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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魏晉名士為代表的遊戲反叛型文化人格，直到今天還常常能夠見到現代化身。每當文化觀念嚴重滯後的歷史時刻，一些人出現了，他們絕不和種種陳舊觀念辯論，也不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或反抗者的形象，而只是在社會一角專注地做著自己的事，唱著奇奇怪怪的歌，寫著奇奇怪怪的詩，穿著奇奇怪怪的服裝，說著奇奇怪怪的話。他們既不正統，也不流行。當流行的風潮擷取他們的局部創造而風靡世間的時候，他們又走向了孤獨的小路。隨著年歲的增長，家庭的建立，他們遲早會告別這種生態，但他們一定不會後悔，因為正是那些奇奇怪怪的歲月，使他們成了文化轉型的里程碑。
當然這裡也會滋生某種虛假。一些既沒有反叛精神又沒有遊戲意識的平庸文人常常會用一些故作艱深的空談，來冒充魏晉名士的後裔，或換稱現代主義的精英，而且隊伍正日見擴大。要識破這些人並不難，因為什麼都可以偽造，卻很難偽造人格。魏晉名士再奇特，他們的文化人格還是強大而響亮的。
三
對於以陶淵明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國民眾不像對魏晉名士那樣陌生，也不像對三國群雄那樣熱絡，處在一種似遠似近、若即若離的狀態之中。
這就需要多說幾句了。
現在有不少歷史學家把陶淵明也歸入魏晉名士一類，可能有點粗糙。陶淵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時候，阮籍、嵇康也已經去世一百多年。他與這兩代人，都有明顯區別。他對三國群雄爭鬥權謀的無果和無聊看得很透，這一點與魏晉名士是基本一致的。但如果把他與魏晉名士細加對比，他會覺得魏晉名士雖然喜歡老莊卻還不夠自然，在行為上有點故意，有點表演，有點“我偏要這樣”的做作，這就與道家的自然觀念有距離了。他還會覺得，魏晉名士身上殘留著太多都邑貴族子弟的氣息，清談中過於互相依賴，過於在乎他人的視線，而真正徹底的放達應該進一步回歸自然個體，回歸僻靜的田園。
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躍：從漫長的古代史到三國群雄，中國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與軍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晉名士用極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來，讓它回歸個體，悲壯而奇麗地當眾燃燒;陶淵明則更進一步，不要悲壯，不要奇麗，更不要當眾，也未必燃燒，只在都邑的視線之外過自己的生活。
安靜，是一種哲學。在陶淵明看來，魏晉名士的獨立如果達不到安靜，也就無法長時間保持，要麼悽悽然當眾而死，要麼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大量立誓找回自我，並確實作出了奮鬥的人物，但他們沒有為找回來的自我安排合適的去處，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綁架了。陶淵明說了，這個合適的去處只有一個，那就是安靜。
在陶淵明之前，屈原和司馬遷也得到過被迫的安靜，但他們的全部心態已與朝廷興衰割捨不開，因此即使身在安靜處也無時無刻不惦念著那些不安靜的所在。陶淵明正好相反，雖然在三四十歲之間也外出斷斷續續做點小官，但所見所聞使他越來越殷切地惦念著田園。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園荒蕪了。他天天自催。
照理，這樣一個陶淵明，應該更使民眾感到陌生。儘管他的言詞非常通俗，絕無魏晉名士的艱澀，但民眾的接受從來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轟動，而陶淵明恰恰拒絕轟動。民眾還在乎故事，而陶淵明又恰恰沒有故事。
因此，陶淵明理所當然地處於民眾的關注之外。同時，也處於文壇的關注之外，因為幾乎所有的文人都學不了他的安靜，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他們的很多詩文其實已經受了他的影響，卻還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淵明還是沒有產生應有的反響。好評有一些，比較零碎。直到宋代，尤其是蘇東坡，才真正發現陶淵明的光彩。蘇東坡是熱鬧中人，由他來激贊一種遠年的安靜，容易讓人信任。細細一讀，果然是好。於是，陶淵明成了熱門。
由此可見，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雲霧遮蓋數百年之久的，這種雲霧主要是朦朧在民眾心間。大家只喜歡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亂喊，卻完全沒有注意那一脈與天相連的隱隱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驚世高峰。
陶淵明這座高峰，以自然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筆描寫自然。
請看：
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這首詩非常著名。普遍認為，其中“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兩句表現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自然生態意境，可以看成陶淵明整體風範的概括。但是王安石最推崇的卻是前面四句，認為“奇絕不可及”，“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王安石作出這種超常的評價，是因為這幾句詩用最平實的語言道出了人生哲理。那就是：在熱鬧的“人境”也完全能夠營造偏靜之境，其間關鍵就在於“心遠”。
正是高遠的心懷，有可能主動地對自己作邊緣化處理。而且，即便處在邊緣，也還是充滿意味。什麼意味?只可感受，不能細辨，更不能言狀。因此最後他要說：“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哲理玄言詩的痕跡。陶淵明讓哲理入境，讓玄言具象，讓概念模糊，因此大大地超越了魏晉名士。但是，魏晉名士對人生的高層次思考方位卻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麼平靜、優雅。
他終於寫出了自己的歸結性思考：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一切依順自然，因此所有的喜悅、恐懼、顧慮都被洗滌得乾乾淨淨，順便，把文字也洗乾淨了。你看這四句，乾淨得再也嗅不出一絲外在香氣。我年輕時初讀此詩便驚嘆果然真水無色，前不久聽到九旬高齡的大學者季羨林先生說，這幾句詩，正是他畢生的座右銘。
“大化”——一種無從阻遏、也無從更改的自然巨變，一種既造就了人類，又不理會人類的生滅過程，一種絲毫未曾留意任何輝煌、低劣、咆哮、哀嘆的無情天規，一種足以裹卷一切、收羅一切的颶風和烈焰，一種撫摩一切、又放棄一切的從容和冷漠——成了陶淵明的思維起點。陶淵明認為我們既然已經跳入其間，那麼，就要確認自己的渺小和無奈。而且，一旦確認，我們也就徹底自如了。徹底自如的物態象徵，就是田園。
四
然而，田園還不是終點。
陶淵明自耕自食的田園生活雖然遠離了塵世惡濁，卻也要承擔肢體的病衰、人生的艱辛。田園破敗了，他日趨窮困，唯一珍貴的財富就是理想的權利。於是，他寫下了《 桃花源記 》。
當然這裡也會滋生某種虛假。一些既沒有反叛精神又沒有遊戲意識的平庸文人常常會用一些故作艱深的空談，來冒充魏晉名士的後裔，或換稱現代主義的精英，而且隊伍正日見擴大。要識破這些人並不難，因為什麼都可以偽造，卻很難偽造人格。魏晉名士再奇特，他們的文化人格還是強大而響亮的。
三
對於以陶淵明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國民眾不像對魏晉名士那樣陌生，也不像對三國群雄那樣熱絡，處在一種似遠似近、若即若離的狀態之中。
這就需要多說幾句了。
現在有不少歷史學家把陶淵明也歸入魏晉名士一類，可能有點粗糙。陶淵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時候，阮籍、嵇康也已經去世一百多年。他與這兩代人，都有明顯區別。他對三國群雄爭鬥權謀的無果和無聊看得很透，這一點與魏晉名士是基本一致的。但如果把他與魏晉名士細加對比，他會覺得魏晉名士雖然喜歡老莊卻還不夠自然，在行為上有點故意，有點表演，有點“我偏要這樣”的做作，這就與道家的自然觀念有距離了。他還會覺得，魏晉名士身上殘留著太多都邑貴族子弟的氣息，清談中過於互相依賴，過於在乎他人的視線，而真正徹底的放達應該進一步回歸自然個體，回歸僻靜的田園。
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躍：從漫長的古代史到三國群雄，中國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與軍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晉名士用極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來，讓它回歸個體，悲壯而奇麗地當眾燃燒;陶淵明則更進一步，不要悲壯，不要奇麗，更不要當眾，也未必燃燒，只在都邑的視線之外過自己的生活。
安靜，是一種哲學。在陶淵明看來，魏晉名士的獨立如果達不到安靜，也就無法長時間保持，要麼悽悽然當眾而死，要麼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大量立誓找回自我，並確實作出了奮鬥的人物，但他們沒有為找回來的自我安排合適的去處，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綁架了。陶淵明說了，這個合適的去處只有一個，那就是安靜。
在陶淵明之前，屈原和司馬遷也得到過被迫的安靜，但他們的全部心態已與朝廷興衰割捨不開，因此即使身在安靜處也無時無刻不惦念著那些不安靜的所在。陶淵明正好相反，雖然在三四十歲之間也外出斷斷續續做點小官，但所見所聞使他越來越殷切地惦念著田園。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園荒蕪了。他天天自催。
照理，這樣一個陶淵明，應該更使民眾感到陌生。儘管他的言詞非常通俗，絕無魏晉名士的艱澀，但民眾的接受從來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轟動，而陶淵明恰恰拒絕轟動。民眾還在乎故事，而陶淵明又恰恰沒有故事。
因此，陶淵明理所當然地處於民眾的關注之外。同時，也處於文壇的關注之外，因為幾乎所有的文人都學不了他的安靜，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他們的很多詩文其實已經受了他的影響，卻還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淵明還是沒有產生應有的反響。好評有一些，比較零碎。直到宋代，尤其是蘇東坡，才真正發現陶淵明的光彩。蘇東坡是熱鬧中人，由他來激贊一種遠年的安靜，容易讓人信任。細細一讀，果然是好。於是，陶淵明成了熱門。
由此可見，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雲霧遮蓋數百年之久的，這種雲霧主要是朦朧在民眾心間。大家只喜歡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亂喊，卻完全沒有注意那一脈與天相連的隱隱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驚世高峰。
陶淵明這座高峰，以自然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筆描寫自然。
請看：
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這首詩非常著名。普遍認為，其中“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兩句表現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自然生態意境，可以看成陶淵明整體風範的概括。但是王安石最推崇的卻是前面四句，認為“奇絕不可及”，“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王安石作出這種超常的評價，是因為這幾句詩用最平實的語言道出了人生哲理。那就是：在熱鬧的“人境”也完全能夠營造偏靜之境，其間關鍵就在於“心遠”。
正是高遠的心懷，有可能主動地對自己作邊緣化處理。而且，即便處在邊緣，也還是充滿意味。什麼意味?只可感受，不能細辨，更不能言狀。因此最後他要說：“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哲理玄言詩的痕跡。陶淵明讓哲理入境，讓玄言具象，讓概念模糊，因此大大地超越了魏晉名士。但是，魏晉名士對人生的高層次思考方位卻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麼平靜、優雅。
他終於寫出了自己的歸結性思考：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一切依順自然，因此所有的喜悅、恐懼、顧慮都被洗滌得乾乾淨淨，順便，把文字也洗乾淨了。你看這四句，乾淨得再也嗅不出一絲外在香氣。我年輕時初讀此詩便驚嘆果然真水無色，前不久聽到九旬高齡的大學者季羨林先生說，這幾句詩，正是他畢生的座右銘。
“大化”——一種無從阻遏、也無從更改的自然巨變，一種既造就了人類，又不理會人類的生滅過程，一種絲毫未曾留意任何輝煌、低劣、咆哮、哀嘆的無情天規，一種足以裹卷一切、收羅一切的颶風和烈焰，一種撫摩一切、又放棄一切的從容和冷漠——成了陶淵明的思維起點。陶淵明認為我們既然已經跳入其間，那麼，就要確認自己的渺小和無奈。而且，一旦確認，我們也就徹底自如了。徹底自如的物態象徵，就是田園。
四
然而，田園還不是終點。
陶淵明自耕自食的田園生活雖然遠離了塵世惡濁，卻也要承擔肢體的病衰、人生的艱辛。田園破敗了，他日趨窮困，唯一珍貴的財富就是理想的權利。於是，他寫下了《 桃花源記 》。