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頁
① 《後序》。
萊，重易裝標，因為識之。”②二是跋《後魏鄭羲碑》③云：“蓋道照(昭)嘗為光州刺史，即今萊州也。 故刻其父碑於茲山。余守是州，嘗與僚屬登山，徘徊碑下久之。”又跋《後魏鄭羲上碑》云：“初余為萊州，得羲碑於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 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陽，此下碑也。’因遣人訪求，在膠水縣(今屬山東平度)界中，遂模得之。”①三是《金石錄》卷十三云：“右齊鍾銘，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 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鍾十枚，有款識，尤奇。最多者幾五百字。
今世所見鐘鼎銘文之多，未有逾此者……今余所藏，乃就鐘上摹拓者，最得 其真也。”趙明誠在萊州太守任上結撰的《金石錄》共“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②，所以，更大的工作量是在於廣泛地搜集整理，為此他“忘寢 廢食而求”，絕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玩好，而是為了有補於後學。要不是趙明誠親任察訪、親自著錄，在正史中並沒有鄭道昭擅書法的記載，其如此高 超的書藝就有被埋沒的可能。嗚呼!《金石錄》的更大價值在哪裡，其中今存實物尚有多少……弄清這一系列的問題將會成為後人的更加珍貴的物質和 精神財富。
(三)
任滿改官淄州城宋代官制，州守任期三年，秩滿即調任。據此，趙明誠當於宣和六年前 後改任新職，也就是說《後序》所云：“連守兩郡”，是指趙明誠守萊後即守淄。又據宣和七年(1125 年)十二月二日詔：“朝散郎權發遣淄州趙明誠 職事修譽，可特除直秘閣”①。看來此當系趙明誠守淄的第二個年頭上的事情。
淄州轄境時大時小，唐代時大到除了幾乎包括今山東全境外，尚有今河南、 安徽的部分地區。趙明誠所守之淄州，當指古邑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一帶)，此地離李格非早年作教授的鄆城不遠，他曾寫詩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 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②在遍地是文物的淄州② 《金石錄》卷二八。
③ 《金石錄》卷二一。
① 陳按：趙明誠所得此上下魏碑極為書法家、金石家所椎重，近已蜚聲海內外，尤為日本書法界人士所酷愛。此碑洵為研究我國字體演變(碑中有數字，竟與今之簡化字不謀而合)和書法藝術的珍貴資料。年屬耋耋的劉梅粟大師嘗親往觀賞，為之讚嘆不已。鑑於這一文物在趙、李研究中的特殊價值，筆者曾親赴上下碑所在地考察。上碑在今山東平度境內的天柱山頂，磨崖刻石，北依雄峰，南面平川，峰姿突兀偉岸，視線極為開闊。碑刻書法兼具隸、楷二意，結字寬博，筆力雄勁，鐫入山巔，堪稱物、景雙絕。下碑在今山東萊州境內的文峰山麓(此山又名雲峰山，又因形猶筆架，稱筆架山。天晴時，由此山可以看到鄭羲上 碑所在地直南二十里的天柱山。)高 3.4 米、寬4.65 米。碑文記鄭道昭(字僖伯，北魏開封人)之父鄭羲 生平事略，下碑亦依山隨形磨崖刻石。關於此二碑的發現和著錄趙明誠可謂功高德劭，其跋中有“徘徊碑下久之”之語，可見其對此碑的愛重，亦可見其眼力之不凡。明誠著錄此碑，其時在公元 1123 年。此後七百餘年至清中葉的著名書法家、書學理論家包世臣，即包安吳激賞此碑，人們竟以為這是首次發現。此事極為生動地說明趙明誠對於金石之學的貢獻多麼不同凡響，而趙、李在這方面的合作其意義又是多麼深遠。
② 《後序》。
① 《宋會要輯稿·選舉》卷一二。
② 李格非《過臨淄》，《宋詩紀事》卷二七。
古城任職，對於金石學家趙明誠來說，可謂得天獨厚，也是進行《金石錄》 撰著的大好時機，此時與清照的關係亦大有好轉。
晉陶淵明在《移居》詩中，曾把他在潯陽“南村”的好鄰居稱為“素心 人”。趙明誠出任淄州太守，州人不重其“為茲州守”，而重其“有素心之馨”，這在當時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繆荃蓀《雲自在龕隨筆》云：唐白居易書《楞嚴經》一百幅，三百九十七行，唐箋楷書， 系第九卷後半卷。趙明誠跋云：“淄川邢氏之村，丘地平彌，水林晶淯，牆麓磽确布錯，疑有隱君子居焉。問之，茲一村皆邢姓，而邢君有嘉，故潭長，好禮，遂造其廬，院中繁花正發。主人出接，不厭余為茲州守，而重余有素心之馨也。 夏首後相經過，遂出樂天所書《楞嚴經》相示。因上馬疾驅歸，與細君共賞。時 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龍團，相對展玩，狂喜不支。兩見燭跋，猶不欲寐，便下筆為之記。趙明誠。”前後有紹興璽，末幅止角上半印，存“御府”二字。後有“寶慶改元花朝後三日重裝於寶易樓，遜志題。”此冊想見趙德夫夫婦相賞之樂。自序云：“靖康丙午，侯守淄川。”當跋於此時，固俞理初未見者。
直到今天，對於白居易書《楞嚴經》的真偽，尚存有兩種不同看法，一 則是：“繆氏曾否親見樂天真跡，抑自他書轉引，所記未詳。近人或云：白居易書《楞嚴經》，並非真跡，繆氏未考。”①另一則是：“白樂天書《楞嚴 經》真跡匣雖為淄川邢氏所有，後藎(贐)贈明誠，故明誠得馳歸與清照共賞，‘狂喜不支’，此真跡後竟入御府，後蓋又散出，據繆氏所記，定為真 物，自非贗品。繆氏去今不遠，應可蹤跡。盼研究書畫者注意及之。”②鑑於筆者對樂天墨寶無緣觀賞，更無研究，因而對上述王、黃兩種不同看法難置 可否，但對於明誠以為邢氏贐贈為樂天真跡的“狂喜”，則完全可以理解。
另外，明誠所寫這一跋語很有可讀性，文筆生動傳神。
或許因為淄州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城，文物繁夥;或許因為趙明誠“忘 寢廢食”廣為搜羅，其守淄州，從宣和五、六年算起，到靖康二年三月南去奔母喪，總共只有三年的時間，其收穫卻相當可觀，以下三件文物彌足珍貴： 一是，《漢成陽靈台碑》跋下註：“余為淄川，同官李蕘，雷澤人，雲冢正在城西南，蓋《述征記》誤也。”③二是，《唐淄州開元寺碑》跋：“右唐淄州開元寺碑，李邕撰並書，碑 初建於本寺，後人移置郡廨屋下，余為是州，遷於便坐，用木為欄循，以護 之雲。”④三是，得平陸戈銘及盂姜盥 銘，入古器物銘。①靖康元年(1126 年)，在許景衡任中書舍人時，曾記有《趙明誠轉一官 制》云：“敕，逋卒狂悖，驚擾東州。爾為守臣，提兵帥屬，斬獲為多。今錄爾功，進官一等”②。“逋卒”不是逃亡的差役，就是逃亡的士兵。北宋末 年是一個官逼民反的社會，趙明誠“提兵帥屬”，對“逋卒”大加“斬獲”，朝廷為之“錄功”，今天恐不能侍同樣的態度。在不能具體弄清差役或士兵 為何逃亡、對誰“狂悻”的情況下，對趙明誠的這一舉動似應打上一個碩大① 王學初《李清照集校注》第 235 頁。
萊，重易裝標，因為識之。”②二是跋《後魏鄭羲碑》③云：“蓋道照(昭)嘗為光州刺史，即今萊州也。 故刻其父碑於茲山。余守是州，嘗與僚屬登山，徘徊碑下久之。”又跋《後魏鄭羲上碑》云：“初余為萊州，得羲碑於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 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陽，此下碑也。’因遣人訪求，在膠水縣(今屬山東平度)界中，遂模得之。”①三是《金石錄》卷十三云：“右齊鍾銘，宣和五年，青州臨淄縣民於齊 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數十種，其間鍾十枚，有款識，尤奇。最多者幾五百字。
今世所見鐘鼎銘文之多，未有逾此者……今余所藏，乃就鐘上摹拓者，最得 其真也。”趙明誠在萊州太守任上結撰的《金石錄》共“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②，所以，更大的工作量是在於廣泛地搜集整理，為此他“忘寢 廢食而求”，絕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玩好，而是為了有補於後學。要不是趙明誠親任察訪、親自著錄，在正史中並沒有鄭道昭擅書法的記載，其如此高 超的書藝就有被埋沒的可能。嗚呼!《金石錄》的更大價值在哪裡，其中今存實物尚有多少……弄清這一系列的問題將會成為後人的更加珍貴的物質和 精神財富。
(三)
任滿改官淄州城宋代官制，州守任期三年，秩滿即調任。據此，趙明誠當於宣和六年前 後改任新職，也就是說《後序》所云：“連守兩郡”，是指趙明誠守萊後即守淄。又據宣和七年(1125 年)十二月二日詔：“朝散郎權發遣淄州趙明誠 職事修譽，可特除直秘閣”①。看來此當系趙明誠守淄的第二個年頭上的事情。
淄州轄境時大時小，唐代時大到除了幾乎包括今山東全境外，尚有今河南、 安徽的部分地區。趙明誠所守之淄州，當指古邑臨淄(今山東淄博東北一帶)，此地離李格非早年作教授的鄆城不遠，他曾寫詩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 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當時九府錢。”②在遍地是文物的淄州② 《金石錄》卷二八。
③ 《金石錄》卷二一。
① 陳按：趙明誠所得此上下魏碑極為書法家、金石家所椎重，近已蜚聲海內外，尤為日本書法界人士所酷愛。此碑洵為研究我國字體演變(碑中有數字，竟與今之簡化字不謀而合)和書法藝術的珍貴資料。年屬耋耋的劉梅粟大師嘗親往觀賞，為之讚嘆不已。鑑於這一文物在趙、李研究中的特殊價值，筆者曾親赴上下碑所在地考察。上碑在今山東平度境內的天柱山頂，磨崖刻石，北依雄峰，南面平川，峰姿突兀偉岸，視線極為開闊。碑刻書法兼具隸、楷二意，結字寬博，筆力雄勁，鐫入山巔，堪稱物、景雙絕。下碑在今山東萊州境內的文峰山麓(此山又名雲峰山，又因形猶筆架，稱筆架山。天晴時，由此山可以看到鄭羲上 碑所在地直南二十里的天柱山。)高 3.4 米、寬4.65 米。碑文記鄭道昭(字僖伯，北魏開封人)之父鄭羲 生平事略，下碑亦依山隨形磨崖刻石。關於此二碑的發現和著錄趙明誠可謂功高德劭，其跋中有“徘徊碑下久之”之語，可見其對此碑的愛重，亦可見其眼力之不凡。明誠著錄此碑，其時在公元 1123 年。此後七百餘年至清中葉的著名書法家、書學理論家包世臣，即包安吳激賞此碑，人們竟以為這是首次發現。此事極為生動地說明趙明誠對於金石之學的貢獻多麼不同凡響，而趙、李在這方面的合作其意義又是多麼深遠。
② 《後序》。
① 《宋會要輯稿·選舉》卷一二。
② 李格非《過臨淄》，《宋詩紀事》卷二七。
古城任職，對於金石學家趙明誠來說，可謂得天獨厚，也是進行《金石錄》 撰著的大好時機，此時與清照的關係亦大有好轉。
晉陶淵明在《移居》詩中，曾把他在潯陽“南村”的好鄰居稱為“素心 人”。趙明誠出任淄州太守，州人不重其“為茲州守”，而重其“有素心之馨”，這在當時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繆荃蓀《雲自在龕隨筆》云：唐白居易書《楞嚴經》一百幅，三百九十七行，唐箋楷書， 系第九卷後半卷。趙明誠跋云：“淄川邢氏之村，丘地平彌，水林晶淯，牆麓磽确布錯，疑有隱君子居焉。問之，茲一村皆邢姓，而邢君有嘉，故潭長，好禮，遂造其廬，院中繁花正發。主人出接，不厭余為茲州守，而重余有素心之馨也。 夏首後相經過，遂出樂天所書《楞嚴經》相示。因上馬疾驅歸，與細君共賞。時 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龍團，相對展玩，狂喜不支。兩見燭跋，猶不欲寐，便下筆為之記。趙明誠。”前後有紹興璽，末幅止角上半印，存“御府”二字。後有“寶慶改元花朝後三日重裝於寶易樓，遜志題。”此冊想見趙德夫夫婦相賞之樂。自序云：“靖康丙午，侯守淄川。”當跋於此時，固俞理初未見者。
直到今天，對於白居易書《楞嚴經》的真偽，尚存有兩種不同看法，一 則是：“繆氏曾否親見樂天真跡，抑自他書轉引，所記未詳。近人或云：白居易書《楞嚴經》，並非真跡，繆氏未考。”①另一則是：“白樂天書《楞嚴 經》真跡匣雖為淄川邢氏所有，後藎(贐)贈明誠，故明誠得馳歸與清照共賞，‘狂喜不支’，此真跡後竟入御府，後蓋又散出，據繆氏所記，定為真 物，自非贗品。繆氏去今不遠，應可蹤跡。盼研究書畫者注意及之。”②鑑於筆者對樂天墨寶無緣觀賞，更無研究，因而對上述王、黃兩種不同看法難置 可否，但對於明誠以為邢氏贐贈為樂天真跡的“狂喜”，則完全可以理解。
另外，明誠所寫這一跋語很有可讀性，文筆生動傳神。
或許因為淄州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城，文物繁夥;或許因為趙明誠“忘 寢廢食”廣為搜羅，其守淄州，從宣和五、六年算起，到靖康二年三月南去奔母喪，總共只有三年的時間，其收穫卻相當可觀，以下三件文物彌足珍貴： 一是，《漢成陽靈台碑》跋下註：“余為淄川，同官李蕘，雷澤人，雲冢正在城西南，蓋《述征記》誤也。”③二是，《唐淄州開元寺碑》跋：“右唐淄州開元寺碑，李邕撰並書，碑 初建於本寺，後人移置郡廨屋下，余為是州，遷於便坐，用木為欄循，以護 之雲。”④三是，得平陸戈銘及盂姜盥 銘，入古器物銘。①靖康元年(1126 年)，在許景衡任中書舍人時，曾記有《趙明誠轉一官 制》云：“敕，逋卒狂悖，驚擾東州。爾為守臣，提兵帥屬，斬獲為多。今錄爾功，進官一等”②。“逋卒”不是逃亡的差役，就是逃亡的士兵。北宋末 年是一個官逼民反的社會，趙明誠“提兵帥屬”，對“逋卒”大加“斬獲”，朝廷為之“錄功”，今天恐不能侍同樣的態度。在不能具體弄清差役或士兵 為何逃亡、對誰“狂悻”的情況下，對趙明誠的這一舉動似應打上一個碩大① 王學初《李清照集校注》第 23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