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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一問，人家就說：提出這種問題本身就是不懂詩了，詩怎麼可以問是不是，這是類現代的前現代的老掉牙的問題，現在已是 後現代 寫作了。《Ｏ檔料》這詩雖然沒有閱讀價值，卻有文本分析價值。這世界上還真有這一路詩人與批評家，寫出來作品不是給讀者看的，而是專門給批評家做文本分析的。
八成外國的後現代寫作都沒有閱讀價值，卻有文本分析的價值。如果這樣了，那倒天晴了，咱也學學這路子，弄出一種寫作方法，吸引幾個喜歡文本分析的批評家，湊一台孤芳自賞的沒準還能成為經典的後現代詩歌荒誕劇。如果詩歌及文學照這路子發展，這有點大荒唐了吧。現在與八十年代不同了，還搞先鋒的人，已無法吸引聽眾了，於是他們就找幾個喜歡附庸風雅的人關起門來自摸，還摸得挺有快感。
前幾年，牟森在電影學院排了個實驗劇《彼岸》，沒幾個人看。後來開了一個討論會，于堅啦、北大的張頤武啦……他們居然把這個戲吹到一種超越 五四 精神的高度，里程碑式的作品。這種圈內人的自摸挺普遍的。
再比如，吳文光與他老婆文雋，弄現代舞，找幾個又短又胖的熟人去跳，那些人沒受過一點點舞蹈訓練，連形體訓練也沒有，礙於臉熟的面子就去捧場，名為之現代舞。還說現代舞、後現代舞就是誰都能跳。
王朔：我真不知道還有這一路子的藝術先鋒。
老俠：其實，表面上看，有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分，但骨子裡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一樣，都是趕時尚趕cháo頭。什麼流行就撲什麼，什麼有利可圖就幹什麼。沒有人肯持之以恆，沒有人堅守原初的信念。八十年代的文學界，一會兒是 傷痕 ，一會是 改革 ，一會是 嬉皮士 ，一會兒是尋根，一會兒是 詩歌熱 ，一會兒是 小說熱 ，小說最火那陣子，許多搞理論的搞批評的都改寫小說了。我曾看過某一本刊物，居然就有 批評家小說字號 ，好像是上海的一群中青年批評家的。
王朔：我看過一些。
老俠：寫評論影響小，錢也自然就少，就去蹚小說的混水，沒準一鳴驚人，就成了小說家。這幾年又出現了文人 隨筆熱 ，大家就都寫隨筆，外國的、 五四 時期的隨筆集出了一大堆。
王朔：我也趕著cháo頭走，開始寫隨筆了。這個月末我要出本隨筆集。
老俠：一哄而起。文人的 隨筆 或 小品文 ，與電視中晚會上的趙本山、黃宏、宋丹丹等人的小品的共同特點是媚俗，既媚主流，又媚大眾口味。
王朔：前幾年張承志那種壯懷激烈的媚俗風行一時，似乎他拒絕和抵抗大眾文化，抵抗物慾橫流，那悲壯與上斷頭台差不多。看他的文字，讓人想起《紅岩》中的江姐。
老俠：但他的這種道義和勇氣是裝出來的，真正他不敢正視，反而只對大眾文化壯懷激烈。張承志的內心有一種對人的瘋狂仇恨，說起話來咬牙切齒，推崇暴力，懷念紅衛兵時代的橫掃一切害人蟲。他的文字是嗜血的、仇恨的、暴力的，居然還能成為一時的熱點，可見現在的人，心都不善，不光缺少正義感、寬容，連憐憫、同情都罕見。除了自己的利益外，對一切都麻木不仁，至多是魯迅筆下的看客。
王朔：我們打小就是吃槍藥長大的，在階級鬥爭中百鍊成鋼的，身邊每天都是階級敵人，不狠行嗎？
老俠：大眾也是冷血的。顧城這個被社會捧為純真詩人的殺人犯，過著賈平凹筆下的那種士大夫式的妻妾成群的生活。
他剛殺完人又自殺後，國內的媒體把他炒成浪漫的殉情的真正的詩人，有人還找來國內外歷史上許多著名文人的自殺來論證顧城之死對中國文學文化的重要意義。
但很少有人為倒在他斧頭之下的謝燁說句公道話。劉湛秋這朵昨日黃花也跟著起鬨，在三角關係中回憶往日的風流。整個社會都在炒詩人之死。太殘忍了，太無恥了。
芒克還不錯，替謝燁說公道話。顧城是被我們這個社會寵壞的，他從一開始就戴著假面具，直到殺人才本性畢露。小時家庭寵著他，寫了幾首詩後社會寵著他，結婚後女人們寵著他，出國後老外寵著他，殺人後，父親、朋友、社會還寵著他。生生把一個詩人寵成殺人犯還要繼續寵。中國人常說 禽獸不如 ，我要說人的殘忍遠甚過禽獸，在動物中，沒有任何一種動物的同類相殘達到過人與人之間的慘烈。陰險、惡毒的程度。如果貓狗豬們也會說話，會用語言相互指責，它們一定會指著那隻殘忍的豬說：你連人都不如。
王朔：這些都是小殘忍了，還有更大的。
老俠：我們有些人不知道怎麼對待人，特別是人的痛苦。
今年世乒賽，一個十六歲的女孩拿了雙打冠軍。但她打球時，父親去世。她特別愛父親，家人就沒敢告訴她。可她拿到冠軍回國後，媒體就拿著這件純個人的痛苦說事。先是她一下飛機，記者們圍上去問到她父親的死，那女孩一下就傻了，她還不知道這噩耗。《綜藝大觀》欄目，把拿了冠軍的中國桌球隊請到現場。主持人先向全國億萬觀眾說明了女孩父親的死，又說這女孩如何堅強，為國爭光之類。
然後把話筒送到女孩面前，非要讓哽咽得說不出話來的女孩講些大義凜然的話，唱唱高調。這樣一種純個人的痛苦在這麼個無聊的節目中變成了一樁壯舉，並向全國的億萬觀眾展示，逼著女孩放棄個人痛苦。
多殘忍！我當時真希望那個女孩摔掉主持人遞上去的話筒。
王朔：我覺得在殘忍這點上，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沒什麼區別。 老俠：學術界、學院派的追風一點兒也不次於大眾文化。
八十年代如此，九十年代也沒什麼長進。有人說，學術界由八十年代的浮躁轉向九十年代的沉穩和成熟。所謂 思想淡出，學術凸顯 。實際上都是一回事。九十年代的學術界還不如八十年代呢，因為九十年代的學術界像大眾文化一樣沒心肝，有點兒腦子的也是小聰明。大眾文化的特徵之一是炒作，是跟著多變的時尚，今天這首歌紅了，明天那首歌火了；今天的偶像是劉德華明天就是周華健，排行榜每周都在變。學術界呢？它的變化節奏之快也不次於大眾文化，一會兒換一撥理論明星和方法。今天是後現代，德希達，明天就是東方主義，薩伊德。
今天是本土化，明天又是規範化；今天是新保守主義，明天又是新左派；今天是效率經濟學，明天是制度經濟學。我覺得兩者之間的變化節奏是平行的，只不過大眾文化的覆蓋面廣，而學術圈子相對小了點罷了。但其流行方式。更新節奏、cháo流交替，沒什麼實質的區別。北師大的博士、教授王一川，肯定是受大眾文化中的音樂排行榜的刺激了，搞出個中國現當代文學排座次，多可笑。
王朔：他把金庸提得很高，讓金庸踢走了茅盾，成了經典。北大的教授嚴家炎也說金庸是經典。我說了幾句金庸就惹惱了他。他在北師大演講專門談及我對金庸的批評，他講著講著就不著四六了，居然由作品講到了人，說金庸多麼愛國，拒絕前港督彭定康什麼的。這也和大眾文化的人身攻擊同一性質。說到最後就要說到他不是評論金庸，而是對金庸進行人身讚美。我談金庸只就他的小說，而嚴家炎捍衛金庸小說為經典，也跟著去捍衛金庸這個人了。他還是專門研究現代文學史的，怎麼弄得跟哥們義氣的小幫派似的。彭定康與武俠小說有什麼關係？拒絕彭定康與能不能寫好小說有什麼關係。一弄就到人品上，他也像大眾文化的傳播似地，由一個話題轉到另一個話題最後走到人身才罷手。
老俠：的確有許多共同的地方。王一川把金庸弄成經典，一定得意洋洋以為一鳴驚人。金庸的小說怎麼能成為文學經典。至多是武俠中的經典，排個武俠小說的座次還差不多。金庸的書，除了展幾下拳腳之外，那些人物皆是虛假的，他對中國文化也無多深的理解，不過是表面熱鬧罷了。再說了，梁山的糙寇們能排座次，流行歌曲能有排行榜，好萊塢電影的票房也能排座次，但學術這東西。真理這東西怎麼能排座次呢？身為學院中的教授，怎麼連起碼的常識都不要了呢？真理不能靠民主投票，也不能靠排行榜，只有權力的大小和票房的多少能排座次。
王朔：你說金庸，包括余秋雨之類的，都被人認為很有文化，字裡行間透著他們熟讀一些中國的舊書，經呀、佛呀、道呀、屈原呀、稽康呀、蘇東坡呀……但他們說的不都是那一套嗎？也就是道德呀、正義呀。善惡報應呀，幾千年來就是這一套，這點兒思想。他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是這思想，好像這就夠了。如此陳腐，再吊多少本書袋又有什麼意思。像余秋雨這種人，一開始對我這樣對傳統文化不知道或知道一點的，他那種憂國憂民的情懷裡有很大的迷惑力，你會覺得他很正派。很正直，好像做人就應該這樣，起碼他似乎是一本正經地嚴肅地對待一些事情。後來我看了朱大可寫的關於余秋雨的東西，說他寫的是文化口紅、文化保險套，說他實際上像歌星那樣煽情。其實，傳統文化也能提供好多媚態的東西，只要把這東西吃熟了，只要瞧准了上之所好下之所悅，什麼都可以做成媚態，金庸的壯懷激烈呀，余秋雨的憂患情懷呀……反映到銷售上就是賣點，方方面面都要這個，老百姓也要這個。他們只有自我標榜起來，把一切都上升到民族傷口的高度，才能更被人們所接受。可能中國這些年的媚態百出，就缺余秋雨這類憂患媚態了，所以才迫切地需要他，他也就輕鬆地遊山玩水，憂患地伏案媚俗。
老俠：還有更噁心的，一般談余秋雨的人從不注意。余的《文化苦旅》中動不動就提到當官的，某某市長、某某局長之類的，而且都是在感慨了一番古人的情懷之後，最後畫龍點睛地提到某某某市長現在的作為，不正是古人的憂患情懷的當代傳人嗎？絕對到位，絕頂聰明。
王朔：你說學院派與大眾文化有什麼區別？像余秋雨這樣的人過去出現過嗎？
老俠：我覺得他的媚態上承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 。
王朔：就余秋雨這麼個文風，這麼寫東西，這麼冒充文化的人，好像還不多見。
老俠：以前好像沒有過。我一個朋友說，剛聽說余秋雨，還以為他是台灣人呢。
屁大的小事也弄成民族的傷口。實際是 阿Q 頭上的膿瘡。
王朔：也許是人家名字起的就煽情，秋雨……有點淒風苦雨的感覺。
老俠：余秋雨的東西說穿了，就是傳統文化的瓊瑤，他是用瓊瑤的方式解釋傳統文化。那種調點兒小情，淚光閃閃，很有點兒男女主人公忠貞不渝、海警山盟勁兒。前幾天我在家和媳婦一起念了段劉再復的隨筆《問蒼海》。那個語言就跟余秋雨的差不多，大段大段的空洞抒情，讓我想起楊朔、劉白羽、魏巍的散文，還有進入中學語文課本的高爾基的散文詩《海燕》，這種文風對中國的散文寫作影響很大。
八成外國的後現代寫作都沒有閱讀價值，卻有文本分析的價值。如果這樣了，那倒天晴了，咱也學學這路子，弄出一種寫作方法，吸引幾個喜歡文本分析的批評家，湊一台孤芳自賞的沒準還能成為經典的後現代詩歌荒誕劇。如果詩歌及文學照這路子發展，這有點大荒唐了吧。現在與八十年代不同了，還搞先鋒的人，已無法吸引聽眾了，於是他們就找幾個喜歡附庸風雅的人關起門來自摸，還摸得挺有快感。
前幾年，牟森在電影學院排了個實驗劇《彼岸》，沒幾個人看。後來開了一個討論會，于堅啦、北大的張頤武啦……他們居然把這個戲吹到一種超越 五四 精神的高度，里程碑式的作品。這種圈內人的自摸挺普遍的。
再比如，吳文光與他老婆文雋，弄現代舞，找幾個又短又胖的熟人去跳，那些人沒受過一點點舞蹈訓練，連形體訓練也沒有，礙於臉熟的面子就去捧場，名為之現代舞。還說現代舞、後現代舞就是誰都能跳。
王朔：我真不知道還有這一路子的藝術先鋒。
老俠：其實，表面上看，有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分，但骨子裡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一樣，都是趕時尚趕cháo頭。什麼流行就撲什麼，什麼有利可圖就幹什麼。沒有人肯持之以恆，沒有人堅守原初的信念。八十年代的文學界，一會兒是 傷痕 ，一會是 改革 ，一會是 嬉皮士 ，一會兒是尋根，一會兒是 詩歌熱 ，一會兒是 小說熱 ，小說最火那陣子，許多搞理論的搞批評的都改寫小說了。我曾看過某一本刊物，居然就有 批評家小說字號 ，好像是上海的一群中青年批評家的。
王朔：我看過一些。
老俠：寫評論影響小，錢也自然就少，就去蹚小說的混水，沒準一鳴驚人，就成了小說家。這幾年又出現了文人 隨筆熱 ，大家就都寫隨筆，外國的、 五四 時期的隨筆集出了一大堆。
王朔：我也趕著cháo頭走，開始寫隨筆了。這個月末我要出本隨筆集。
老俠：一哄而起。文人的 隨筆 或 小品文 ，與電視中晚會上的趙本山、黃宏、宋丹丹等人的小品的共同特點是媚俗，既媚主流，又媚大眾口味。
王朔：前幾年張承志那種壯懷激烈的媚俗風行一時，似乎他拒絕和抵抗大眾文化，抵抗物慾橫流，那悲壯與上斷頭台差不多。看他的文字，讓人想起《紅岩》中的江姐。
老俠：但他的這種道義和勇氣是裝出來的，真正他不敢正視，反而只對大眾文化壯懷激烈。張承志的內心有一種對人的瘋狂仇恨，說起話來咬牙切齒，推崇暴力，懷念紅衛兵時代的橫掃一切害人蟲。他的文字是嗜血的、仇恨的、暴力的，居然還能成為一時的熱點，可見現在的人，心都不善，不光缺少正義感、寬容，連憐憫、同情都罕見。除了自己的利益外，對一切都麻木不仁，至多是魯迅筆下的看客。
王朔：我們打小就是吃槍藥長大的，在階級鬥爭中百鍊成鋼的，身邊每天都是階級敵人，不狠行嗎？
老俠：大眾也是冷血的。顧城這個被社會捧為純真詩人的殺人犯，過著賈平凹筆下的那種士大夫式的妻妾成群的生活。
他剛殺完人又自殺後，國內的媒體把他炒成浪漫的殉情的真正的詩人，有人還找來國內外歷史上許多著名文人的自殺來論證顧城之死對中國文學文化的重要意義。
但很少有人為倒在他斧頭之下的謝燁說句公道話。劉湛秋這朵昨日黃花也跟著起鬨，在三角關係中回憶往日的風流。整個社會都在炒詩人之死。太殘忍了，太無恥了。
芒克還不錯，替謝燁說公道話。顧城是被我們這個社會寵壞的，他從一開始就戴著假面具，直到殺人才本性畢露。小時家庭寵著他，寫了幾首詩後社會寵著他，結婚後女人們寵著他，出國後老外寵著他，殺人後，父親、朋友、社會還寵著他。生生把一個詩人寵成殺人犯還要繼續寵。中國人常說 禽獸不如 ，我要說人的殘忍遠甚過禽獸，在動物中，沒有任何一種動物的同類相殘達到過人與人之間的慘烈。陰險、惡毒的程度。如果貓狗豬們也會說話，會用語言相互指責，它們一定會指著那隻殘忍的豬說：你連人都不如。
王朔：這些都是小殘忍了，還有更大的。
老俠：我們有些人不知道怎麼對待人，特別是人的痛苦。
今年世乒賽，一個十六歲的女孩拿了雙打冠軍。但她打球時，父親去世。她特別愛父親，家人就沒敢告訴她。可她拿到冠軍回國後，媒體就拿著這件純個人的痛苦說事。先是她一下飛機，記者們圍上去問到她父親的死，那女孩一下就傻了，她還不知道這噩耗。《綜藝大觀》欄目，把拿了冠軍的中國桌球隊請到現場。主持人先向全國億萬觀眾說明了女孩父親的死，又說這女孩如何堅強，為國爭光之類。
然後把話筒送到女孩面前，非要讓哽咽得說不出話來的女孩講些大義凜然的話，唱唱高調。這樣一種純個人的痛苦在這麼個無聊的節目中變成了一樁壯舉，並向全國的億萬觀眾展示，逼著女孩放棄個人痛苦。
多殘忍！我當時真希望那個女孩摔掉主持人遞上去的話筒。
王朔：我覺得在殘忍這點上，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沒什麼區別。 老俠：學術界、學院派的追風一點兒也不次於大眾文化。
八十年代如此，九十年代也沒什麼長進。有人說，學術界由八十年代的浮躁轉向九十年代的沉穩和成熟。所謂 思想淡出，學術凸顯 。實際上都是一回事。九十年代的學術界還不如八十年代呢，因為九十年代的學術界像大眾文化一樣沒心肝，有點兒腦子的也是小聰明。大眾文化的特徵之一是炒作，是跟著多變的時尚，今天這首歌紅了，明天那首歌火了；今天的偶像是劉德華明天就是周華健，排行榜每周都在變。學術界呢？它的變化節奏之快也不次於大眾文化，一會兒換一撥理論明星和方法。今天是後現代，德希達，明天就是東方主義，薩伊德。
今天是本土化，明天又是規範化；今天是新保守主義，明天又是新左派；今天是效率經濟學，明天是制度經濟學。我覺得兩者之間的變化節奏是平行的，只不過大眾文化的覆蓋面廣，而學術圈子相對小了點罷了。但其流行方式。更新節奏、cháo流交替，沒什麼實質的區別。北師大的博士、教授王一川，肯定是受大眾文化中的音樂排行榜的刺激了，搞出個中國現當代文學排座次，多可笑。
王朔：他把金庸提得很高，讓金庸踢走了茅盾，成了經典。北大的教授嚴家炎也說金庸是經典。我說了幾句金庸就惹惱了他。他在北師大演講專門談及我對金庸的批評，他講著講著就不著四六了，居然由作品講到了人，說金庸多麼愛國，拒絕前港督彭定康什麼的。這也和大眾文化的人身攻擊同一性質。說到最後就要說到他不是評論金庸，而是對金庸進行人身讚美。我談金庸只就他的小說，而嚴家炎捍衛金庸小說為經典，也跟著去捍衛金庸這個人了。他還是專門研究現代文學史的，怎麼弄得跟哥們義氣的小幫派似的。彭定康與武俠小說有什麼關係？拒絕彭定康與能不能寫好小說有什麼關係。一弄就到人品上，他也像大眾文化的傳播似地，由一個話題轉到另一個話題最後走到人身才罷手。
老俠：的確有許多共同的地方。王一川把金庸弄成經典，一定得意洋洋以為一鳴驚人。金庸的小說怎麼能成為文學經典。至多是武俠中的經典，排個武俠小說的座次還差不多。金庸的書，除了展幾下拳腳之外，那些人物皆是虛假的，他對中國文化也無多深的理解，不過是表面熱鬧罷了。再說了，梁山的糙寇們能排座次，流行歌曲能有排行榜，好萊塢電影的票房也能排座次，但學術這東西。真理這東西怎麼能排座次呢？身為學院中的教授，怎麼連起碼的常識都不要了呢？真理不能靠民主投票，也不能靠排行榜，只有權力的大小和票房的多少能排座次。
王朔：你說金庸，包括余秋雨之類的，都被人認為很有文化，字裡行間透著他們熟讀一些中國的舊書，經呀、佛呀、道呀、屈原呀、稽康呀、蘇東坡呀……但他們說的不都是那一套嗎？也就是道德呀、正義呀。善惡報應呀，幾千年來就是這一套，這點兒思想。他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是這思想，好像這就夠了。如此陳腐，再吊多少本書袋又有什麼意思。像余秋雨這種人，一開始對我這樣對傳統文化不知道或知道一點的，他那種憂國憂民的情懷裡有很大的迷惑力，你會覺得他很正派。很正直，好像做人就應該這樣，起碼他似乎是一本正經地嚴肅地對待一些事情。後來我看了朱大可寫的關於余秋雨的東西，說他寫的是文化口紅、文化保險套，說他實際上像歌星那樣煽情。其實，傳統文化也能提供好多媚態的東西，只要把這東西吃熟了，只要瞧准了上之所好下之所悅，什麼都可以做成媚態，金庸的壯懷激烈呀，余秋雨的憂患情懷呀……反映到銷售上就是賣點，方方面面都要這個，老百姓也要這個。他們只有自我標榜起來，把一切都上升到民族傷口的高度，才能更被人們所接受。可能中國這些年的媚態百出，就缺余秋雨這類憂患媚態了，所以才迫切地需要他，他也就輕鬆地遊山玩水，憂患地伏案媚俗。
老俠：還有更噁心的，一般談余秋雨的人從不注意。余的《文化苦旅》中動不動就提到當官的，某某市長、某某局長之類的，而且都是在感慨了一番古人的情懷之後，最後畫龍點睛地提到某某某市長現在的作為，不正是古人的憂患情懷的當代傳人嗎？絕對到位，絕頂聰明。
王朔：你說學院派與大眾文化有什麼區別？像余秋雨這樣的人過去出現過嗎？
老俠：我覺得他的媚態上承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 。
王朔：就余秋雨這麼個文風，這麼寫東西，這麼冒充文化的人，好像還不多見。
老俠：以前好像沒有過。我一個朋友說，剛聽說余秋雨，還以為他是台灣人呢。
屁大的小事也弄成民族的傷口。實際是 阿Q 頭上的膿瘡。
王朔：也許是人家名字起的就煽情，秋雨……有點淒風苦雨的感覺。
老俠：余秋雨的東西說穿了，就是傳統文化的瓊瑤，他是用瓊瑤的方式解釋傳統文化。那種調點兒小情，淚光閃閃，很有點兒男女主人公忠貞不渝、海警山盟勁兒。前幾天我在家和媳婦一起念了段劉再復的隨筆《問蒼海》。那個語言就跟余秋雨的差不多，大段大段的空洞抒情，讓我想起楊朔、劉白羽、魏巍的散文，還有進入中學語文課本的高爾基的散文詩《海燕》，這種文風對中國的散文寫作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