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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大措施算緡和告緡則是直接向資本家開刀。算緡是徵收財產稅，讓資本家自報財產，然後分別收財產稅。收多少呢？收百分之十，二千錢，就是二緡，收一算，一算為二百文。要是資本家不肯如實上報財產，隱瞞、轉移資本，怎麼辦呢？還有告緡，就是提倡大家告發，被告的人，如果查證屬實，財產全部沒收，本人充軍一年，告發者能拿到這個財產的一半。這個甜頭大啊，而且如何證明告發是否屬實呢？靠官府的十大酷刑。如果不屬實，告發者會不會有懲罰呢？不知道，自古告密者，懲罰總是很小的。所以結果也如大家所料，“中家以上大抵遇告”，政府“得民財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這四大措施就像四大組合拳，招招擊向資本家的命門，把資本家的錢弄到了官府和朝廷，從而成功實現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朝廷有錢打仗了，官員有錢發獎金了。但是除了已經失去話語權的資本家，有沒有反對的呢？
73．中國模式
前工業時代，政府的收入通常不會太高，政府的規模通常不會太大，基本上中央就是皇室與侍臣，地方上要麼乾脆就是封建領主，層層附庸，和周朝似的封建制度，要麼就是些總督啊親王啊之類的，也是一群土皇帝。有時也會派一些官員下去，但都是國君的親戚、兄弟，或功臣、大貴族，很少有什麼縣令市長，更很少有任期制，更很少能做到從平民中選拔絕大部分官員，更不可能對成千上萬的官員發薪水，做考核。為什麼呢？因為它們的財政，支撐不了一個完全的文官政府。
不過西方不亮東方亮，在中國，漢武之後，文官階層蒸蒸日上。到科舉制大興之後，從最頂層到最基層，所有的官員都由中央任命，從平民中公平公開的選拔，由中央考核，由中央發薪水，有任期，有制度，有淘汰，與現代社會別無二致。這實在是一種奇蹟。畢竟這麼多官員的薪水，不是一個小數目，通常都在千萬貫錢或千萬兩白銀的級別。
為什麼能維持這種制度，有很多原因。比如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這種國家機器，讓資產階級任何時候都無法挑戰，稍稍冒一點兒頭兒，就會被打擊。比如郡縣制度，讓政府能控制到社會的最基層，從政治到經濟到文化。比如漢代的造紙術，唐宋的印刷術，儒家的教育術，造就了一個智識階層。比如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這個可比那個什麼“治水社會”合理多了，沒有哪兩個村子會為了灌溉自願合併，相反他們還會爭水，但他們卻可能為了強大的單獨無法對付的外敵，長久地聯合在一起。但有一個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從漢武帝時形成的一個獨具中國特色的制度，這個制度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所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他們有錢哪，有著最為龐大的中央財政呢，而且是在長期保持百分之十以下的名義稅率的基礎上做到的。畢竟前工業時代，主要的產業就是種植業，光種田能種出多少財富？如果胡亂增加農業稅收，可是會造反的，如果不增加農業稅收，又哪裡有那麼多的中央財政呢？不過中國有辦法。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很多年後又有一句話，“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意思都是一樣的，就是不動農業的稅收，從工商業著手。農業求穩，工業求富，商業求活。搞市場經濟、勞動市場、土地市場和資本市場，全面放開，什麼都可以交易。但同時又是管制經濟，官府什麼都可以管，你生意做得大可以管，你攤位沒擺對地方可以管，你賣的東西價格不對也可以管。但又都是可以管，不是一定要管，也可以今天管，明天不管，也可以對他不管，對你管，也可以表面管，實際不管，也可以大的管，小的不管，也可以小的不管，大的管，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種事情，你懂的。
經濟不景氣了，就把政策放開一點，放手讓資本家賺錢，就搞私有化，甚至一些國家的東西都可以放開，都可以讓資本家去經營。經濟景氣了，資本家賺得夠了，再把政策收收，搞搞國有化，官府就又有錢了。羊要等羊毛養長才能剪，豬要養肥了才能殺。暴利行業，一定要由國家壟斷，其他的小錢嘛，可以讓資本家賺賺，不過如果真碰到那種天才，在小道中也能掙到大錢，富可敵國，那也要打擊一下“豪強”，畢竟咱要維護公平，不能貧富差距太大不是？利用市場經濟的財富增殖能力，再利用國家機器把這些財富集中起來，“利出一孔”，就是前工業時代，也能有足夠的中央財政，去養兵百萬，養官十萬了。此之謂前工業時代的“中國模式”。
這種模式，好處是顯然的，在生產力還是很低的情況下，讓中國兩千年之間，一直是世界上最富的地區之一。而且也夠強，雖然也有過兩次異族征服，但你看看其他地區，異族征服？那算是好的，亡國滅種都多少次了。印度，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異族入侵，而且都把原住民打成最低最低的種姓。英國人、凱爾特人、羅馬人、維京人、盎格魯人、撒克遜人，那個熱鬧啊，征服者甚至擁有初夜權。就不提美索不達米亞了，數不過來。而在中國，從秦到清，對北方遊牧民族占據優勢的時間，至少與占據劣勢的時間，相差不是太遠。
這四大措施就像四大組合拳，招招擊向資本家的命門，把資本家的錢弄到了官府和朝廷，從而成功實現了“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朝廷有錢打仗了，官員有錢發獎金了。但是除了已經失去話語權的資本家，有沒有反對的呢？
73．中國模式
前工業時代，政府的收入通常不會太高，政府的規模通常不會太大，基本上中央就是皇室與侍臣，地方上要麼乾脆就是封建領主，層層附庸，和周朝似的封建制度，要麼就是些總督啊親王啊之類的，也是一群土皇帝。有時也會派一些官員下去，但都是國君的親戚、兄弟，或功臣、大貴族，很少有什麼縣令市長，更很少有任期制，更很少能做到從平民中選拔絕大部分官員，更不可能對成千上萬的官員發薪水，做考核。為什麼呢？因為它們的財政，支撐不了一個完全的文官政府。
不過西方不亮東方亮，在中國，漢武之後，文官階層蒸蒸日上。到科舉制大興之後，從最頂層到最基層，所有的官員都由中央任命，從平民中公平公開的選拔，由中央考核，由中央發薪水，有任期，有制度，有淘汰，與現代社會別無二致。這實在是一種奇蹟。畢竟這麼多官員的薪水，不是一個小數目，通常都在千萬貫錢或千萬兩白銀的級別。
為什麼能維持這種制度，有很多原因。比如一個強有力的國家機器，這種國家機器，讓資產階級任何時候都無法挑戰，稍稍冒一點兒頭兒，就會被打擊。比如郡縣制度，讓政府能控制到社會的最基層，從政治到經濟到文化。比如漢代的造紙術，唐宋的印刷術，儒家的教育術，造就了一個智識階層。比如北方遊牧民族的威脅，這個可比那個什麼“治水社會”合理多了，沒有哪兩個村子會為了灌溉自願合併，相反他們還會爭水，但他們卻可能為了強大的單獨無法對付的外敵，長久地聯合在一起。但有一個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從漢武帝時形成的一個獨具中國特色的制度，這個制度有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所謂“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他們有錢哪，有著最為龐大的中央財政呢，而且是在長期保持百分之十以下的名義稅率的基礎上做到的。畢竟前工業時代，主要的產業就是種植業，光種田能種出多少財富？如果胡亂增加農業稅收，可是會造反的，如果不增加農業稅收，又哪裡有那麼多的中央財政呢？不過中國有辦法。
“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很多年後又有一句話，“民不加賦而國用足”，意思都是一樣的，就是不動農業的稅收，從工商業著手。農業求穩，工業求富，商業求活。搞市場經濟、勞動市場、土地市場和資本市場，全面放開，什麼都可以交易。但同時又是管制經濟，官府什麼都可以管，你生意做得大可以管，你攤位沒擺對地方可以管，你賣的東西價格不對也可以管。但又都是可以管，不是一定要管，也可以今天管，明天不管，也可以對他不管，對你管，也可以表面管，實際不管，也可以大的管，小的不管，也可以小的不管，大的管，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種事情，你懂的。
經濟不景氣了，就把政策放開一點，放手讓資本家賺錢，就搞私有化，甚至一些國家的東西都可以放開，都可以讓資本家去經營。經濟景氣了，資本家賺得夠了，再把政策收收，搞搞國有化，官府就又有錢了。羊要等羊毛養長才能剪，豬要養肥了才能殺。暴利行業，一定要由國家壟斷，其他的小錢嘛，可以讓資本家賺賺，不過如果真碰到那種天才，在小道中也能掙到大錢，富可敵國，那也要打擊一下“豪強”，畢竟咱要維護公平，不能貧富差距太大不是？利用市場經濟的財富增殖能力，再利用國家機器把這些財富集中起來，“利出一孔”，就是前工業時代，也能有足夠的中央財政，去養兵百萬，養官十萬了。此之謂前工業時代的“中國模式”。
這種模式，好處是顯然的，在生產力還是很低的情況下，讓中國兩千年之間，一直是世界上最富的地區之一。而且也夠強，雖然也有過兩次異族征服，但你看看其他地區，異族征服？那算是好的，亡國滅種都多少次了。印度，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異族入侵，而且都把原住民打成最低最低的種姓。英國人、凱爾特人、羅馬人、維京人、盎格魯人、撒克遜人，那個熱鬧啊，征服者甚至擁有初夜權。就不提美索不達米亞了，數不過來。而在中國，從秦到清，對北方遊牧民族占據優勢的時間，至少與占據劣勢的時間，相差不是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