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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志熙記得，多少次先生送登門拜訪的他出來，一直送過半個未名湖，在博雅塔下才揮手告別。先生一邊與他說話，一邊跟碰到的熟人打招呼，“他認識的人真多，老幼中青都有，招呼也打得極其熱情，完全是鄉村的老人在他的村落中行走的那種光景，讓人覺得極其有人情味”。
“文革”中北大教師下放江西“五七”幹校。一個雨天，教改小分隊的師生幾十人，乘汽車從圍湖造田的農場到南昌去教學實習，明知堤上非常危險，卻誰也不敢冒“活命哲學”的罪名，建議把隊伍帶回去。結果一輛汽車翻到了大堤下。車子掀起來時，發現有一位老師和一位同學遇難。
親歷其事的教師後來回憶，陳貽焮本人也是被扣在車底下的，當他爬出來時，看見同伴遇難的景象，竟面對著茫茫鄱陽湖，放聲痛哭起來。“沒有顧忌，沒有節制，那情景，真像是一個失去親人的孩子。他哭得那麼動情，那麼真摯，那麼富於感染力，直到如今，那哭聲猶縈繞耳際”。
到了晚年，陳貽焮的詩詞集出版，囑其弟子葛曉音作序。葛曉音沒有直接評論先生的創作藝術，而是把自己所了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作為序文的重點，她認為自己是懂得先生心事的。當她把序文念給陳貽焮聽時，讓她難忘的是，先生竟像孩子一樣哭出聲來。葛曉音於是明白了，“先生心裡的積鬱，其實很深”。
背影漸遠，猶低徊
司徒雷登：別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國人，基督教傳教士、教育家、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及校務長、美國駐華大使。
這是一個奇怪的洋人：他在中國大大地有名，在自己的祖國卻默默無聞。自從偉大領袖“欽點”之後，他的名字就成了聲名狼藉的代稱。
“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毛澤東一語斷定。
1949年8月2日，這位73歲的瘦高個老人，黯然離開中國。8月18日，新華社播發毛澤東的著名檄文《別了，司徒雷登》，該文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從此，“司徒雷登”成為一個失敗的符號，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嘲諷的對象。
然而，歷史學者林孟熹告訴我們：“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曾長期而全面地捲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司徒雷登曾說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更多於是一個美國人”。從血統上講，他是一個純粹的美國人，父親是美國到中國的第一批傳教士，母親也是美國人。但他出生在杭州，從小說的是杭州話，11歲時回到美國的維吉尼亞州上學，鄰里小孩嘲笑他是個不會說英語的“土八怪”。1904年，年輕的司徒雷登像當年他的父親一樣，帶著新婚妻子回到杭州，開始從事傳教事業。
“九·一八”事變後，司徒雷登親自帶領數百名燕大師生走上街頭遊行，在隊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請他火速返校的急電：原來北京學生為反對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組織請願團赴南京，燕大學生宣布罷課。學校里的多數外籍教授反對學生罷課，而未南下的學生與中國教授們堅決不許開課，雙方嚴重對立。司徒雷登匆匆趕回後，立即召開全校大會。一些人以為，作為校務長，他是絕不會支持罷課的，不料司徒雷登卻說：“我在上海下船時，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京的學生是否也來南京請願了？我聽到的答覆：‘是’，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學生沒有參加請願，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
抗戰期間，他因拒絕與日軍合作，曾被囚禁近4年之久。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當時曾有人這樣評價他：“既是政客又是學者，既是狡猾的對手又是溫馨的朋友。”
曾為燕大學生、時任燕大教員的冰心這樣讚揚自己的校長：“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裡，都短不了他。為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據近年披露的史料，司徒雷登在離開中國前夕，曾與中共高層秘密接觸，甚至計劃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國政府承認新中國事宜，但最終被召回，未能成行。
不論司徒雷登當時的政治傾向如何，但他在那個歷史轉折關頭，力圖避免使中國與美國乃至西方完全隔絕所作的努力，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更加理性的選擇。
毛澤東諷刺司徒雷登“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不知是不是“一語成讖”：司徒雷登回到美國後，晚年寂寞而悲涼，被國務院下“禁言令”，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終因患腦血栓，終成半身不遂與失語症。
他的遺願之一是將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內。但這一心愿未能實現。
2005年1月3日下午，記者在未名湖畔看見，一隻寒鴉掠過臨湖軒。那是當年司徒校長為年輕教員冰心和吳文藻主持婚禮的地方。
“文革”中北大教師下放江西“五七”幹校。一個雨天，教改小分隊的師生幾十人，乘汽車從圍湖造田的農場到南昌去教學實習，明知堤上非常危險，卻誰也不敢冒“活命哲學”的罪名，建議把隊伍帶回去。結果一輛汽車翻到了大堤下。車子掀起來時，發現有一位老師和一位同學遇難。
親歷其事的教師後來回憶，陳貽焮本人也是被扣在車底下的，當他爬出來時，看見同伴遇難的景象，竟面對著茫茫鄱陽湖，放聲痛哭起來。“沒有顧忌，沒有節制，那情景，真像是一個失去親人的孩子。他哭得那麼動情，那麼真摯，那麼富於感染力，直到如今，那哭聲猶縈繞耳際”。
到了晚年，陳貽焮的詩詞集出版，囑其弟子葛曉音作序。葛曉音沒有直接評論先生的創作藝術，而是把自己所了解的先生的人品和性情作為序文的重點，她認為自己是懂得先生心事的。當她把序文念給陳貽焮聽時，讓她難忘的是，先生竟像孩子一樣哭出聲來。葛曉音於是明白了，“先生心裡的積鬱，其實很深”。
背影漸遠，猶低徊
司徒雷登：別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國人，基督教傳教士、教育家、外交官。曾任燕京大學校長及校務長、美國駐華大使。
這是一個奇怪的洋人：他在中國大大地有名，在自己的祖國卻默默無聞。自從偉大領袖“欽點”之後，他的名字就成了聲名狼藉的代稱。
“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毛澤東一語斷定。
1949年8月2日，這位73歲的瘦高個老人，黯然離開中國。8月18日，新華社播發毛澤東的著名檄文《別了，司徒雷登》，該文被收入中學語文教材。從此，“司徒雷登”成為一個失敗的符號，成為一代又一代中國青年嘲諷的對象。
然而，歷史學者林孟熹告訴我們：“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曾長期而全面地捲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司徒雷登曾說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更多於是一個美國人”。從血統上講，他是一個純粹的美國人，父親是美國到中國的第一批傳教士，母親也是美國人。但他出生在杭州，從小說的是杭州話，11歲時回到美國的維吉尼亞州上學，鄰里小孩嘲笑他是個不會說英語的“土八怪”。1904年，年輕的司徒雷登像當年他的父親一樣，帶著新婚妻子回到杭州，開始從事傳教事業。
“九·一八”事變後，司徒雷登親自帶領數百名燕大師生走上街頭遊行，在隊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1934年司徒雷登赴美，突然接到燕大請他火速返校的急電：原來北京學生為反對政府對日不抵抗政策，組織請願團赴南京，燕大學生宣布罷課。學校里的多數外籍教授反對學生罷課，而未南下的學生與中國教授們堅決不許開課，雙方嚴重對立。司徒雷登匆匆趕回後，立即召開全校大會。一些人以為，作為校務長，他是絕不會支持罷課的，不料司徒雷登卻說：“我在上海下船時，首先問來接我的人，燕京的學生是否也來南京請願了？我聽到的答覆：‘是’，這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學生沒有參加請願，那說明這些年來我的教育就完全失敗了！”
抗戰期間，他因拒絕與日軍合作，曾被囚禁近4年之久。
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當時曾有人這樣評價他：“既是政客又是學者，既是狡猾的對手又是溫馨的朋友。”
曾為燕大學生、時任燕大教員的冰心這樣讚揚自己的校長：“這團體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總有上千上萬的人，這上千上萬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裡，都短不了他。為嬰兒施洗的是他，證婚的是他，喪禮主儀的也是他。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據近年披露的史料，司徒雷登在離開中國前夕，曾與中共高層秘密接觸，甚至計劃好了前往北京，磋商美國政府承認新中國事宜，但最終被召回，未能成行。
不論司徒雷登當時的政治傾向如何，但他在那個歷史轉折關頭，力圖避免使中國與美國乃至西方完全隔絕所作的努力，被後來的歷史證明是更加理性的選擇。
毛澤東諷刺司徒雷登“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不知是不是“一語成讖”：司徒雷登回到美國後，晚年寂寞而悲涼，被國務院下“禁言令”，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終因患腦血栓，終成半身不遂與失語症。
他的遺願之一是將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內。但這一心愿未能實現。
2005年1月3日下午，記者在未名湖畔看見，一隻寒鴉掠過臨湖軒。那是當年司徒校長為年輕教員冰心和吳文藻主持婚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