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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我說：應該拍一部電影，就叫《手機》，謹以此片獻給每一個手機持有者。
劉老師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說：我相信這個影片會有很大的力量，這就是“向生活要藝術”。
手機本來是用來溝通的，但它卻使人們變得心懷鬼胎，這時手機就不再是手機了，手機變成了手雷。
在場的人聽了，臉色大變。都說，手下留情，萬萬不可！包括我在內也是疑慮重重。
劉老師問：你們怕什麼？你們怕什麼？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頭上麼？我不怕！
我甘願做一個人體炸彈，以此給每一部手機消毒，淨化我們的社會空氣。我願意寫這個劇本，如果你們不做，我就把它寫成小說。
我們忙說：我們干，我們也豁出去了，該死鳥朝上。
之後，劉老師一字一句地說：漢語本來是簡潔的，但手機的使用極大地改變了漢語的說話習慣，手機連著人的嘴，嘴連著心，心裡的秘密通過嘴源源不斷地輸入了手機，為了掩蓋手機里藏著的秘密，人們開始說謊和言不由衷，手機本來是用來溝通的，但它卻使人們變得心懷鬼胎，這時手機就不再是手機了，手機變成了手雷，反過來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裡一陣陣發緊，我問：《手機》應該拍成一部恐怖片，還是一部喜劇呢？
劉老師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劇的形式表現的，但它同時又是令人畏懼的。
這種創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從生活走向藝術的力量。我看它甚至可以成為一部賀歲片。向中國電影一百周年賀歲。
從10月初開始，我們集中討論了故事的脈絡，確定了人物之間的關係和人物的身份。然後，劉震雲開始寫劇本。
我開始平心靜氣地在家寫書。
11月底，第一稿劇本完成，用了一個下午讀了劇本，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劉震雲把大家的意見消化了一個星期後，把我和趙非約到一個封閉的環境中，3 個人連續10天逐場戲地推進，寫出了第二稿劇本。這時，我和趙非都對第二稿劇本充滿了信心，也已經對影片的拍攝有了成熟的構想。但劉震雲卻對劇本仍不滿意，提出再給他20天的時間從頭捋一遍，然後再用10天的時間，3 個人一起最後再打磨一遍，直至我們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電影局審查。
由此使我想到，劉震云何以能成為一個傑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氣，不說了，單就他的勤奮和敬業的態度，就應該令所有從事編劇寫作的同行們尊敬。
我又要說不好聽的話了，現在很多編劇，說起來頭頭是道，做起來完全是兩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別人。你約他寫本子，上來就先開價，而且還事先聲明，只寫一稿，似乎是對自己寫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錢，得到的卻是一疊廢紙。別人推倒重建，還厚著臉皮要求屬名在前。這種無能又懶惰的編劇不是一個兩個，是數不勝數，到處泛濫。有人認為賀歲片很容易，只要有幾個明星，占住一個新年檔，隨便找人攢一個劇本就可以了，結果觀眾不買帳，電影拍出來沒人看。原因很簡單，劇本不行。而要想得到一個好劇本，必得是選對一個認真負責，手裡沒有其他活，能夠拿出半年以上的時間，不辭辛勞，不怕麻煩的編劇。這樣的編劇是不能和隨便對付一個本子，20天就完活的編劇是一個價位的。我認為一個好劇本的合理價位，絕不應該少於一個明星的收費。而眼下的許多白痴製片人們，屈於一些狗屁明星的狗屁名聲，隨隨便便就能讓價幾十萬，卻對一個優秀編劇的價格從心裡就給定了一個極低的限度，往往是導演磨破嘴皮子，為一個好劇本多爭取幾萬元就會引得製片人暴跳如雷，甩手而去。在他們的眼裡，似乎只要有了明星一切就已經萬事大吉。豈不知，中國內地的電影市場，除了葛優之外，就沒有真正具有票房號召力的演員。所以我說那些製片人是白痴，賠錢也是自找的。
對不起，我有點惱羞成怒。我知道，這種怨婦式的寫作會令讀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須一吐為快。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時間已經到了12月的下旬。終於，劉震雲打來電話，告之，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聲，約好聖誕節後，全體集合，用集體的智慧對劇本進行最後的打磨。
至此，我的2002年即將成為歷史，輕輕翻過這一頁，一年來的甜酸苦辣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令我欣慰的是，雖然這一年沒有電影面世，但已有《手機》懷胎，總算是沒有虛度。今年雖然因傷缺陣，但已經作好了準備迎接來年的挑戰。在中國電影的叢林裡，我不是一隻沉默的羔羊，我是一頭餓了一年的狼。這個比喻也許不太恰當，但它真實地反映了一種掠食者的心情。
記得美國現任國務卿鮑威爾，在九四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曾因為其在海灣戰爭中戰功卓著，一度在選民中呼聲很高。
有記者問他：您對於可能成為第一位黑人總統有何感想？
鮑威爾是這樣回答的。
他說：在當美國總統這件事上，我沒有聽到上帝對我的召喚。
借用這句話，我想說：在《手機》和《溫故一九四二》這兩件事上，我都聽到了上帝對我的召喚。
12月23日，窗外雪花漫天，落了一層，又落一層，整個京城被白雪覆蓋，從我家的陽台向下俯瞰，風把樓頂的積雪吹得四散，路上的行人和車流在紛紛揚揚的飄雪中，猶如攝影機升格後拍下的高速鏡頭，緩慢地移動著，令我的心情變得有些憂傷。
在已經離開這個世界的無數生命里，母親的離去是真正從苦難中得到了解脫。
我不知道自己的路還有多長，也不知道未來將要帶我奔向何方？
我想起了已經過世的母親，想起的卻是她年輕時的模樣。她的一生是這樣度過的：20歲就失去了所有的親人，孤身一人來到北京；婚後又失去了一個年僅兩歲的女兒；35歲時離婚；45歲時身患癌症；57歲患腦血栓，從此長達16年癱瘓在床上。
她躺在床上，回憶自己的一生，不禁淚流滿面，到後來，她每次見到我都哭，但已經是沒有聲音，也沒有眼淚的無聲乾哭了。醫生說她患了老年痴呆，但我知道，那是因為她的內心深含著冤屈，直到她去世的那天早上，人都非常的清醒。
母親曾對我說：兒子，你會順順利利的，所有的苦難都讓媽媽一個人替你嘗盡了。你有出息，我的罪就沒有白受。
母親去世時，我在輓聯上寫下這樣一句話：
媽媽辛苦了，您老休息吧。
因為新年將至，我的手機里飛滿了簡訊，讓人悲哀的是，除了小精靈周迅給我發來兩個字：“快活”。剩下的通通都是轉發自簡訊業務公司散發的套話，雖然溢滿了祝語賀詞，但我卻看不到一句發自朋友內心的知心話語。
世界在改變，而且就在一瞬間。
母親曾對我說：兒子，你會順順利利的，所有的苦難都讓媽媽一個人替你嘗盡了。
劉老師一巴掌拍在我的肩上，說：我相信這個影片會有很大的力量，這就是“向生活要藝術”。
手機本來是用來溝通的，但它卻使人們變得心懷鬼胎，這時手機就不再是手機了，手機變成了手雷。
在場的人聽了，臉色大變。都說，手下留情，萬萬不可！包括我在內也是疑慮重重。
劉老師問：你們怕什麼？你們怕什麼？是怕捉鬼捉到自己的頭上麼？我不怕！
我甘願做一個人體炸彈，以此給每一部手機消毒，淨化我們的社會空氣。我願意寫這個劇本，如果你們不做，我就把它寫成小說。
我們忙說：我們干，我們也豁出去了，該死鳥朝上。
之後，劉老師一字一句地說：漢語本來是簡潔的，但手機的使用極大地改變了漢語的說話習慣，手機連著人的嘴，嘴連著心，心裡的秘密通過嘴源源不斷地輸入了手機，為了掩蓋手機里藏著的秘密，人們開始說謊和言不由衷，手機本來是用來溝通的，但它卻使人們變得心懷鬼胎，這時手機就不再是手機了，手機變成了手雷，反過來控制了它的使用者。
我的心裡一陣陣發緊，我問：《手機》應該拍成一部恐怖片，還是一部喜劇呢？
劉老師答：表面上看，它是以喜劇的形式表現的，但它同時又是令人畏懼的。
這種創作上的悖反，恰恰更加深了從生活走向藝術的力量。我看它甚至可以成為一部賀歲片。向中國電影一百周年賀歲。
從10月初開始，我們集中討論了故事的脈絡，確定了人物之間的關係和人物的身份。然後，劉震雲開始寫劇本。
我開始平心靜氣地在家寫書。
11月底，第一稿劇本完成，用了一個下午讀了劇本，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劉震雲把大家的意見消化了一個星期後，把我和趙非約到一個封閉的環境中，3 個人連續10天逐場戲地推進，寫出了第二稿劇本。這時，我和趙非都對第二稿劇本充滿了信心，也已經對影片的拍攝有了成熟的構想。但劉震雲卻對劇本仍不滿意，提出再給他20天的時間從頭捋一遍，然後再用10天的時間，3 個人一起最後再打磨一遍，直至我們的能力所不及的程度，再送電影局審查。
由此使我想到，劉震云何以能成為一個傑出的作家，他的思想、他的才氣，不說了，單就他的勤奮和敬業的態度，就應該令所有從事編劇寫作的同行們尊敬。
我又要說不好聽的話了，現在很多編劇，說起來頭頭是道，做起來完全是兩回事，糊弄自己也糊弄別人。你約他寫本子，上來就先開價，而且還事先聲明，只寫一稿，似乎是對自己寫作能力有天大的自信。可往往是付了錢，得到的卻是一疊廢紙。別人推倒重建，還厚著臉皮要求屬名在前。這種無能又懶惰的編劇不是一個兩個，是數不勝數，到處泛濫。有人認為賀歲片很容易，只要有幾個明星，占住一個新年檔，隨便找人攢一個劇本就可以了，結果觀眾不買帳，電影拍出來沒人看。原因很簡單，劇本不行。而要想得到一個好劇本，必得是選對一個認真負責，手裡沒有其他活，能夠拿出半年以上的時間，不辭辛勞，不怕麻煩的編劇。這樣的編劇是不能和隨便對付一個本子，20天就完活的編劇是一個價位的。我認為一個好劇本的合理價位，絕不應該少於一個明星的收費。而眼下的許多白痴製片人們，屈於一些狗屁明星的狗屁名聲，隨隨便便就能讓價幾十萬，卻對一個優秀編劇的價格從心裡就給定了一個極低的限度，往往是導演磨破嘴皮子，為一個好劇本多爭取幾萬元就會引得製片人暴跳如雷，甩手而去。在他們的眼裡，似乎只要有了明星一切就已經萬事大吉。豈不知，中國內地的電影市場，除了葛優之外，就沒有真正具有票房號召力的演員。所以我說那些製片人是白痴，賠錢也是自找的。
對不起，我有點惱羞成怒。我知道，這種怨婦式的寫作會令讀者感到乏味，但我必須一吐為快。
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時間已經到了12月的下旬。終於，劉震雲打來電話，告之，他的第三稿已接近尾聲，約好聖誕節後，全體集合，用集體的智慧對劇本進行最後的打磨。
至此，我的2002年即將成為歷史，輕輕翻過這一頁，一年來的甜酸苦辣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令我欣慰的是，雖然這一年沒有電影面世，但已有《手機》懷胎，總算是沒有虛度。今年雖然因傷缺陣，但已經作好了準備迎接來年的挑戰。在中國電影的叢林裡，我不是一隻沉默的羔羊，我是一頭餓了一年的狼。這個比喻也許不太恰當，但它真實地反映了一種掠食者的心情。
記得美國現任國務卿鮑威爾，在九四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曾因為其在海灣戰爭中戰功卓著，一度在選民中呼聲很高。
有記者問他：您對於可能成為第一位黑人總統有何感想？
鮑威爾是這樣回答的。
他說：在當美國總統這件事上，我沒有聽到上帝對我的召喚。
借用這句話，我想說：在《手機》和《溫故一九四二》這兩件事上，我都聽到了上帝對我的召喚。
12月23日，窗外雪花漫天，落了一層，又落一層，整個京城被白雪覆蓋，從我家的陽台向下俯瞰，風把樓頂的積雪吹得四散，路上的行人和車流在紛紛揚揚的飄雪中，猶如攝影機升格後拍下的高速鏡頭，緩慢地移動著，令我的心情變得有些憂傷。
在已經離開這個世界的無數生命里，母親的離去是真正從苦難中得到了解脫。
我不知道自己的路還有多長，也不知道未來將要帶我奔向何方？
我想起了已經過世的母親，想起的卻是她年輕時的模樣。她的一生是這樣度過的：20歲就失去了所有的親人，孤身一人來到北京；婚後又失去了一個年僅兩歲的女兒；35歲時離婚；45歲時身患癌症；57歲患腦血栓，從此長達16年癱瘓在床上。
她躺在床上，回憶自己的一生，不禁淚流滿面，到後來，她每次見到我都哭，但已經是沒有聲音，也沒有眼淚的無聲乾哭了。醫生說她患了老年痴呆，但我知道，那是因為她的內心深含著冤屈，直到她去世的那天早上，人都非常的清醒。
母親曾對我說：兒子，你會順順利利的，所有的苦難都讓媽媽一個人替你嘗盡了。你有出息，我的罪就沒有白受。
母親去世時，我在輓聯上寫下這樣一句話：
媽媽辛苦了，您老休息吧。
因為新年將至，我的手機里飛滿了簡訊，讓人悲哀的是，除了小精靈周迅給我發來兩個字：“快活”。剩下的通通都是轉發自簡訊業務公司散發的套話，雖然溢滿了祝語賀詞，但我卻看不到一句發自朋友內心的知心話語。
世界在改變，而且就在一瞬間。
母親曾對我說：兒子，你會順順利利的，所有的苦難都讓媽媽一個人替你嘗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