讀出真性情，還有種激情之思……要說冰心和巴金之間的那種惺惜，還有點兒才女與才子之間士大夫的遺韻。到了劉心武、王蒙這一代人，相互之間的夸就是赤裸裸的互媚。
百花文藝出版社曾出過一本名家論名家的書，一大批當紅文人，你說我好，我說你更好，簡直到了不知羞恥的地步。
王朔：有些夸也不全是世紀老人們自個兒的責任，很多關於 文化恐龍 們的吹捧文章，都是家屬們在背後指使的。寫傳要經過家屬的同意。這種把關有時比意識形態的審查還要嚴厲和苛刻，還要只准讚美不許批評。
老俠：這種保護是一種利益關係。很多所謂的名人傳記，嚴格地講已經不是傳了，而是他們的兒女們、家屬們，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授意把他們家的 古董 寫成什麼樣子。
王朔：祖宗傳下來了就這麼一件值錢的 古董 。還有幾道裂fèng，一定要精心呵護，千萬不能砸了。我覺得這些家屬很愚蠢，非要把他們家的 古董 弄成很偉大的人物，不怕累著。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想，好像這樣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爹（老舍），簡直是個空頭文學家。
老俠：不光空頭，且很貪婪，榨乾了骨髓還要吃。12月3號的《南方周末》，有一篇關於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寫巴金在醫院中治病。但題目很大很嚇人，叫《一個純潔的靈魂——記病中巴金》。我不知道作者為什麼不直接用 記病中巴金 做題目，非要弄個 純潔的靈魂 安上，似乎這樣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話不好好說，偏說空話。這種夸法是一套程式化的東西，已成為國人的思維定勢，程序一旦啟動，就由不得你了，即使被誇者臉紅心跳，大聲斷喝讓讚美機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把輸入的成仙成聖的詞彙全部輸出，否則機器不會停轉。
王朔：這就叫 照死里夸 。把死人夸活，借屍還魂。把活人夸死，豐碑永存。
老俠：不要說 良知 、 高貴 了，做人的最起碼的誠實，對國人來說都是一種非常奢侈的東西，我們揮霍不起。這條底線太不容易堅守了。說謊是許多人的精神癌症。不會說謊就意味著無法生存，說謊安全，說謊一本萬利，空手套白狼。
學別的東西比登天還難，學說謊學無恥根本不用教，一種娘胎中血液中的無恥。
大躍進時，某科學家居然要從科學的角度論證高產糧食能達到幾萬斤、十幾萬斤。
這種知識上的不誠實是最大的無恥。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論及黑格爾哲學，他說黑格爾的成功是 不誠實的時代 和不負責任的時代 的開始， 起初是知識上的不誠實，後來作為其結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負責任；直至出現一個被一種誇大其詞的魔法和隱語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時代。 波普爾引證了一些黑格爾哲學中關於自然科學的論述，結論是，黑格爾連起碼的自然科學的常識都不懂，卻能構造出龐大的自然哲學體系。而且黑格爾明明知道他在自然知識上造假，但他仍然要把這一假象上升到辯證法。本體論的高度。這種理性的無恥也是黑格爾在中國頗有市場的原因。
王朔：知識上的誠實與道義上的負責，是一個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這兒，要是守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俠：半步也不行。甚至腳根兒稍一動，就可能全線崩潰。中國知識界的關鍵不是理論問題，而是誠實問題。這是底線。道義上的勇氣不夠還可以理解，知識上的誠實一旦喪失，上帝也救不了我們。真正堅守在自己的寫字檯前，讓一雙銳利的眼睛俯視你的筆，這種自律就是良知。遺憾的是，這種人幾近滅絕。多年前，在北大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一個研究生提到了馮友蘭，每天早晨拄著拐杖立於未名湖畔，面朝東方，等待日出什麼的。這個學生被馮友蘭肅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動。其實，這種形式只是一種做出來的姿態，是做給別人看的，他知道這姿態很能迷惑一些人。
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對日出對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會在五十年代去印度時有意迴避他的老同學和老朋友，不會寫出那麼多御用的哲學垃圾，不會進入 文革 時的寫作班子。他自己的哲學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經成聖成神，但在現實中卻沒有任何堅守。
而中國人對這類學者極為寬容，如同對那些沉默者的寬容一樣。實際上，這種寬容決非真正的寬容，而是一種同病相憐的相互庇護。
我倒更欣賞宗白華，這位老先生只對藝術有興趣，是北大知名教授中最淡泊名利地位者。他最愛幹的事是去看好的畫展，只要有，他從不會要求學校給派車，自己拎個包，拿著拐杖，擠上公共汽車就去了。他對中國藝術的特徵的感悟是現存的美學家無人能與之相媲美的。李澤厚的《美學歷程》關於中國藝術的議論最精彩的段子，全部來自宗白華，有了宗白華之後，余秋雨還厚臉皮去 文化苦旅 。他肯定沒看過宗白華的東西，或看了不以為然。
王朔：但學院派對一些骨子裡堅守的人卻非常苛刻，類似一種懦弱者的同盟，真的牆不敢以頭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紙糊的牆。久而久之，中國知識界的正義感全發泄在綿羊或豬的身上，面對一群螞蟻的大義凜然和面對一隻虎的猥瑣下作，也不知道那麼多知識都到哪去了，字兒一認得多，人就變得小心眼兒。他們一開口，上帝就發笑。
老俠：上帝不會盲目地發笑，中國知識界的一些人的下作連值得發笑的遊戲都玩不好。中國只有讀書人，但沒有知識分子。經過近百年的啟蒙和開放，仍不及歷史上的司馬遷和莊子。這兩個人是中國讀書人中罕見的清醒者。 王朔：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群體我沒什麼概念，學院派啦、幕僚派啦等等。
老俠：你指的是八十年代還是九十年代？
王朔：全算上，我總想找個明白人兒，理出個大概的頭緒。
老俠：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群體，大致可以分為 民間的 、 體制內的 兩路， 體制內的 又分為 學院的 和 准官僚的 。
王朔：思想解放運動在當時還是衝破了一些禁忌，牛鬼蛇神紛紛出籠。
老俠：在思想解放的旗幟下，一大批右派作家重新回到社會中，一回來就鮮花怒放，當時有一本暢銷小說集《重放的鮮花》，全是當年的右派們的成名作，像劉賓雁、王蒙、劉紹棠、從維熙等等。這批右派作家的頂峰是第四屆文代會，這之後，他們不但是作品影響全國，而且也紛紛進入文化領域的權力機構中執掌實權。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劉心武的小說、傷痕文學、改革文學等等。這兩批人有共同的特點，都以文字風行於世，又以權力接近高層。王蒙最後坐到文化部長，劉心武是《人民文學》主編，王若水、胡績偉。劉賓雁等人也大都是部級待遇，最低也是司局級。
王朔：這些人是當時的大眾文化。
老俠：也是當時的社會思想貧乏所致。
王朔：那學院派呢？
老俠：學院派也分為幾撥。像李澤厚、劉再復是一類，走的是哲學、美學、理論批判的路數，但劉再復後來當了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文學評論》主編，也成了准官僚。他們的黃金期以八六年召開的 新時期十年討論會 為高峰，那個會上，劉再復、李澤厚被捧為 理論教皇 了，大會的程序有點兒類似黨代會，以學習劉再復的人道主義文學觀為核心，分組座談，是一次文藝理論界的 閱兵式 。後來讓一匹黑馬給攪了。
包遵信、金觀濤等人走的是 叢書 啟蒙的路數。他們編的《走向未來叢書》成了一代青年人汲取新觀念的主要來源，影響之大，記憶猶新。後來內部分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