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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前來訪談的美國女歷史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張申府講起，自己經常與同代人發生衝突：1921年在歐洲時與中國駐法教育長官摩擦，1957年“反右”時頂風支持章伯鈞（結果連帶自己也遭批判）……說完這些故事後，他仰頭向天，又是一輪大笑：“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時候，我和大部分人意見不合時，我就走我的道路，我退出。我不通，所以我不干。”
憶起歷史，張申府經常仰天大笑，聲震屋瓦，笑聲發自他的喉嚨深處———這與舒衡哲熟悉的那些歷盡劫難的知識分子的拘束、緊張的笑聲不同。
關於張申府不甚多的描述中，他顯得異常奇特：他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黃埔軍校的籌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動，但又長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紹周恩來、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這樣概括這位“先父的老友”：他半生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本可以創立自己的哲學體系，也可以成為政治領袖，但最終兩者都沒有結果。他有心提攜了一位偉人（周恩來），也無心忽視了一位偉人（毛澤東），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參與籌建了一個政黨，中途退出後仍與之合作；但當這個政黨即將在內戰中獲勝時，他卻又呼籲和平。為此，他在共和國成立後坐了20年冷板凳，晚年才成為“出土文物”。
1986年6月，張申府去世。7月，《人民日報》刊發訃告，給予他最後的評價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香港出版的報紙似乎補充了《人民日報》只重視其政治活動的不足，張申府以政治以外的面貌出現，“學界耆宿，文章楷模”。然而這讓舒衡哲感到疑惑：張申府，一個學者模範？“像張申府被塑造成一個愛國同志一樣，這個稱謂對在王府倉胡同他的家中和他長談了5年的我來說，顯得有些平淡。我覺得張申府太奇特，不能歸入模範學人一類”。
舒衡哲第一次與張申府會面是1979年11月，在張1949年起一直供職的北京圖書館。這個86歲的老人給她的第一印象是十分虛弱，然而談起話來卻是精力充沛，談笑風生。“張申府的記性，好的令人驚奇。”當時，外國人還不能隨便探訪中國人的家，舒衡哲卻提出希望到他府上拜訪，進一步交談。張申府望著坐在對面的圖書館黨委書記，回答說：“我也希望這樣，很希望這樣。我們一定要坦率地談，說出真相的時間不多了。”
後來，“說出真相的時間不多了”成為舒衡哲所著《張申府訪談錄》的標題。
1980年3月的一次訪談前，張申府不舒服，“眼神模糊，在陳舊的帽子下游移不定”。可是經過一下午的談話，當舒衡哲離開時，他已經變得“雙目炯炯有神，精神亢奮”。舒衡哲不由感嘆：“記憶能治病，我今天算是領教到了。”
5年的訪談，舒衡哲感覺自己“進入了張的生命”，這生命“挑戰和克服了要它遺忘歷史的政治壓力”。
張申府（上）：記憶的證明(2)
然而時間真的不多了。張申府的記性迅速衰退，這讓嘗試為他記錄回憶錄的章立凡受困於零散的記憶片斷，最終作罷。章立凡因此有些傷感：“老人曾被歷史遺忘，待到歷史想起他的時候，他卻記不起歷史了”。
張申府（下）：真相的顏色
直到晚年，張申府仍然記得獄警凶神惡煞地喊叫著他的名字：“張崧年！張崧年！”從1936年的那段日子起，他開始憎惡自己的名字，出獄後便不再用了，而只用自己的字：申府。
於是很少有人把他同中國哲學界一個顯赫的名字聯繫起來：張岱年。後者在文章中寫道：“吾兄申府，原名崧年。……因參加‘一二·九’運動任遊行總指揮而被反動當局逮捕入獄，後由馮玉祥將軍保釋出獄。”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相當光榮的履歷。1980年5月25日，張申府向來訪的美國女歷史學家舒衡哲（VeraSchwarcz）回憶起他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的角色。他仰起頭，迎著透過窗簾照射進來的陽光，描述了自己怎樣“不經意”地參加了這個“自發事件”。
12月9日，學生遊行當天，張申府與清華學生姚克廣（姚依林）、女一中校長孫蓀荃、學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單亞北咖啡館樓上喝茶，算是組成了一個臨時指揮部。他只是靜靜地與三個年輕人坐在樓上，看著遊行隊伍平靜地走過，慢慢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在舒衡哲看來，張申府記憶的這個片斷是“黑白色”的，與另一種“帶有火紅顏色”的回憶十分不同。
1983年5月26日，舒衡哲在人民大會堂一個巨大的會議廳里訪問一位參與“一二·九”運動的當事人，他準備向她回憶自己在運動中的角色。一些報社記者也來了，圍著這位老人拍照。“大概注意到了有記者在場以及他的話對日後可能產生的影響，”舒衡哲寫道，“他作了一個英雄式的描述，整個畫面充滿了共產主義的英雄色彩：我們組織了這個運動，我和妻子負責領導。我妻子來自湖南，是毛主席新民學會的早期會員。12月9日，我們帶領示威群眾開始大遊行，警察拿著水炮在後面追趕我們。但我們勝利了……”
憶起歷史，張申府經常仰天大笑，聲震屋瓦，笑聲發自他的喉嚨深處———這與舒衡哲熟悉的那些歷盡劫難的知識分子的拘束、緊張的笑聲不同。
關於張申府不甚多的描述中，他顯得異常奇特：他參與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黃埔軍校的籌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動，但又長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紹周恩來、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
章乃器之子章立凡這樣概括這位“先父的老友”：他半生徘徊於學術與政治之間，本可以創立自己的哲學體系，也可以成為政治領袖，但最終兩者都沒有結果。他有心提攜了一位偉人（周恩來），也無心忽視了一位偉人（毛澤東），栽了花也栽了刺。他參與籌建了一個政黨，中途退出後仍與之合作；但當這個政黨即將在內戰中獲勝時，他卻又呼籲和平。為此，他在共和國成立後坐了20年冷板凳，晚年才成為“出土文物”。
1986年6月，張申府去世。7月，《人民日報》刊發訃告，給予他最後的評價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香港出版的報紙似乎補充了《人民日報》只重視其政治活動的不足，張申府以政治以外的面貌出現，“學界耆宿，文章楷模”。然而這讓舒衡哲感到疑惑：張申府，一個學者模範？“像張申府被塑造成一個愛國同志一樣，這個稱謂對在王府倉胡同他的家中和他長談了5年的我來說，顯得有些平淡。我覺得張申府太奇特，不能歸入模範學人一類”。
舒衡哲第一次與張申府會面是1979年11月，在張1949年起一直供職的北京圖書館。這個86歲的老人給她的第一印象是十分虛弱，然而談起話來卻是精力充沛，談笑風生。“張申府的記性，好的令人驚奇。”當時，外國人還不能隨便探訪中國人的家，舒衡哲卻提出希望到他府上拜訪，進一步交談。張申府望著坐在對面的圖書館黨委書記，回答說：“我也希望這樣，很希望這樣。我們一定要坦率地談，說出真相的時間不多了。”
後來，“說出真相的時間不多了”成為舒衡哲所著《張申府訪談錄》的標題。
1980年3月的一次訪談前，張申府不舒服，“眼神模糊，在陳舊的帽子下游移不定”。可是經過一下午的談話，當舒衡哲離開時，他已經變得“雙目炯炯有神，精神亢奮”。舒衡哲不由感嘆：“記憶能治病，我今天算是領教到了。”
5年的訪談，舒衡哲感覺自己“進入了張的生命”，這生命“挑戰和克服了要它遺忘歷史的政治壓力”。
張申府（上）：記憶的證明(2)
然而時間真的不多了。張申府的記性迅速衰退，這讓嘗試為他記錄回憶錄的章立凡受困於零散的記憶片斷，最終作罷。章立凡因此有些傷感：“老人曾被歷史遺忘，待到歷史想起他的時候，他卻記不起歷史了”。
張申府（下）：真相的顏色
直到晚年，張申府仍然記得獄警凶神惡煞地喊叫著他的名字：“張崧年！張崧年！”從1936年的那段日子起，他開始憎惡自己的名字，出獄後便不再用了，而只用自己的字：申府。
於是很少有人把他同中國哲學界一個顯赫的名字聯繫起來：張岱年。後者在文章中寫道：“吾兄申府，原名崧年。……因參加‘一二·九’運動任遊行總指揮而被反動當局逮捕入獄，後由馮玉祥將軍保釋出獄。”
毫無疑問，這是一項相當光榮的履歷。1980年5月25日，張申府向來訪的美國女歷史學家舒衡哲（VeraSchwarcz）回憶起他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中的角色。他仰起頭，迎著透過窗簾照射進來的陽光，描述了自己怎樣“不經意”地參加了這個“自發事件”。
12月9日，學生遊行當天，張申府與清華學生姚克廣（姚依林）、女一中校長孫蓀荃、學生郭明秋，四人同到西單亞北咖啡館樓上喝茶，算是組成了一個臨時指揮部。他只是靜靜地與三個年輕人坐在樓上，看著遊行隊伍平靜地走過，慢慢向天安門廣場進發。
在舒衡哲看來，張申府記憶的這個片斷是“黑白色”的，與另一種“帶有火紅顏色”的回憶十分不同。
1983年5月26日，舒衡哲在人民大會堂一個巨大的會議廳里訪問一位參與“一二·九”運動的當事人，他準備向她回憶自己在運動中的角色。一些報社記者也來了，圍著這位老人拍照。“大概注意到了有記者在場以及他的話對日後可能產生的影響，”舒衡哲寫道，“他作了一個英雄式的描述，整個畫面充滿了共產主義的英雄色彩：我們組織了這個運動，我和妻子負責領導。我妻子來自湖南，是毛主席新民學會的早期會員。12月9日，我們帶領示威群眾開始大遊行，警察拿著水炮在後面追趕我們。但我們勝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