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頁
明廷得到廣寧失守的消息後，京城再次震動，市民大為恐俱。皇帝親臨御門處理遼事。兵部尚書張鶴鳴為了掩蓋他自己的過失，竭力為巡撫王化貞和他自己開脫，竟說什麼：我兵若是過了遼河以東戰敗，那是主戰者的罪過。現今是後金兵過了河西，奪地陷城，罪過難道不在主守的人，而在主戰的人嗎?這一番話的用意，是把廣寧等地失守的責任全部都推到經臣熊廷弼的身上去了。朝廷的眾臣明知道是張鶴鳴支持巡撫王化貞造成了廣寧失守的敗局，竟異口同聲地附合張鶴鳴的胡說。有的主張懲治熊廷弼，以正典刑。有的害怕後金兵入關，提出在一片石、古北口等地屯駐重兵，加強防守。兵部尚書張鶴鳴感到罪責難逃，便乘機請求出關視師。皇帝是非不明，毫無主見，只好答應張鶴鳴的請求，給他加太子太保銜，賜予蟒玉、尚方劍，還給他配備了隨行的將佐。升任王國梁為總兵官、何棟如加升太僕少卿，贊劃軍務。發幣金三十萬兩，解送山海關以供使用。
在這人人退縮，個個膽怯的時刻，山東按察司僉事袁崇煥毛遂自薦地說：只要兵馬足、錢糧足，我一個人可以擋關。袁崇煥臨難挺身而出，取得了大臣的信任。皇帝當即下旨任閻鳴泰、袁崇煥為山海關監軍。袁崇煥為人性情豪爽，不怕苦，不畏死，很有實幹精神。因此，他得到任命後，既不求奉聖旨，也不告辭朝廷，竟自行直奔山海關而去[3]。
當時的遼河以西，除了從廣寧到西寧堡(今遼寧省盤山縣東南“西豐古城子”)一線，後金設了哨卒以外，大部分的地區後金還沒有力量占領。十三山、大凌河、小凌河等各屯的居民，都不肯歸順後金。義州東南的戚家堡，錦州南的雙山堡、十官兒屯等地少的有數千人，多的有數萬人，合計起來不下十餘萬軍民占山抗金，等待明軍的救援。廣寧失守以後已經半個月了，中前所(今遼寧省綏中縣前所)只有後金數十名騎兵巡視，前屯衛(今遼寧省綏中縣前衛)也只有三百多名八旗兵，城中明軍的房屋還都完好無損，大炮還放在原地沒動。中後(今遼寧省綏中縣縣城)、中右(今遼寧省興城縣西南沙後所)、寧遠(今遼寧省興城縣縣城)、中左(今遼寧省錦西縣東北“塔山”)等處，明軍退走後，成了無人占有的中間地帶[4]。
大英明汗努爾哈赤回兵遼陽以後，命令都堂兼固山額真阿敦、額駙李永芳和阿布圖等，在沿邊各城堡任命官員，設置邊台和哨所[5]。為了都城的安全，努爾哈赤遷都瀋陽以前住在遼陽的東城，命令李永芳駐守舊遼陽城。邊防的守軍分作三路，一路駐守在鎮江，防備朝鮮王國進兵。一路駐守在遼南四衛，防備明朝登萊水師。一路駐守在廣寧沿邊，防備西部蒙古侵犯[6]。從廣寧到西寧一線，每二十里設立一個哨所，每個哨所設置大炮四門，所內安排女真兵一個，間置漢軍兵卒四人，夜間輪番巡查，警戒搜索[7]。除了哨卒以外，還放有遊動哨，這種哨卒可以遠到松山、杏山一帶進行巡邏。
明軍退出廣寧地區以後，在右屯衛拋下的糧食有五十多萬石。時值遼地年荒，人們都視糧如命。努爾哈赤對此當然十分重視。他除了派兵各處搜集糧食以外，在右屯衛派遣重兵層層防守。先從廣寧城推來戰車三、四百輛，守衛右屯衛的城門，內駐一名主將，四名游擊，統率三千八旗兵。城外有八旗兵中的女真、漢軍輕騎兩萬多人，戰車五千多輛，環城防守。同時，由八旗共派出八萬多人，出動大軲轆牛車三千三百六十多輛，陸續將右屯衛糧食運往三岔河、牛莊、海州、遼陽等地，前後搬運十個月之久[8]。
當努爾哈赤積極搬運糧食，全力解決國內人民缺糧的困難時候，只有蒙古各部的騎兵不斷出來搶些糧食，明軍竟然沒有出動一兵一卒進行一次象樣子的騷擾，致使努爾哈赤得以安然運走右屯衛糧食。
明軍為什麼不阻止和破壞努爾哈赤的運糧呢?這是因為明朝的兵部尚書張鶴鳴在二月十三日到達山海關後，命令錦衣衛逮捕了王化貞，送入北京。革了熊廷弼經略的職務，命令他回到原籍去，聽候處理[9]。這樣，遼地的守軍失去了指揮的能力，這是原因之一。
明廷命令王在晉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王在晉到關以後，認為過去清河、撫順的失敗在於守將輕敵，三路喪師在於統兵將帥輕進，廣寧失守在於邊將輕易出戰。曾說：初壞(即撫順、清河失守)遼東已經成了“危局”，再壞(即開原、鐵嶺失守)遼東已經成了“敗局”，三壞(失掉瀋陽、遼陽)遼地成了“殘局”，四壞(失了廣寧)，全局都捐棄沒了，沒有局面可布置了[10]。同時，他又錯誤地認為，遼地人民畏懼強敵，生來都習慣於散漫，不能吃苦耐勞。遼人若是當兵，不是跑，就是投降等[11]。基於這種認識，儘管山海關內外還有主客官兵六萬九千四百多名，新招集的遼兵也有五千六百多人，覺華島(今遼寧省興城縣南菊花島)游擊金冠還有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多名，祖大壽統率的遼兵有八百七十多名。王在晉仍然認為不能動，決定全年修理兵器、製造戰具，等元氣恢復了，兵力集中，糧食充足，明年可以找機會襲擊廣寧。在王在晉的這種思想指導下，明關東邊塞擁兵七萬多人，竟沒有派出一隊兵卒到右屯衛去主動破壞努爾哈赤的運糧行動，這是原因之二。
王在晉用兵的原則是，沒有恢復全遼的力量，不可去恢復廣寧，沒有具備消滅努爾哈赤八旗兵的力量，不可以去恢復全遼。因此，當前只有守住山海關，不可前進一步[12]。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五月，後金已經進入遼瀋一年多了，諸事都已經有了頭緒，王在晉還象做夢似地議論說：遼陽不過是努爾哈赤的新居，是個“浮寓”(即臨時住所)而已。東有毛文龍牽制其尾，西有蒙古各部控制其頭，努爾哈赤必然龜縮起來，以求得自己存身罷了。我軍可以乘此機會，進行整頓，並認為明軍出山海關三百里既沒有穀物可吃，又沒有田地可耕。後金軍前進沒有糧餉，後退沒有米食，必然會拋棄廣寧，只有明金雙方據遼河而守，因此，王在晉在前屯、寧遠一帶既不派兵駐守，也不命令軍士去收取遺失的器械，而是乞求蒙古各部挖掘遼人逃跑時丟棄在各個村屯的窖藏，運到山海關前，再用布匹與蒙古各部交換[13]。寧遠城中的卷案、冊籍、銅斤、大炮都沒有動，而王在晉既不敢派兵駐守，也不敢前去搬運，都是蒙古各部運送到關前，甚至連樵採、燒造磚瓦等雜役，也依賴蒙古各部[14]。王在晉死守關城、坐待時機，是明不派兵騷擾努爾哈赤運糧行動的原因之三。
王在晉守遼三個月以後，感到坐在關上也不放心，長城不一定可靠，於是他又請求在八里舖(今秦皇島市東北“八里堡”)再築一個城，宣稱建這個城有十二便[15]。就這樣，王在晉守遼近八個月，費金多達百萬，恢復失地僅有八里，被當時的人當作笑柄，朝廷大臣有時議起這件事來，無不“哄然”[16]，這是王在晉不派兵擾害努爾哈赤運糧行動的原因之四。
然而，王在晉也並不是一件好事也沒做，他的功績在於使用了舊臣王象乾，聯合蒙古各部，牽制了後金，使努爾哈赤沒有能夠得到西部蒙古的幫助，不敢輕易的舉兵西進。但從王在晉守遼的全局來說，儘管皇帝認為他是“熟諳韜鈐”的人物，實際上他拙於戰守是一目了然的。時間過了不久，明廷的閣臣孫承宗巡邊，到了中前所，觀察了山川形勢，認為寧遠、覺華島是天護重關，不能不守，他力勸王在晉發兵駐守寧遠、前屯等地。王在晉執意不肯，孫承宗與王在晉談了七晝夜，說得口千舌燥，王在晉仍無動於衷，龜縮不前。孫閣部毫無辦法，只好把王在晉守邊的情況向皇上報告。皇帝聽了大吃一驚，便借王在晉生病之機，下旨召還。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七月，王在晉接到聖旨以後，竟說：臣見了聖旨，望西遙拜，喜出望外。自從有了遼事以來，守邊的大將死的作了沙場的鬼，活著的逮捕成了“縲紲”之囚，我幸而安全得歸啊![17]。
在這人人退縮，個個膽怯的時刻，山東按察司僉事袁崇煥毛遂自薦地說：只要兵馬足、錢糧足，我一個人可以擋關。袁崇煥臨難挺身而出，取得了大臣的信任。皇帝當即下旨任閻鳴泰、袁崇煥為山海關監軍。袁崇煥為人性情豪爽，不怕苦，不畏死，很有實幹精神。因此，他得到任命後，既不求奉聖旨，也不告辭朝廷，竟自行直奔山海關而去[3]。
當時的遼河以西，除了從廣寧到西寧堡(今遼寧省盤山縣東南“西豐古城子”)一線，後金設了哨卒以外，大部分的地區後金還沒有力量占領。十三山、大凌河、小凌河等各屯的居民，都不肯歸順後金。義州東南的戚家堡，錦州南的雙山堡、十官兒屯等地少的有數千人，多的有數萬人，合計起來不下十餘萬軍民占山抗金，等待明軍的救援。廣寧失守以後已經半個月了，中前所(今遼寧省綏中縣前所)只有後金數十名騎兵巡視，前屯衛(今遼寧省綏中縣前衛)也只有三百多名八旗兵，城中明軍的房屋還都完好無損，大炮還放在原地沒動。中後(今遼寧省綏中縣縣城)、中右(今遼寧省興城縣西南沙後所)、寧遠(今遼寧省興城縣縣城)、中左(今遼寧省錦西縣東北“塔山”)等處，明軍退走後，成了無人占有的中間地帶[4]。
大英明汗努爾哈赤回兵遼陽以後，命令都堂兼固山額真阿敦、額駙李永芳和阿布圖等，在沿邊各城堡任命官員，設置邊台和哨所[5]。為了都城的安全，努爾哈赤遷都瀋陽以前住在遼陽的東城，命令李永芳駐守舊遼陽城。邊防的守軍分作三路，一路駐守在鎮江，防備朝鮮王國進兵。一路駐守在遼南四衛，防備明朝登萊水師。一路駐守在廣寧沿邊，防備西部蒙古侵犯[6]。從廣寧到西寧一線，每二十里設立一個哨所，每個哨所設置大炮四門，所內安排女真兵一個，間置漢軍兵卒四人，夜間輪番巡查，警戒搜索[7]。除了哨卒以外，還放有遊動哨，這種哨卒可以遠到松山、杏山一帶進行巡邏。
明軍退出廣寧地區以後，在右屯衛拋下的糧食有五十多萬石。時值遼地年荒，人們都視糧如命。努爾哈赤對此當然十分重視。他除了派兵各處搜集糧食以外，在右屯衛派遣重兵層層防守。先從廣寧城推來戰車三、四百輛，守衛右屯衛的城門，內駐一名主將，四名游擊，統率三千八旗兵。城外有八旗兵中的女真、漢軍輕騎兩萬多人，戰車五千多輛，環城防守。同時，由八旗共派出八萬多人，出動大軲轆牛車三千三百六十多輛，陸續將右屯衛糧食運往三岔河、牛莊、海州、遼陽等地，前後搬運十個月之久[8]。
當努爾哈赤積極搬運糧食，全力解決國內人民缺糧的困難時候，只有蒙古各部的騎兵不斷出來搶些糧食，明軍竟然沒有出動一兵一卒進行一次象樣子的騷擾，致使努爾哈赤得以安然運走右屯衛糧食。
明軍為什麼不阻止和破壞努爾哈赤的運糧呢?這是因為明朝的兵部尚書張鶴鳴在二月十三日到達山海關後，命令錦衣衛逮捕了王化貞，送入北京。革了熊廷弼經略的職務，命令他回到原籍去，聽候處理[9]。這樣，遼地的守軍失去了指揮的能力，這是原因之一。
明廷命令王在晉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王在晉到關以後，認為過去清河、撫順的失敗在於守將輕敵，三路喪師在於統兵將帥輕進，廣寧失守在於邊將輕易出戰。曾說：初壞(即撫順、清河失守)遼東已經成了“危局”，再壞(即開原、鐵嶺失守)遼東已經成了“敗局”，三壞(失掉瀋陽、遼陽)遼地成了“殘局”，四壞(失了廣寧)，全局都捐棄沒了，沒有局面可布置了[10]。同時，他又錯誤地認為，遼地人民畏懼強敵，生來都習慣於散漫，不能吃苦耐勞。遼人若是當兵，不是跑，就是投降等[11]。基於這種認識，儘管山海關內外還有主客官兵六萬九千四百多名，新招集的遼兵也有五千六百多人，覺華島(今遼寧省興城縣南菊花島)游擊金冠還有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多名，祖大壽統率的遼兵有八百七十多名。王在晉仍然認為不能動，決定全年修理兵器、製造戰具，等元氣恢復了，兵力集中，糧食充足，明年可以找機會襲擊廣寧。在王在晉的這種思想指導下，明關東邊塞擁兵七萬多人，竟沒有派出一隊兵卒到右屯衛去主動破壞努爾哈赤的運糧行動，這是原因之二。
王在晉用兵的原則是，沒有恢復全遼的力量，不可去恢復廣寧，沒有具備消滅努爾哈赤八旗兵的力量，不可以去恢復全遼。因此，當前只有守住山海關，不可前進一步[12]。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五月，後金已經進入遼瀋一年多了，諸事都已經有了頭緒，王在晉還象做夢似地議論說：遼陽不過是努爾哈赤的新居，是個“浮寓”(即臨時住所)而已。東有毛文龍牽制其尾，西有蒙古各部控制其頭，努爾哈赤必然龜縮起來，以求得自己存身罷了。我軍可以乘此機會，進行整頓，並認為明軍出山海關三百里既沒有穀物可吃，又沒有田地可耕。後金軍前進沒有糧餉，後退沒有米食，必然會拋棄廣寧，只有明金雙方據遼河而守，因此，王在晉在前屯、寧遠一帶既不派兵駐守，也不命令軍士去收取遺失的器械，而是乞求蒙古各部挖掘遼人逃跑時丟棄在各個村屯的窖藏，運到山海關前，再用布匹與蒙古各部交換[13]。寧遠城中的卷案、冊籍、銅斤、大炮都沒有動，而王在晉既不敢派兵駐守，也不敢前去搬運，都是蒙古各部運送到關前，甚至連樵採、燒造磚瓦等雜役，也依賴蒙古各部[14]。王在晉死守關城、坐待時機，是明不派兵騷擾努爾哈赤運糧行動的原因之三。
王在晉守遼三個月以後，感到坐在關上也不放心，長城不一定可靠，於是他又請求在八里舖(今秦皇島市東北“八里堡”)再築一個城，宣稱建這個城有十二便[15]。就這樣，王在晉守遼近八個月，費金多達百萬，恢復失地僅有八里，被當時的人當作笑柄，朝廷大臣有時議起這件事來，無不“哄然”[16]，這是王在晉不派兵擾害努爾哈赤運糧行動的原因之四。
然而，王在晉也並不是一件好事也沒做，他的功績在於使用了舊臣王象乾，聯合蒙古各部，牽制了後金，使努爾哈赤沒有能夠得到西部蒙古的幫助，不敢輕易的舉兵西進。但從王在晉守遼的全局來說，儘管皇帝認為他是“熟諳韜鈐”的人物，實際上他拙於戰守是一目了然的。時間過了不久，明廷的閣臣孫承宗巡邊，到了中前所，觀察了山川形勢，認為寧遠、覺華島是天護重關，不能不守，他力勸王在晉發兵駐守寧遠、前屯等地。王在晉執意不肯，孫承宗與王在晉談了七晝夜，說得口千舌燥，王在晉仍無動於衷，龜縮不前。孫閣部毫無辦法，只好把王在晉守邊的情況向皇上報告。皇帝聽了大吃一驚，便借王在晉生病之機，下旨召還。天啟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七月，王在晉接到聖旨以後，竟說：臣見了聖旨，望西遙拜，喜出望外。自從有了遼事以來，守邊的大將死的作了沙場的鬼，活著的逮捕成了“縲紲”之囚，我幸而安全得歸啊![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