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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遁跡，示同貧士。獨居寒山，自樂其志。貌悴形枯，布裘弊止。出言成章，諦實至理。凡人不測，謂風狂子。時來天台，入國清寺。徐步長廊，呵呵撫指。或走或立，喃喃獨語。所食廚中，殘飯菜滓。吟偈悲哀，僧俗咄捶。都不動搖，時人自恥。作用自在，凡愚難值。即出一言，頓祛塵累。是故國清，圖寫儀軌。永劫供養，長為弟子。昔居寒山，時來茲地。稽首文殊，寒山之士。南無普賢，拾得定是。聊申讚嘆，願超生死。
這就是目前通行本寒山詩的序，在這裡，寒山的形象及其詩的流傳都與杜光庭所述有很明顯的不同。按照閭丘胤序的說法，寒山詩集是由國清寺僧道翹在寒山去世之後收集而成的，這種說法是在怎樣的情形之下產生的呢？或者說，為什麼詩集的收集者會由道士徐靈府變成了和尚道翹呢？這閭丘胤在歷史上也是確有其人的，陳耆卿《嘉定赤城志》的記載，閭丘胤在貞觀十六年（642）到貞觀二十年（646）擔任台州刺史[7]。林表民的《赤城集》，引用宋咸平元年至咸平二年（998—999）台州知州曾會的《台州郡治廳壁記》，也表明閭丘胤曾在貞觀十六年到貞觀二十年擔任台州刺史[8]。寒山是中唐的人，跟貞觀時期的閭丘胤又怎麼可能會糾纏在一起，自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證明閭丘胤之序為偽作，目前學界對此已經基本上達成共識。但是，問題在於這樣的作偽是基於怎樣的背景產生的？它的意義又是什麼？
在梳理這段曲折的時候，我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叫作李敬方。李敬方在會昌年間，亦即徐靈府主持桐柏宮的時候任台州長史，曾經到過桐柏宮，也到過寒山：
會昌六年，李敬方按《天台桐柏山題名》云：“是年三月，台州長史員外置李敬方自寒山回，游此”。[9]
隨後李敬方於大中元年任明州（今寧波市）刺史，再任台州刺史，“李敬方，會昌元年為台州長史；大中元年為明州刺史，見《蓬萊觀碑》；則敬方自台州長史擢明州刺史，復自明州刺史左遷台州刺史”。[10]更為有意思的是，李敬方曾經患有頭疾，在其《題黃山湯院》一詩的自序中，李敬方寫道：“敬方以頭風，大中五年十二月，因小恤假內再往黃山浴場，題四百字”[11]，《新安志》對此亦有記載，“後至大中年，刺史李敬方以風疾，比歲凡再入浴，感白龍而疾瘳，乃作龍堂於湯之西陵”。[12]李敬方和閭丘胤都曾擔任過台州刺史，亦均曾染過頭疾，這或者是對於寒山詩集作偽的原始依據。
同時，對於此事的清理，不能夠脫離當時的社會現實。徐靈府結集寒山詩大概是在會昌年間，而會昌年間，中國文化史上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會昌滅佛。唐武宗李焱好道，早在開成五年（840）秋，即召道士趙歸真等81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親受法籙。會昌元年（841），六月十二日，武宗生日，為慶陽節，剛做上皇帝不久的李炎設齋請僧人、道士講法。然而，武宗只賜給道士紫衣，僧人卻不得穿著。這原本只是一件小事，然而一個明確的信號已經發出了：新皇上並不喜歡佛法，很快，在武宗為帝的短短六年時間裡，一個接一個的對僧人們發難的敕令由皇帝簽署、發布，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運動——唐武宗滅佛開始了。會昌二年（842）十月，勒令僧尼戒行不精者還俗，財物入官，僧許留奴一人，尼許留婢兩人。三年，查點外國僧人，並禁摩尼教等流傳。令兩街功德使梳理京城，公案無名者還俗，遞歸本貫，諸州道府皆同斯例。四年，詔禁供養佛牙，毀焚長生殿內道場經像，換為天尊老君之像。但毀佛主要的原因是當時寺院所屬莊園增加，國家賦稅收入減少。加以僧伽腐敗，僧侶不事生產，蠹耗天下。會昌五年三月，勘檢天下寺舍奴婢，八月，敕毀佛寺，勒僧尼還俗，下令並省寺院。據《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載：“秋七月……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並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鍾磐以鑄錢。”詔行之後，全國共拆寺4600餘所，還俗僧尼26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4萬餘所，收膏腴上田千萬頃。又將寺院奴婢改為兩稅戶15萬人。宣宗李忱即位，宣布恢復佛法，但是經此浩劫，佛教已然是元氣大傷。在這種形勢之下，國清寺自然也是難逃一劫的，會昌年間，國慶寺亦遭拆毀，教籍湮沒。除隋煬帝、智者大師的真跡一部分被寺僧收於廢墟中方得以保存外，其餘殿宇、法器盡毀。僧尼被令還俗，寺內原有常住一百五十人，夏季統制時多達三百人。此時大多逃匿深山，繼續修禪。寺院的田產，被收歸公。直到宣帝即位恢復佛法，大中五年（851），詔重修國清寺，加賜“大中”，並由散騎常侍大書法家柳公權為國清寺書額“大中國清之寺”，今藏於國清寺中。這時，國清寺才開始募資在廢墟上重修殿宇。大中七年（853）九月，日本天台宗高僧圓珍至天台求法，國清寺還是“佛殿初營，僧房未置”。圓珍見“白衣居士，經行而曉泊浮雲；青眼沙門，坐定而夜棲磐石”的荒涼景象，為此，圓珍出資修國清寺止觀堂[13]，並提名“天台山國清寺日本大德僧院”。國清寺百廢待興，急需各方的支持，特別是官方的支持。而寒山詩集的流傳恰好也正是在這一時刻，這也為作偽提供了一個可能。
這就是目前通行本寒山詩的序，在這裡，寒山的形象及其詩的流傳都與杜光庭所述有很明顯的不同。按照閭丘胤序的說法，寒山詩集是由國清寺僧道翹在寒山去世之後收集而成的，這種說法是在怎樣的情形之下產生的呢？或者說，為什麼詩集的收集者會由道士徐靈府變成了和尚道翹呢？這閭丘胤在歷史上也是確有其人的，陳耆卿《嘉定赤城志》的記載，閭丘胤在貞觀十六年（642）到貞觀二十年（646）擔任台州刺史[7]。林表民的《赤城集》，引用宋咸平元年至咸平二年（998—999）台州知州曾會的《台州郡治廳壁記》，也表明閭丘胤曾在貞觀十六年到貞觀二十年擔任台州刺史[8]。寒山是中唐的人，跟貞觀時期的閭丘胤又怎麼可能會糾纏在一起，自余嘉錫先生的《四庫提要辨證》證明閭丘胤之序為偽作，目前學界對此已經基本上達成共識。但是，問題在於這樣的作偽是基於怎樣的背景產生的？它的意義又是什麼？
在梳理這段曲折的時候，我們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叫作李敬方。李敬方在會昌年間，亦即徐靈府主持桐柏宮的時候任台州長史，曾經到過桐柏宮，也到過寒山：
會昌六年，李敬方按《天台桐柏山題名》云：“是年三月，台州長史員外置李敬方自寒山回，游此”。[9]
隨後李敬方於大中元年任明州（今寧波市）刺史，再任台州刺史，“李敬方，會昌元年為台州長史；大中元年為明州刺史，見《蓬萊觀碑》；則敬方自台州長史擢明州刺史，復自明州刺史左遷台州刺史”。[10]更為有意思的是，李敬方曾經患有頭疾，在其《題黃山湯院》一詩的自序中，李敬方寫道：“敬方以頭風，大中五年十二月，因小恤假內再往黃山浴場，題四百字”[11]，《新安志》對此亦有記載，“後至大中年，刺史李敬方以風疾，比歲凡再入浴，感白龍而疾瘳，乃作龍堂於湯之西陵”。[12]李敬方和閭丘胤都曾擔任過台州刺史，亦均曾染過頭疾，這或者是對於寒山詩集作偽的原始依據。
同時，對於此事的清理，不能夠脫離當時的社會現實。徐靈府結集寒山詩大概是在會昌年間，而會昌年間，中國文化史上發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會昌滅佛。唐武宗李焱好道，早在開成五年（840）秋，即召道士趙歸真等81人入禁中，於三殿修金籙道場，親受法籙。會昌元年（841），六月十二日，武宗生日，為慶陽節，剛做上皇帝不久的李炎設齋請僧人、道士講法。然而，武宗只賜給道士紫衣，僧人卻不得穿著。這原本只是一件小事，然而一個明確的信號已經發出了：新皇上並不喜歡佛法，很快，在武宗為帝的短短六年時間裡，一個接一個的對僧人們發難的敕令由皇帝簽署、發布，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運動——唐武宗滅佛開始了。會昌二年（842）十月，勒令僧尼戒行不精者還俗，財物入官，僧許留奴一人，尼許留婢兩人。三年，查點外國僧人，並禁摩尼教等流傳。令兩街功德使梳理京城，公案無名者還俗，遞歸本貫，諸州道府皆同斯例。四年，詔禁供養佛牙，毀焚長生殿內道場經像，換為天尊老君之像。但毀佛主要的原因是當時寺院所屬莊園增加，國家賦稅收入減少。加以僧伽腐敗，僧侶不事生產，蠹耗天下。會昌五年三月，勘檢天下寺舍奴婢，八月，敕毀佛寺，勒僧尼還俗，下令並省寺院。據《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八載：“秋七月……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並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寺非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鍾磐以鑄錢。”詔行之後，全國共拆寺4600餘所，還俗僧尼26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4萬餘所，收膏腴上田千萬頃。又將寺院奴婢改為兩稅戶15萬人。宣宗李忱即位，宣布恢復佛法，但是經此浩劫，佛教已然是元氣大傷。在這種形勢之下，國清寺自然也是難逃一劫的，會昌年間，國慶寺亦遭拆毀，教籍湮沒。除隋煬帝、智者大師的真跡一部分被寺僧收於廢墟中方得以保存外，其餘殿宇、法器盡毀。僧尼被令還俗，寺內原有常住一百五十人，夏季統制時多達三百人。此時大多逃匿深山，繼續修禪。寺院的田產，被收歸公。直到宣帝即位恢復佛法，大中五年（851），詔重修國清寺，加賜“大中”，並由散騎常侍大書法家柳公權為國清寺書額“大中國清之寺”，今藏於國清寺中。這時，國清寺才開始募資在廢墟上重修殿宇。大中七年（853）九月，日本天台宗高僧圓珍至天台求法，國清寺還是“佛殿初營，僧房未置”。圓珍見“白衣居士，經行而曉泊浮雲；青眼沙門，坐定而夜棲磐石”的荒涼景象，為此，圓珍出資修國清寺止觀堂[13]，並提名“天台山國清寺日本大德僧院”。國清寺百廢待興，急需各方的支持，特別是官方的支持。而寒山詩集的流傳恰好也正是在這一時刻，這也為作偽提供了一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