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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衡哲聽著這位當事人講他的故事，攝像機的燈光照得她精神不能集中。她知道，這位當事人已經無數次寫過他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回憶閃爍著許多被官方認可的英雄色彩，這些英雄色彩在張申府的敘述中是沒有的。與他不同，張申府只願意承認自己是一個旁觀者，他只是不自覺地被一起自發的學生遊行事件拖了進去。“他不認為需要加進警察啊、水炮啊等等驚險的情節”。
關注清華大學校史的清華退休教師虞昊告訴記者，他查閱了1935年12月23日《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707號，上面刊登了北大、清華等6所大學校長聯名告同學書。“經過幾天的實地調查”，校長們告訴學生，“9日北平學生遊行，並無女生受傷致命之事。至於城內各校所傳清華有學生傷亡之謠言，查明亦非事實”。
結合他看到多種清華老校友的回憶文章，虞昊開始質疑長期以來人們所接受的“一二·九”敘述。在他看來，個別學生領袖以大無畏氣概“英雄造時勢”的說法，也許不那麼準確。
對於革命，張申府曾說過這樣的話：“革命被人誤解了。革命是一樁人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為名貴。然而人乃以為名高。”
在見慣了太多出於種種原因而被扭曲的歷史敘述後，張申府被視為一位真正意義上有價值的“倖存者”。他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倖存者之一，是“一二·九”運動的倖存者之一，也是中國思想界曾經有過的那個多元格局的倖存者之一。所以有人感嘆：“這位傑出的人物竟然在現代中國政治史、思想史上被忽略了，簡直不可思議！”
舒衡哲寫出以“說出真相的時間不多了”為題的《張申府訪談錄》後，曾談及指導她完成這一訪談的歷史哲學，她引述了這樣一種呼籲———歷史學家應當停止說教式的編史工作而去傾聽倖存者的聲音：“歷史學家是回憶的醫生，醫治創傷、醫治真正的創傷是他的光榮。作為醫生，他必須不顧醫學理論而採取行動，因為病人患了病。所以，歷史學家應該在道德壓力之下行動起來，去恢復一個民族的記憶。”
曹聚仁：一根會思想的蘆葦
曹聚仁（1900－1972）浙江金華人，作家、記者、學者，一個傳奇人物。
曹聚仁踏上羅湖橋，一步一回頭。前面是香港，後面是大陸，他“如屈原一樣眷懷反顧，依依不忍去”。
1950年，到香港第四天，曹聚仁在《星島日報》的專欄“南來篇”上發表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從光明中來！”他讚揚“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但又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對肅反、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異議。
這樣一個備受各方矚目的人物，發出這樣的聲音，頓時引來輿論大嘩。反對共產黨新政權的人，指責他“對於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幫閒而幫忙，實際上幫凶，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稱“《南來篇》是矯情之作……稱大陸是光明的地方，但自身卻又舍光明而遠徙”。
另一方面，左派文人卻視曹聚仁為“反動文人”，認為他在文章中“一連串散布著毒素，我們不能再緘默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有抨擊這些毒素的充分權利，指出這些毒素，提高讀者警惕，作為一個新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我們更有這些充分的權利”。
這場“圍剿”整整持續了20個月，批曹的文章，經人剪存，竟達800餘篇。
事實上，曹聚仁在恪守中立、獨立原則下，確實潛藏著內心的矛盾。1950年6月，他赴港之前一個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說中談道：“一塊磚砌到牆頭裡去，那就推不動了，落在牆邊，不砌進去的話，那就被一腳踢開了！”曹聚仁讀後感觸很深，他寫道：“……像我這樣離開了齒輪的地位，到自由主義的圈子中來，對於我以後的命運，關係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樣眷懷反顧，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終於成行了，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有研究者對曹聚仁的定位是“自由報人”，並且指出，他的“自由”並非源自現代西方自由主義，而更像是講究自由自在的中國文人傳統，正如他自己所言：“我這個人，從來不領導別人，也不讓別人來領導我。”
因為1950年這個“自由”的選擇，曹聚仁在大陸和台灣幾乎被湮沒。雖然，他22歲時就筆錄了國學大師章太炎奇崛深奧的講演錄，並以此出版了《國學概論》，被視為章太炎的關門弟子；雖然，他僅畢業於一個5年制師範學校，但卻昂然走上復旦、暨南等大學的講壇，當了20多年的教授。
抗戰期間，他投筆從戎，深入前線，是最先報導台兒莊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皖南事變”真相的著名記者。
台灣作家回憶，當年島內視曹為毒蛇猛獸，他的著作被列為禁書，膽敢偷偷帶進台灣，“一旦被發覺，坐牢，綠島管訓，都很難說。”
大陸一方，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後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直至今日，提及曹聚仁，最好的定語不是其他任何身份，而是“鳳凰衛視著名評論員曹景行的父親”———知道“名嘴”兒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親的少。
關注清華大學校史的清華退休教師虞昊告訴記者，他查閱了1935年12月23日《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707號，上面刊登了北大、清華等6所大學校長聯名告同學書。“經過幾天的實地調查”，校長們告訴學生，“9日北平學生遊行，並無女生受傷致命之事。至於城內各校所傳清華有學生傷亡之謠言，查明亦非事實”。
結合他看到多種清華老校友的回憶文章，虞昊開始質疑長期以來人們所接受的“一二·九”敘述。在他看來，個別學生領袖以大無畏氣概“英雄造時勢”的說法，也許不那麼準確。
對於革命，張申府曾說過這樣的話：“革命被人誤解了。革命是一樁人為的自然的事。革命是不得已的。然而人乃以為名貴。然而人乃以為名高。”
在見慣了太多出於種種原因而被扭曲的歷史敘述後，張申府被視為一位真正意義上有價值的“倖存者”。他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的倖存者之一，是“一二·九”運動的倖存者之一，也是中國思想界曾經有過的那個多元格局的倖存者之一。所以有人感嘆：“這位傑出的人物竟然在現代中國政治史、思想史上被忽略了，簡直不可思議！”
舒衡哲寫出以“說出真相的時間不多了”為題的《張申府訪談錄》後，曾談及指導她完成這一訪談的歷史哲學，她引述了這樣一種呼籲———歷史學家應當停止說教式的編史工作而去傾聽倖存者的聲音：“歷史學家是回憶的醫生，醫治創傷、醫治真正的創傷是他的光榮。作為醫生，他必須不顧醫學理論而採取行動，因為病人患了病。所以，歷史學家應該在道德壓力之下行動起來，去恢復一個民族的記憶。”
曹聚仁：一根會思想的蘆葦
曹聚仁（1900－1972）浙江金華人，作家、記者、學者，一個傳奇人物。
曹聚仁踏上羅湖橋，一步一回頭。前面是香港，後面是大陸，他“如屈原一樣眷懷反顧，依依不忍去”。
1950年，到香港第四天，曹聚仁在《星島日報》的專欄“南來篇”上發表第一篇文章。第一句就是“我從光明中來！”他讚揚“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但又以不偏不倚的“中立派”自居，對肅反、土改工作中的一些做法提出異議。
這樣一個備受各方矚目的人物，發出這樣的聲音，頓時引來輿論大嘩。反對共產黨新政權的人，指責他“對於中共大力而深心地似幫閒而幫忙，實際上幫凶，做中共文特文工所不能做的工作”，稱“《南來篇》是矯情之作……稱大陸是光明的地方，但自身卻又舍光明而遠徙”。
另一方面，左派文人卻視曹聚仁為“反動文人”，認為他在文章中“一連串散布著毒素，我們不能再緘默了，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有抨擊這些毒素的充分權利，指出這些毒素，提高讀者警惕，作為一個新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我們更有這些充分的權利”。
這場“圍剿”整整持續了20個月，批曹的文章，經人剪存，竟達800餘篇。
事實上，曹聚仁在恪守中立、獨立原則下，確實潛藏著內心的矛盾。1950年6月，他赴港之前一個月，艾思奇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說中談道：“一塊磚砌到牆頭裡去，那就推不動了，落在牆邊，不砌進去的話，那就被一腳踢開了！”曹聚仁讀後感觸很深，他寫道：“……像我這樣離開了齒輪的地位，到自由主義的圈子中來，對於我以後的命運，關係是很大的。我也如屈原一樣眷懷反顧，依依不忍去，然而我終於成行了，這也是我心理上的矛盾。”
有研究者對曹聚仁的定位是“自由報人”，並且指出，他的“自由”並非源自現代西方自由主義，而更像是講究自由自在的中國文人傳統，正如他自己所言：“我這個人，從來不領導別人，也不讓別人來領導我。”
因為1950年這個“自由”的選擇，曹聚仁在大陸和台灣幾乎被湮沒。雖然，他22歲時就筆錄了國學大師章太炎奇崛深奧的講演錄，並以此出版了《國學概論》，被視為章太炎的關門弟子；雖然，他僅畢業於一個5年制師範學校，但卻昂然走上復旦、暨南等大學的講壇，當了20多年的教授。
抗戰期間，他投筆從戎，深入前線，是最先報導台兒莊大捷和首先向海外披露“皖南事變”真相的著名記者。
台灣作家回憶，當年島內視曹為毒蛇猛獸，他的著作被列為禁書，膽敢偷偷帶進台灣，“一旦被發覺，坐牢，綠島管訓，都很難說。”
大陸一方，也是直到1980年代之後才出版了少量的曹著。直至今日，提及曹聚仁，最好的定語不是其他任何身份，而是“鳳凰衛視著名評論員曹景行的父親”———知道“名嘴”兒子的多，而知道“名家”父親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