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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文章中的結尾常有類似 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吧 這種。只不過余秋雨的文字中，多了點兒港台的軟語，比如像 殷殷地企盼著 ，整個兒是流行歌曲。
王朔：我覺得全世界的大眾文化都一樣。西方與中國沒什麼本質的區別。大眾文化中有一種世俗的關懷，有一些能夠持久地淺淺地打動人的東西，比如說言情小說中的東西，《廊橋遺夢》看得中年婦女們蠢蠢欲動。比如說刺激的東西，金庸的武俠，好萊塢的恐怖片，港台的功夫片，真正有點兒趣味兒的人，看了這些肯定會煩。但是大眾需要這種撫摸，就像家庭主婦每天需要油鹽醬醋茶，白領階層需要名牌西服領帶皮鞋一樣。
老俠：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區別，在中國很難分清楚。
但在西方，什麼是大眾文化，什麼不是大眾文化，有比較容易看出的界線。不是一部作品影響大、波及面廣就叫大眾文化。
比如五十年代金斯堡的長詩《嚎叫》，居然發行了50多萬，這在詩歌史上也是天文數字。這詩的流行與二戰後年輕一代的迷惘騷動想宣洩有關。但你很難說金斯堡的詩是大眾文化。他現在已經成為文科大學生的必讀書，成了經典。而在中國，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都向主流靠攏，所以，你分不清學術界的本土化cháo流與大眾文化的偽民俗製作之間的區別。其實沒有區別。
王朔：他們是不約而同的。一進入大眾文化，就大有賣身投靠，身不由己，跟著走的被強xx感。但是，時間一長，最初的恥辱漸漸消失了，光剩下享受了……錢呀。名呀、鮮花美女掌聲呀，眾星拱月的感覺不由你不輕飄飄的。
老俠：對呀。學術界也如此。當然學術界的說辭比大眾文化更具有表面上的嚴肅性，比如弄來個薩伊德，東方主義、文化霸權。話語權力。話語霸權。新權威主義……這些年還有持續地討論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什麼的，中國文學為什麼得不了諾貝爾文學獎？好像我們的文學早達到了那個水平，不給我們是西方文化霸權的民族歧視。只有中國人能到這個程度，討論自己的作家為什麼沒獲諾貝爾文學獎。這種炒作比大眾文化更噁心。原來，國內總說中國文化熱什麼的，我也真以為中國人的作品在國外火得一塌糊塗。但我一出國，才發現這只是一廂情願的自摸，是自己虛構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撞擊，根本就沒有那麼回事。不要說當代作家了，就連魯迅，外國的年輕人，大學裡學文科的學生都不知道魯迅是誰。但在中國，大學文科的學生有幾個不知道海明威的。什麼叫走向世界，只有你的作品超出了漢學的職業圈子，走向了人家的文化市場，像海明威在中國賣得那麼火，才叫走向世界。就幾個漢學家在小圈子裡弄了弄，就把中國的文化人弄得神魂顛倒，以為自己在美國家喻戶曉，不是太可笑了嗎？再說，漢學家讀你研究你是職業，是飯碗，與中國文化在外面的影響沒多大關係。
退一步講，抗拒西方的霸權，你要有道義上物質上的實力。聯合國憲章是按照自由主義價值觀寫的，世貿組織的規則是按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的原則定的，八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北約，凡是可以左右世界全局性的制度，皆由西方人控制。這不單是什麼軍事霸權、政治霸權。文化霸權。話語霸權，最根本的是制度化霸權，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制度建構，皆以西方的規則為基準。在文化上，理論研究也好，電影。文學、繪畫也好，制高點都在西方手中。歐洲三大電影獎，奧斯卡獎。格萊梅音樂獎。威尼斯年展、諾貝爾獎，連體育的最高榮譽獎都在西方人手中，什麼歐文斯獎。世界足球先生。歐洲足球先生等。西方的這種制度化的全球霸權是它的實力使然。縱然你有一腔熱血，你是正直的愛國者，沒有實力，空喊號子去跟人家斗，不就是世紀末的義和團嗎？
王朔：作為個人，現在的國人什麼都不愛，只愛他自己。
說到具體的某個人，他不肯為祖國而拔一毛，卻可以利用愛國來滿足一己私利。 王朔：現在有群生猛小生，沖著名人開刀，不光是給余秋雨、王蒙上課，講台都搬到像錢鍾書這類德高望重、眾口一詞的大師門口。
感覺上，錢鍾書學問很大，挺清高的，拒絕這拒絕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這麼媚俗。
老俠：錢鍾書是有學問，也很清高，從媒體的報導看，他是愛誰誰，拒絕中國的媒體炒作，《東方之子》的採訪也吃閉門羹。他更拒絕國外名牌大學的邀請，管你是牛津、哈佛，沒戲。而恰恰是這種拒絕，又變成了另一種炒作， 大隱隱於市
這條古訓又有了當代踐行者，越隱越顯，越拒絕越有人格高潔的美名。這種生存策略在中國已有幾千年傳統，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有多長，隱士成名的傳統就有多長，我弄不懂這種隱士文化到底是什麼——所有的隱士都極有名，且都是 歲寒之松柏 之類的高潔。
王朔：我怎麼覺得這像是一種成心。
老俠：錢鍾書的那種拒絕，我以為是一種人格上的盲點，也就是狂妄到極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 錢學 的位置，他就當真了，以為自己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學問家，狂妄到連牛津、哈佛這樣的高等學府都請不動的地步。而我以為，一個學者總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這樣的地方，出過多少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呀。一個學人去這種學術聖殿，就像教徒走進教堂。如果你還是個學者的話。而且他拒絕的理由是人家聽不懂他的學問，他去牛津、哈佛講學是對牛彈琴。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推崇無所不能的人格神，一個人要是聖賢，就什麼都行，進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齊家修身，所有的界限都沒有了。作家可以成為繪畫或音樂權威，物理學家可以在經濟決策上說三道四，結果攪得一團糟。
王朔：這就有點兒過了。
老俠：錢的這種輕蔑，給我的感覺似乎是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聽懂他的學問，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風雅的文人或小痞子。我不禁要問，錢鍾書你是誰？你以為你是誰？你有什麼真正的東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 一覽眾山小 的懸崖上？心中沒有敬畏的學人，決寫不出好東西。這種敬畏是自己賦予自己的。當你提筆時，要時刻感覺到有一雙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須保持知識上的謙卑與誠實。
王朔：好像孔子也這麼自負，登泰山而小天下。我聽說錢鍾書真的有學問，會若干種外語，一弄就是五湖四海，學貫中西。
老俠：錢是有學問，但既沒有思想也沒有方法上的獨創。他的《管錐篇》不過是中國從漢代開始的注經傳統的墓志銘。
俗話說：先秦之後沒有 子 。中國學術史、思想史在百家爭鳴之後，就是一部不斷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經中的歷史，四九年後由注孔子轉為注馬克思主義。從注經的角度講，錢鍾書堪稱一絕，為一桌雞毛蒜皮也要找來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聲稱別人聽不懂，他那個《管錐篇》壓根就不想讓你懂，來來回回說些廢話，犄角旮旯地掉書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徵博引。據說考錢的研究生要會五種外語，我不知道，這是招收研究生還是藉此炫耀賣弄語言天賦。錢有方法嗎？沒有。有原創的思想嗎？更沒有。 錢學 的產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 錢學 飯碗的人研究些什麼。《圍城》嘲諷知識分子， 錢學 是對中國學術的最大嘲諷，在思想發現的層面上， 錢學 的研究界的智商等於零。《圍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說，人們卻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學問的深奧我不大懂。但我讀《圍城》的閱讀經驗與讀余秋雨的東西十分相似。都是先聽說如何如何好，拿來一讀，文字迷人，給人的直覺這人有學問。
但當你再向深讀，視野開闊了一點兒，就會覺得這人是在玩花活兒，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實裡面沒什麼。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學問，他並不想嚴肅地說點什麼。
老俠：我初讀錢鍾書是《談藝錄》，一翻開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對大海，以為自己肯定游不過去，或要花終生經歷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讀完了，除了東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會給你任何啟迪。我又尋遍錢鍾書的文字，發現沒有一篇可以稱之為給人警醒的東西。中國的傳統詩問的那種評註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足矣。王國維不僅有學問、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學問紮實，卻無一絲賣弄；他的靈性躍動，卻無一點淺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夠以生命殉一種垂死的文化。這讓我想起魯迅的名言：
敢於扶叛徒的屍體痛哭的人，方為真脊樑。
王朔：一些關於錢鍾書的讚美，包括楊絳的回憶，大都講錢鍾書的 文革 厄運，但錢在此前的境遇還是不錯的，比許多人的命運都好，但這兩位德高望重者似乎從不提那一段，感覺上，他們四九年以後盡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俠：錢的淡泊名利是做給社會看的，同時又是一種生存策略，既對苦難和社會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國，面對那麼多苦難與無恥，沉默似乎成了一種美德，一種良知。
而我以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種巧妙的無恥——一種生存策略。無論多大的學問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將喪失良知。
王朔：想起魯迅的名言，怎麼說來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沉默即死亡。
老俠：這些年知識界有股極不公正的思cháo，對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個個新的人格神，比如有關陳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還有個叫顧準的。
老俠：顧准與陳寅烙大不一樣。有一次紀念顧準的討論會上，一些中青年學者對顧准並不買帳，說顧的理論早落伍了。
紀念顧准明擺著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極端惡境中的堅守問題。
顧準是在多麼惡劣的環境下寫出那些東西的。換一些人，知識再多，理論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寫出那些東西。馮友蘭可謂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後，特別是 文革 中寫了些什麼，全是垃圾。顧準的那種堅韌與良知，那種知識上的誠實，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學者文人所沒有的。
這些不屑於顧準的中青年學者，在知識上可謂學貫中西，但在做人上一無所知。
他們用開放時代的知識去貶低顧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學勤就此寫過一篇東西，很沉痛、很激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躍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顧准那樣的誠實。
老俠：陳寅恪的命運就不同了。對陳的讚美幾乎眾口一詞，中青年學者都拿陳寅恪附庸風雅，似乎誰不讚美幾句陳寅恪，誰就是狠心狗肺。我見過一些中青年學者寫文章讚美陳寅恪的詩詞。陳寅恪有學問，也有傲骨，他的歷史研究頗有建樹，可是他的詩詞我實在看不出有多優秀，他的《柳如是別傳》也決沒有說的那麼出色。
王朔：我覺得全世界的大眾文化都一樣。西方與中國沒什麼本質的區別。大眾文化中有一種世俗的關懷，有一些能夠持久地淺淺地打動人的東西，比如說言情小說中的東西，《廊橋遺夢》看得中年婦女們蠢蠢欲動。比如說刺激的東西，金庸的武俠，好萊塢的恐怖片，港台的功夫片，真正有點兒趣味兒的人，看了這些肯定會煩。但是大眾需要這種撫摸，就像家庭主婦每天需要油鹽醬醋茶，白領階層需要名牌西服領帶皮鞋一樣。
老俠：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區別，在中國很難分清楚。
但在西方，什麼是大眾文化，什麼不是大眾文化，有比較容易看出的界線。不是一部作品影響大、波及面廣就叫大眾文化。
比如五十年代金斯堡的長詩《嚎叫》，居然發行了50多萬，這在詩歌史上也是天文數字。這詩的流行與二戰後年輕一代的迷惘騷動想宣洩有關。但你很難說金斯堡的詩是大眾文化。他現在已經成為文科大學生的必讀書，成了經典。而在中國，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都向主流靠攏，所以，你分不清學術界的本土化cháo流與大眾文化的偽民俗製作之間的區別。其實沒有區別。
王朔：他們是不約而同的。一進入大眾文化，就大有賣身投靠，身不由己，跟著走的被強xx感。但是，時間一長，最初的恥辱漸漸消失了，光剩下享受了……錢呀。名呀、鮮花美女掌聲呀，眾星拱月的感覺不由你不輕飄飄的。
老俠：對呀。學術界也如此。當然學術界的說辭比大眾文化更具有表面上的嚴肅性，比如弄來個薩伊德，東方主義、文化霸權。話語權力。話語霸權。新權威主義……這些年還有持續地討論中國文學走向世界什麼的，中國文學為什麼得不了諾貝爾文學獎？好像我們的文學早達到了那個水平，不給我們是西方文化霸權的民族歧視。只有中國人能到這個程度，討論自己的作家為什麼沒獲諾貝爾文學獎。這種炒作比大眾文化更噁心。原來，國內總說中國文化熱什麼的，我也真以為中國人的作品在國外火得一塌糊塗。但我一出國，才發現這只是一廂情願的自摸，是自己虛構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撞擊，根本就沒有那麼回事。不要說當代作家了，就連魯迅，外國的年輕人，大學裡學文科的學生都不知道魯迅是誰。但在中國，大學文科的學生有幾個不知道海明威的。什麼叫走向世界，只有你的作品超出了漢學的職業圈子，走向了人家的文化市場，像海明威在中國賣得那麼火，才叫走向世界。就幾個漢學家在小圈子裡弄了弄，就把中國的文化人弄得神魂顛倒，以為自己在美國家喻戶曉，不是太可笑了嗎？再說，漢學家讀你研究你是職業，是飯碗，與中國文化在外面的影響沒多大關係。
退一步講，抗拒西方的霸權，你要有道義上物質上的實力。聯合國憲章是按照自由主義價值觀寫的，世貿組織的規則是按自由市場自由貿易的原則定的，八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北約，凡是可以左右世界全局性的制度，皆由西方人控制。這不單是什麼軍事霸權、政治霸權。文化霸權。話語霸權，最根本的是制度化霸權，當今世界的全球化制度建構，皆以西方的規則為基準。在文化上，理論研究也好，電影。文學、繪畫也好，制高點都在西方手中。歐洲三大電影獎，奧斯卡獎。格萊梅音樂獎。威尼斯年展、諾貝爾獎，連體育的最高榮譽獎都在西方人手中，什麼歐文斯獎。世界足球先生。歐洲足球先生等。西方的這種制度化的全球霸權是它的實力使然。縱然你有一腔熱血，你是正直的愛國者，沒有實力，空喊號子去跟人家斗，不就是世紀末的義和團嗎？
王朔：作為個人，現在的國人什麼都不愛，只愛他自己。
說到具體的某個人，他不肯為祖國而拔一毛，卻可以利用愛國來滿足一己私利。 王朔：現在有群生猛小生，沖著名人開刀，不光是給余秋雨、王蒙上課，講台都搬到像錢鍾書這類德高望重、眾口一詞的大師門口。
感覺上，錢鍾書學問很大，挺清高的，拒絕這拒絕那的，似乎不像余秋雨，不像我這麼媚俗。
老俠：錢鍾書是有學問，也很清高，從媒體的報導看，他是愛誰誰，拒絕中國的媒體炒作，《東方之子》的採訪也吃閉門羹。他更拒絕國外名牌大學的邀請，管你是牛津、哈佛，沒戲。而恰恰是這種拒絕，又變成了另一種炒作， 大隱隱於市
這條古訓又有了當代踐行者，越隱越顯，越拒絕越有人格高潔的美名。這種生存策略在中國已有幾千年傳統，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有多長，隱士成名的傳統就有多長，我弄不懂這種隱士文化到底是什麼——所有的隱士都極有名，且都是 歲寒之松柏 之類的高潔。
王朔：我怎麼覺得這像是一種成心。
老俠：錢鍾書的那種拒絕，我以為是一種人格上的盲點，也就是狂妄到極致，甚至透明的程度。大家莫名其妙地把他捧上了 錢學 的位置，他就當真了，以為自己是中國乃至世界最大的學問家，狂妄到連牛津、哈佛這樣的高等學府都請不動的地步。而我以為，一個學者總要心存敬畏，像牛津、哈佛這樣的地方，出過多少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呀。一個學人去這種學術聖殿，就像教徒走進教堂。如果你還是個學者的話。而且他拒絕的理由是人家聽不懂他的學問，他去牛津、哈佛講學是對牛彈琴。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推崇無所不能的人格神，一個人要是聖賢，就什麼都行，進可以平天下，退可以齊家修身，所有的界限都沒有了。作家可以成為繪畫或音樂權威，物理學家可以在經濟決策上說三道四，結果攪得一團糟。
王朔：這就有點兒過了。
老俠：錢的這種輕蔑，給我的感覺似乎是這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能聽懂他的學問，剩下的人皆是附庸風雅的文人或小痞子。我不禁要問，錢鍾書你是誰？你以為你是誰？你有什麼真正的東西可以使你高傲到狂妄到 一覽眾山小 的懸崖上？心中沒有敬畏的學人，決寫不出好東西。這種敬畏是自己賦予自己的。當你提筆時，要時刻感覺到有一雙明察秋毫的眼睛高高在上，命令你必須保持知識上的謙卑與誠實。
王朔：好像孔子也這麼自負，登泰山而小天下。我聽說錢鍾書真的有學問，會若干種外語，一弄就是五湖四海，學貫中西。
老俠：錢是有學問，但既沒有思想也沒有方法上的獨創。他的《管錐篇》不過是中國從漢代開始的注經傳統的墓志銘。
俗話說：先秦之後沒有 子 。中國學術史、思想史在百家爭鳴之後，就是一部不斷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經中的歷史，四九年後由注孔子轉為注馬克思主義。從注經的角度講，錢鍾書堪稱一絕，為一桌雞毛蒜皮也要找來五湖四海的洋佐料。他聲稱別人聽不懂，他那個《管錐篇》壓根就不想讓你懂，來來回回說些廢話，犄角旮旯地掉書袋子，一弄就一大堆旁徵博引。據說考錢的研究生要會五種外語，我不知道，這是招收研究生還是藉此炫耀賣弄語言天賦。錢有方法嗎？沒有。有原創的思想嗎？更沒有。 錢學 的產生很可笑，我想不出那些捧 錢學 飯碗的人研究些什麼。《圍城》嘲諷知識分子， 錢學 是對中國學術的最大嘲諷，在思想發現的層面上， 錢學 的研究界的智商等於零。《圍城》也就是部酸甜的小說，人們卻把它捧上了天。
王朔：學問的深奧我不大懂。但我讀《圍城》的閱讀經驗與讀余秋雨的東西十分相似。都是先聽說如何如何好，拿來一讀，文字迷人，給人的直覺這人有學問。
但當你再向深讀，視野開闊了一點兒，就會覺得這人是在玩花活兒，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實裡面沒什麼。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學問，他並不想嚴肅地說點什麼。
老俠：我初讀錢鍾書是《談藝錄》，一翻開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對大海，以為自己肯定游不過去，或要花終生經歷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讀完了，除了東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會給你任何啟迪。我又尋遍錢鍾書的文字，發現沒有一篇可以稱之為給人警醒的東西。中國的傳統詩問的那種評註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足矣。王國維不僅有學問、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學問紮實，卻無一絲賣弄；他的靈性躍動，卻無一點淺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夠以生命殉一種垂死的文化。這讓我想起魯迅的名言：
敢於扶叛徒的屍體痛哭的人，方為真脊樑。
王朔：一些關於錢鍾書的讚美，包括楊絳的回憶，大都講錢鍾書的 文革 厄運，但錢在此前的境遇還是不錯的，比許多人的命運都好，但這兩位德高望重者似乎從不提那一段，感覺上，他們四九年以後盡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俠：錢的淡泊名利是做給社會看的，同時又是一種生存策略，既對苦難和社會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國，面對那麼多苦難與無恥，沉默似乎成了一種美德，一種良知。
而我以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種巧妙的無恥——一種生存策略。無論多大的學問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將喪失良知。
王朔：想起魯迅的名言，怎麼說來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別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沉默即死亡。
老俠：這些年知識界有股極不公正的思cháo，對死去的人照死里夸，塑造一個個新的人格神，比如有關陳寅格的炒作。
王朔：好像還有個叫顧準的。
老俠：顧准與陳寅烙大不一樣。有一次紀念顧準的討論會上，一些中青年學者對顧准並不買帳，說顧的理論早落伍了。
紀念顧准明擺著不是理論問題，而是極端惡境中的堅守問題。
顧準是在多麼惡劣的環境下寫出那些東西的。換一些人，知識再多，理論再博大深邃，未必能寫出那些東西。馮友蘭可謂大家，但看看他在四九年以後，特別是 文革 中寫了些什麼，全是垃圾。顧準的那種堅韌與良知，那種知識上的誠實，不僅在當時，就是現在，也是大大小小的學者文人所沒有的。
這些不屑於顧準的中青年學者，在知識上可謂學貫中西，但在做人上一無所知。
他們用開放時代的知識去貶低顧准，未免太冷血了。朱學勤就此寫過一篇東西，很沉痛、很激憤。
王朔：在思想上最活躍的八十年代，也很少有顧准那樣的誠實。
老俠：陳寅恪的命運就不同了。對陳的讚美幾乎眾口一詞，中青年學者都拿陳寅恪附庸風雅，似乎誰不讚美幾句陳寅恪，誰就是狠心狗肺。我見過一些中青年學者寫文章讚美陳寅恪的詩詞。陳寅恪有學問，也有傲骨，他的歷史研究頗有建樹，可是他的詩詞我實在看不出有多優秀，他的《柳如是別傳》也決沒有說的那麼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